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救济要少一点“灾难经济学”

    云南彝良县地震发生后，云南省发改委向国家发改委申请增加40万大箱卷烟生产指标，称可为地方增加6亿多元税收，将全部用于灾后重建。

    彝良县目前已经接收中央各部门捐款7000余万元，省级部门捐款6223万元，国家又追加下拨1亿元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即便没有烟草产业，确保救灾和灾后重建的进行，也是政府公共职责的起码要求，容不下丝毫的商量。而就眼下云南的情况而言，也绝没有到非得要靠增加烟草税收来确保灾后重建的地步。

    如此带有强烈功利化色彩的要求，只能让人读出“发灾难财”的意味。

    灾难面前，任何细节和动机都可能被放大。灾难考验的也不仅仅是政府的救济能力，而更体现为一种对于行政伦理和救济伦理的检验。

    经历颇多的灾难之后，我们确实还要上一堂灾难伦理课。这种灾难伦理的补缺，已经不仅体现于这一件事上，去年，一张“北川地震遗址售票亭”的照片在微博中热传，同样引发了各种猜想和忧虑。这种不应该出现的“次生灾难”，其实都在呼唤：纯正的救灾善意与纯粹基于行政伦理和职责道义的公共救济。

    （《新京报》9.12 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