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正当性的高效率不是效率

    作为后发国家，中国建立了一种“赶超”体制。过去60年中，从上到下，各级政府官员不管干什么事情，都追求高效率、高速度。自上而下的政绩考核机制,更是固化了“快就是好”的政治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推动中国在各方面确实走得相当快。

    然而，官员们运用手中巨大的权力拼命追求高速度，民众的权利和利益就很容易被忽视，甚至遭到侵害。可以说，对速度的盲目追求，乃是若干年来社会紧张持续加剧的一个重要原因。

    治理社会，哪怕是寻求经济增长，并不是建设一项工程。政府所要面对的，不是没有生命的沙子、水泥、钢材，而是活生生的人，他们有自己的自由和权利。对他们，政府是不能随意地予取予夺的。即使政府为了公共利益，要他们让点路，也需要与他们商量。

    商量就要耗费时间，会迟滞决策过程，经济效率会有一定损失，但会有更多其他的好处来补偿。以如此充裕的时间去协商，确保了决策的正当性，而获得了真正的效率。今天，人们习惯于单纯用速度来定义效率。然而，没有正当性的高效率，根本就不是效率，而是反效率。而具有政治和法律正当性的低效率，再低也是效率。这一点，经历了高速度之后的中国人当有切身的体会。

    （《南方周末》12．16 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