梁启超“科举观”的嬗变

    倡废科举，时代濡染下的思想转变

    少年时代的梁启超，自称生于且耕且读之家，四五岁就在祖父及母膝下受《四书》、《诗经》。十八岁入京应试，下第归，途经上海从坊间购得《瀛寰志略》，始知有西学。

    在初识康有为时，梁氏对之曾作出精妙绝伦的阐述：“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推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生平知有学自兹始。”他以生动的语言写出了一个旧学青年初遇西学，听所未听，闻所未闻，如遭棒喝的矛盾心理。

    清末对科举的批判主要以维新派和洋务派最为激烈，洋务派思想主要基于科举对西学的阻碍作用来谈废科举之事，维新派则多从废八股来谈变科举。作为维新健将的梁启超对科举的批判也是基于对两派思想的批判与继承。梁启超对科举的批判主要基于科举对人才与学校的禁锢两个方面：（1）科举桎梏人才，而人才的兴衰关系一国之兴衰。（2）科举对新式学校有强烈的扼杀作用。倡废科举成为梁氏改革的主要焦点。

    倡复科举，理性思考后的惊世之论

    1910年，梁启超在游历欧美，目睹西方国家借助科举制度改造成的西方文官考试制度的成效之后，发出惊世之论：

    “夫科举非恶制也，所恶乎畴昔之科举者，徒以其所试之科不足致用耳。昔美国用选举官吏之制，不胜其弊，及一八九三年，始改用此种实验，美人颂为政治上一新纪元。而德国、日本行之大效，抑更章章也。世界万国中，行此法最早者莫如我，此法实我先民千年前一大发明也。自此法行，我国贵族寒门之阶级永消灭，自此法行，我国民不待劝而竞于学，此法之造于我国也大矣，人方拾吾之唾余以自夸耀，我乃惩末流之弊，因噎以废食，其不智抑甚矣，吾故悍然曰：复科举便!”

    对科举的赞美之辞溢于言表。梁氏复科举的言论是他对西方各种制度进一步熟悉以后的产物。科举终结之时，无数生员心如死灰，当时对其各种影响评价还为时过早，经过几年的沉寂以后，梁启超对这些现象感触颇深，科举观必然也有所转变。梁启超当时已对科举积弊的现象和科举制度的公平性和促进全民向学的风气等优越性作出了准确的评价。

    嬗变之因，科举制度的合理反思

    科举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有效促进了社会流动，使得底层耕读家庭走入统治阶层从而获得社会稀缺资源的分配权。少年时代受旧学濡染的梁启超也有着旧学知识分子的科举情怀，但是这种情怀很快就在西学的冲击下粉碎，也使他对科举的认识出现了第一次转变。

    鸦片战争以后，丧权辱国之条约接踵而来，亡国灭种之忧患困扰着无数国人的心。回想雄视宇内之先人，感慨积贫积弱之今日，梁启超将“废科举，育新民”作为欲挽清廷于颓势、救黎民于水火的良方。

    科举废止以后，随着梁氏对西学认识的进一步加深，他的科举观实现了从倡废到倡复的过程。就科举制度本身来说，只是延续千年的选材古制，本无善恶，用之行善，则为善制，用之作恶，则为恶制。从制度变迁的过程来看，科举制在开放性、主动性和公平性方面比察举制与九品中正制有着无与伦比的绩效优势。但是，明代以降，以八股取士，内容限于四书五经，截搭之题层出，坊间时文如海，士子沉溺其中于他学不顾。清入主以来，科场作为政治奴隶的地位更加明显，积弊更深，终于湮灭于历史。

    梁氏“科举观”的转变始终伴随着他对西学认识的过程，这一过程也表现为从传统儒生到维新健将，最后思想融合的过程，也是梁氏试图从教育角度改造中国的尝试。在一定意义上，无论是倡废科举还是倡复科举，均显示出他在中西文化碰撞中价值观念的自我冲突与在矛盾中的艰难抉择。

    （《北京日报》9.17 陈祥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