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让中国文化活着

    今日，人们是否依旧需要文化的慰藉？如何重建公众对文化的信任和需要？记者就此话题专访了著名文化学者于丹。

    于丹说: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诗歌。看过古人的文字，我们不禁要感慨：今天的人不但有品质的快乐很少，连有品质的忧伤都很少。我们很多时候表现出的愤怒和烦恼，并不是悲天悯人的情怀。无关失业、无关失恋、无关人际纠纷的伤怀，以及对于岁月流光的悲态，现在真的很少见。所以，我希望通过诗歌的普及传播，传达出人的情怀。

    从李杜时代到清末民初，我们没见谁自诩是书法家或者诗人，因为写字、写诗是生活的一部分。那时，写诗写字是文人的基本功。到了清末民初，也出现过一大批有情怀和远见的知识分子，包括王国维先生、辜鸿铭先生等等。我记得林语堂曾经评价自己：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总体而言，他们身上拥有一种博大的文化情怀和视野。

    但是再往后，我们遗憾地看到：我们曾经一次次否认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时至今日，这场价值观和文化自信的重塑仍在进行中。对于中国文化而言，理性和温暖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当下，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坐标：空间坐标是国际语境，时间坐标是当代语境。我们亟须在“当代与国际化”相交的时空坐标上，思考如何激活自己的文化。

    我们不需要一味的感伤和缅怀，而应建立一种新的姿态：让中国文化在新的语境下有一种活着的方式，是当代知识分子身上的重要责任。希望在情绪如此躁动的时代，我们仍能够信任文化。

    （《中国青年报》3.4 骆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