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路的剖析”与“文化的再现”

    历时八年的抗战，早已过了一个甲子。战争的创伤据说已经疗愈，而历史的话题却总是沉没了又泛起。

    比如一个汪精卫，“汉奸”的定论毕竟不那么好“正名”。于是便有人出来“分析”，说事情并非这样简单，而应当从“心理学”的深度，析其性格，剖汪精卫的“心路”。曰其具有“自毁”性格，就是“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吧！所以不惜独力扛上“汉奸”罪名，执意要“闯虎穴”。汪之少年，不是行刺过清摄政王么？所以这种“甘为釜山柴薪，燃烧牺牲，造就革命胜利的焰光”的“心理特质”，竟然“应该说是一脉相承”——“心路”之尽头，是汪精卫的“自我牺牲决心”，其中基本一条，是他关心日占区人民的疾苦，认为沦陷区的民众没有一个与日本人“协调沟通”的“中国人政府”怎么行，所以他来“担当”。你看拿一个汪精卫，真“分析”出了一点“牺牲精神”，叫做“勉从虎穴暂趋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几乎可以还他“清白”了。

    当然不是所有的反角都可以“分析”出他的“复杂心理”的。比如胡兰成，这个日伪的“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和“法制局长”。胡兰成是个不易翻案的汉奸，所以不便“正面来”，于是迂回曲折，讲他的“有文化”，讲他那时“令人神往”的生活方式，这总可以吧！

    两年前的抗战胜利纪念时，已经有人竟然将鲁迅称为“汉奸的哥哥”，同胡兰成的太太这个“汉奸的老婆”相提并论，后来大有将汪精卫这个人物与写了《多余的话》而慷慨赴义的瞿秋白烈士放在一起的。现在又将纪念抗战胜利了，“心路”的“分析”与“文化”的“再现”，又会有什么风云卷拂，又会有什么“新发现”呢？倒是可以耐心看一看的。

    （《解放日报》7.24 凌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