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航天的背水一战

    2011年，随着“天宫一号”“神舟八号”陆续升空，中国的航天事业再次走向高潮。而这段辉煌是从一段低潮期开始的。作为亲历者和决策者，曾任原国家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航天局原局长的刘纪原日前详讲了这段往事。

    过去，航天事业是名副其实的科研攻关试验：研制成功一颗卫星、一种火箭，就发射了事，然后由新闻单位发布消息。对于比较接近国际水平的火箭工程来说，耗资巨大研发一型火箭，发射一两次就无星可射。巨大的团队和经费保持的是“小而尖”的航天工程。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国家把重点转入经济建设，但是资金有限。对航天领域来讲，科研任务大量压缩，过去依赖国家拨款的军工产品都下马了。那个时候，军品任务基本上减少到1/2到1/3。

    我是1983年到航天工业部当副部长的。我们的队伍很大，大概有24万职工，任务减少这些人怎么办？要稳定这个队伍，要有饭吃、要有活干，不然大家都去干别的，中国的航天事业就垮了。

    后来就提出要用我们比较好的运载火箭走向国际市场，承揽国际商业发射任务，然后依靠自身的发展推动我们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

    在外部环境上，1986年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大力神”火箭、“德尔塔”火箭和欧洲的“阿里安”火箭相继发射失败，国际商业发射市场上出现了一大批卫星排队等着发射的机遇。

    1986年7月17日，国务院举行会议，最终决定利用刚刚发射成功的“长征三号”承担国际商业发射服务。

    当时遇到的最大阻力来自美国，因为大部分卫星是由美国生产的。中国要发射国外卫星，势必要把国外卫星运到中国来，就牵扯到他们卫星的技术保密问题。

    经过激烈谈判，中国和美国签署了三个政府间协议。三个协议的核心实质，是美国的卫星到中国只是过境发射，入海关、出海关我们都不检查。另外，美国还规定了发射多少颗卫星等限制。当时多发射一颗，就有2000多万美元收入。开始定了12颗，我们想增加，美国人要减少。

    那个时候，我们还不是国际航天俱乐部的成员，为了扫清障碍，中国政府还承诺加入了联合国外空委三个有关国际公约。比如过去发射火箭和卫星，最担心掉到周边国家，被认为入侵，引起国际纠纷。现在加入了这些协议，一旦发生意外就可以按照国际公约解决。

    1988年,美国总统批准了首批8颗卫星的出境许可证，这样才签下第一个合同。种种周折之后，1990年4月7日，“长征三号”成功地将“亚洲一号”卫星发射成功。

    从1990年到今年10月，中国长征火箭共进行了32次国际发射，为国际用户发射了38颗卫星，完成了6次搭载服务。这些商业发射，从一个侧面加快了中国航天与国际航天接轨的步伐，带动了长征火箭继续跻身于世界前列。

    （《瞭望东方周刊》2011年第43期 葛江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