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狂犬病每年导致全球5.5万人死亡。在中国，这一数字达2400人以上，居全球第二位。另一个数据是，中国也是全球狂犬病疫苗的第一大生产国和使用国，相关费用每年超过100亿元。
“付出的代价是世界第一，效果却是世界倒数第二。”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基因工程室研究员严家新对记者说，目前，中国狂犬病疫苗年使用量达1500万人份，这意味着全世界超过80%的狂犬病疫苗“都被中国人打了”。
在严家新看来，这个问题主要在于“农业部管的狗咬了卫生部管的人”。据严家新介绍，已消灭狂犬病的国家或地区的经验证明，只要控制了狗群中的狂犬病，人群中的狂犬病就能基本得到控制。
“解决狂犬病问题既要靠卫生部，更要靠农业部。”据严家新观察，相比于世界上发达国家狗用疫苗70%以上的覆盖率，我国狗用疫苗的覆盖率尚不足20%，传染源的问题无从解决。
严家新告诉记者，据卫生部等4部门估算，如果我国所有的狂犬病暴露后病例均得到预防处置，每年约需245亿元。相比之下，中国狗的总数约为1亿只，每只狗用疫苗5～10元，按70%以上的免疫覆盖率计算，总费用每年仅需5亿～7亿元。
“农业部的人要管猪，要管牛，要管鸡，觉得狂犬病的事该归卫生部管，卫生部只能拼命增加人用狂犬病疫苗的生产量和接种量，最后的结果就是每年一百亿，死亡两三千。”
在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军事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扈荣良看来，管理部门的行政不作为导致的恶果是，一旦由于狂犬病防治工作放任自流而导致人员伤亡，第一反应便是全民动员，对狗采取斩尽杀绝的极端政策。
2006年，云南省牟定县出现狂犬病疫情，全县5万只狗被悉数扑杀，其中包括4000只已经被免疫的狗。2009年，陕西省汉中市暴发狂犬病疫情，3万只狗被警察用棍子打死。
屠犬被当做政治任务完成，而政府的解释则是“人命大于狗命”。事后，有观察者以汉中为例指出，上一次狂犬病疫情在汉中暴发是在1986年至1992年间，应对方法便是全城屠狗，19年后，一切如故。
“相比于不分青红皂白的杀狗，更应该事先把免疫工作做好。”在汉中打狗事件发生后，扈荣良曾到现场调研，发现当地狗群的疫苗注射概率几乎是零，“某种程度上，这就是先懒政，再乱政”。
（《中国青年报》9.7 林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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