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捐助

    上世纪50年代初至“文革”前，作家常有较高的稿费与版税收入，也有不少值得记述的捐助行为。

    李子云回忆：吴强十分大方，一有稿费便请客下馆子。他的《红日》初版于1957年，拿到第一笔版税，为一位没有钢琴的作家买了一架钢琴，周围有人遇到困难，他即主动解囊。“后来《红日》版税不断增加，他索性将所有版税全部交了党费。这种做法在当时也不多见，但他并没有为此得到谁说一声好，政治运动来时照旧挨打不误。”

    1953年以前，赵树理将每月所得稿费的50%交党费。同时享受工资与稿费后，他是全国作家第一个提议调整双重待遇，并带头放弃工资的，直到1958年才恢复领工资。他下乡，不报销车费和生活补助费；看病，不享受公费医疗，都花自己的钱。赵树理口袋里时常装着两种烟，一种自己抽的“绿叶”牌之类的低级烟，另一种敬别人的“大前门”之类高级烟。赵树理对子女生活上卡得挺紧，给女儿广建五元钱，让她上街给自己买一双袜子，还要买一盒牛黄解毒丸、两刀麻纸，末了还要女儿给他报账。

    1958年10月17日，郑振铎因飞机失事身亡，其子在《我的父亲郑振铎》中记述：

    在父亲逝世不久，就有许多书店纷纷登门来要高价收购他那些令人羡慕的藏书（大部分为善本书）。有一家书店愿以46万元巨款，全部收购他的藏书。“46万！”在当时多数人的工资是四五十元的水准，一斤猪肉不过七八角钱的年代，这无疑是个天文数字啊！但母亲和我们商量后，婉言谢绝了所有的书商。父亲虽然没有留下一个字的遗嘱，但生平他最爱说的话题，就是他的“书”。而在他晚年，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也是“我死后，这些书全都是国家的。”我们就把这句话当作他的遗嘱，在他逝世后，将其近10万册珍贵藏书全部献给了国家。

    郭沫若曾请大家看话剧《蔡文姬》、自费邀请科学家家属上西山郊游、野餐；他上缴的稿费在中关村修建了两个标准游泳池，改善了科技人员的生活环境。上世纪60年代，郭沫若夫妇再向科学院党组交出稿费15万元。郭去世后，中科院领导补齐稿费额度，经中央批准，在中国科技大学设立“郭沫若奖学金”。

    那个年代的作家捐助，自然带上那个时代的印痕。不过，能够向身边人施爱，向社会多作贡献，总是令人起敬的。（《解放日报》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