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大一统的思想对中国学术界影响深远。时至今日,很多学者喜欢或是倾向于把自己的理论往大一统方向推广,似乎希望可以涵盖很多领域,解释无数现象。国外学者做学问往往植根于细小处,很少搞大一统、戴大帽子,学术会议大都在非常具体的领域展开。
中国的学术会议有“大帽子会议”的倾向和习惯。只要有几个老外,不管是否是本领域公认的权威、有无代表性,就命名为帽子很大的国际会议。在美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看到的是学者们穿梭往来,争分夺秒交换思想,大小腕们与研究生一起吃盒饭等等,一番“为学术而开会”和“为学术而学术”的景象。但国内很多学术会议只重宣传效果,不重交流与教育本身,如提问和回答按火箭发射般的程序严格控制时间,多数“大小牛们”无暇顾及学生,有可能聚到包厢里吃饭以显尊荣,人脉构建大于思想交流等等,让人反思这是“学术会议”还是“会议学术”。
学术的理性与否在学者名片上也可以反映。与学界交往多了以后,收集到很多学者名片。逐渐看出大多数名片的共同特征:主任+博导+政府顾问类兼职。与官界交往多了以后,发现官员名片悄然变化:官衔+博士+学术团体类兼职。游学美国,收集到学者的名片,除了大大的“教授”外,很少看见名片上各种兼职,尤其是政府兼职。但学者们个人网页上则有很丰富的详细介绍。
现阶段,国家不断加大学术投资,殷殷期望,溢于言表。一方面学术投资不断加大,一方面完全敢讲真话的学者还较少。官用文人和商用文人却见增多。这是否也是理性学术不够的表现呢?
(《经济学家茶座》2012年第2辑 陈正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