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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9月13日凌晨零点32分，林彪从山海关机场乘三叉戟飞机仓惶出逃。在这突如其来的重大政治事件面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了些什么呢？
不眠的“九一三”之夜
林彪叛逃的消息传到北京，周恩来总理对宣传报道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当时，林彪的去向已明，但后果不清，一切要做最坏的打算。林彪乘坐的飞机一旦降落在莫斯科机场，苏联将如何动作？是隐匿不宣，还是公开发表声明？如果是后者，必然成了轰动全世界的爆炸性新闻。对此，我们在宣传报道上，必须密切注意形势的发展，在突如其来的被动中争取主动。
根据指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采取三项措施：第一，“盯住”莫斯科电台的广播，一旦有关于林彪的报道和动向，立即向中央报告。第二，在广播中立即去掉林彪的名字、习惯用语和题词等，停播一切赞颂林彪的文章、歌曲和节目。第三，反复播放《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鼓舞人民，加强纪律。
这一切都是为了争取主动而安排的，不能等外电都已报道，我们还在按原来的路子作宣传报道；也不能让人民群众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公开。在外电未公开报道之前，我们暂不发消息，静观事态的发展。
内外有别 从容计议
然而，在按照上述的要求广播了两天之后，仍然没有收听到林彪抵达莫斯科的任何消息。是林彪没有到莫斯科？就当时中苏的紧张关系而言，苏联绝不会放弃这一大做文章的时机。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这时候，陆续有所传闻：13日凌晨2点30分左右，在蒙古的肯特省坠毁一架中国军用飞机，机上9人全部死亡。这是不是林彪一伙出逃乘坐的飞机？
中央在没有完全弄清事情的真相以前，对宣传提出了新的要求：适当放宽宣传的尺度，在某些文章和节目中，有计划地适当出现林彪的名字，甚至也可以偶尔出一次“以林×××为副”的提法，争取时间，稳定舆论。这样做不仅很快消除了国内人们的猜疑，也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了”已经出现的外电的种种猜测。
这期间，在接待外宾的对外表态中，对与林彪有关的人和事，如有人问起，既不肯定也不否定。某地广播局的负责人宴请罗马尼亚客人时，不知是有意还是无心，罗方有人举杯特意“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我们也只好举杯，无言一笑了之。
国庆22周年的庆祝方式也随之改变。为避免因出席人员的改变而引起猜测，不搞大型庆祝活动，公开申明的理由是：新中国已建立20多年了，局势稳定，不必年年搞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对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来电祝贺我国国庆，有的仍提到林彪的名字，广播时将过去全文广播的做法改为摘要播出，有意作了回避。
时机成熟 公之于世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赢得了时间，争取了主动。从1971年10月上旬开始，按照中央部署，在内部陆续传达林彪反党集团罪行材料，不久在公开宣传中开始点名批判。
宣传上一旦公开，必须严格控制，绝不能再让林彪的画像、题词、语录等以正面的方式出现。虽然在公开之前，在广播宣传中已有所准备，但真正做到“彻底”清除很难。这类稿件、节目太多了，哪些是林彪的习惯用语，哪些是中国的传统用语，区分不清；编辑、记者多年受到种种影响，也很难在落笔时不留痕迹。为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组成专门小组，广泛搜集有关林彪的言论，分门别类加以整理、分析。
从林彪“九一三”叛逃出走到公开点名批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宣传经历了一个严格掌握、适度放宽、又严格掌握的过程，从而在重要时刻稳定了局势。
（《周末》8.16 杨正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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