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学的一次重大转型

　　先秦儒学经历了奠基时期和转型时期。奠基时期是指孔孟对儒学的奠基，转型时期是指孔孟儒学向荀况儒学的转型。这次广泛而深刻的重大转型，如下限止于战国末，约经历了七十年。

　　造成这次转型的重要原因是社会的实际需要。如司马迁所说，荀卿书都是面对“亡国乱君相属”，写下的“嫉浊世之政”，批判“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之著。孟轲曾主张“法先王”，荀况主张“法后王”。前者的语言指向在远古的尧、舜、禹，后者的语言指向当下的诸侯王。孟向荀的转型，更是先秦儒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光有孟轲“尽心、知性、知天”、“性善论”等本体论，以及“仁、义、礼、知（智）、圣”的形上本体，显然不够，需要走向与经验论相结合的学习论、认识论、新天道论、正名逻辑观等，这是必然的。

　　《论语》以《学而》开篇，《孟子》首篇《梁惠王》已称“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荀子》首题《劝学》，可谓继孔孟而阐新说。《劝学》的主旨是勉励人学习，其深层含义是说后天的成长环境尤其是教学语境对成材的重要。学习不限于书本，包括学习生活中的许多实证知识，包括“隆礼”（尊重和实行礼仪）、加强个人品德修养等。

　　在如何认识世界的认识论问题上，荀况有一系列重要见解。关于对大自然的认识，孟轲多半强调大自然的天性，任其自然。荀子的《天论》则在古代生产力较为低下、大自然远未得到开发的情形下，提出“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是前所未有的“人定胜天”的思想。荀况把自然存在、自然开发利用、自然辩证之理、人和“知天”等统一在一起，都作为自然认识论，在最带本体性的认识论层面上，荀学已包含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理。

　　（《中国社会科学报》9.17 李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