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天可以看到的大量资料可知,共产国际一直注意在中国党内物色成熟、精明和有能力的最高领袖。先是用陈独秀这样的大学教授,后是用向忠发这样的工人大老粗,然后又挑了自己培养的留苏学生来挑大梁,但没有一个是他们满意的。
莫斯科最早注意到毛泽东是在1927年初。当时,北伐战争顺利进行,但两湖农民运动出现了过火的情况,中共中央正力图矫正。共产国际这时正积极推动中国革命走向激进,对中共中央的措施颇抱怀疑态度。恰好这时毛泽东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全面肯定湖南农运“好得很”。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读到后公开表示赞赏,并将毛文刊发于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以示推崇。
从秋收起义,到1931年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再到历次反围剿,共产国际对毛泽东都是持支持态度的。遵义会议使张闻天成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对此,共产国际事后没有出面否定,但它却通过派遣长期在共产国际做领导工作的中共领导人王明回国的办法,将总书记负责制,改变成了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制。抗战开始之后,这一办法因中共中央负责人在延安和武汉两地办公,引发了权力中心归属的争执,经斯大林等人同意,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明确表态,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要像众星拱月一样围绕在毛泽东同志的周围,正式表态支持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担任最高领导人。
把毛泽东推上中国党的领袖地位,意外地带来了共产国际领导人所未能料到的结果:动摇了中共党内以往“言必称希腊(苏联)”的政治思想和组织基础。中国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从此开始走向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共产国际作为国际领导中心的作用,乃至于苏联作为无产阶级祖国的地位,都不得不让位于中共革命自身的利益需要了。
但是,共产国际此举对中共自身的发展与成功,却意义重大。正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共我行我素,最终实现了革命目标。
(《北京日报》5.16 杨奎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