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走向另一个极端

    近年来，一些人对中国现代史的某些研究和评论，确有从一个极端迈向另一个极端的现象。兹举数例。

    如何看待“革命” 有些革命会有它的不成熟性，有它的过于理想化和激进化，甚至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但如果因此而否定它在特定历史阶段推动社会进步的正当性，那就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关于“五四运动” 有人先是说“救亡冲掉了启蒙，革命毁灭了文化”，又把社会道德方面存在的问题，归于“五四”“打倒孔家店”，甚至把火烧赵家楼的青年学生说成是“暴徒”，而“五四运动”首当其冲的对象曹、章、陆，却一个个成了“翻过来”的人物。至于辛亥革命，更是说它“中止了本来可以渐进成功的立宪进程”，甚至论断中山先生“只知破坏不知建设”等等。

    怎样看待历史研究的“真实性” 毋庸讳言，我们过去对于有些历史人物，全盘否定甚至一棍子打死，因为不够全面，所以不够“真实”。然而我们又很容易走向另一端——因为有些人物，在历史上做过一些好事，就否认他的“大节有亏”，否认他们在整体上的负面作用。

    关于汪精卫 只讲他当年刺杀摄政王的英勇，以及“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英雄情结”；对于周作人，不但说他的小品写得好，而且说他的附逆，竟是为了“保护北大校产”。

    （《解放日报》6．7 凌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