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维权门槛应该降低

    从三聚氰胺奶粉，到染色馒头，再到达芬奇家具，消费者无论消费能力强弱，都屡屡受骗受害。若要真正启动民间的自发维权，对无良商人“森严壁垒，众志成城”，有两个重要前提，一是惩罚性赔偿；二是集团诉讼制度。

    首先，要调动消费者维权积极性，震慑不法商人，提高违法成本，高额惩罚性赔偿制度是必需的。

    按普通法理，赔偿即是对有形、可度量损失的补偿，但案件标的可能就是一包奶粉。我国《侵权责任法》首次规定了惩罚性赔偿。该法第47条规定：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虽然，目前法律还只限定在致人伤亡等严重情况，但如果司法机关敢为天下先，选择合适案件做出“天价”赔偿判决，对那些长期恶意隐瞒产品缺陷、罔顾消费者安全的商家，课以重金赔偿，就可激活这个制度。

    其次，是集体诉讼制度。通常意义上，“集体诉讼制度”是弱势群体维权的成熟手段，被誉为“有史以来社会功用最大的救济方式”。我国目前虽然没有“集体诉讼”制度，但有与此相近的“代表人诉讼”。从司法实践看，证券案件的集体诉讼已方兴未艾，最高法也发布司法解释予以规范支持，注册会计师、证券公司的相关人员也感受到了压力。震慑效力是很明显的。

    一旦食品安全、产品质量出现问题，除了期待政府部门的监管，还需要降低消费者的维权门槛，要让消费者的维权更有力量、更有组织。

    （《东方早报》7.20 沈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