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咸丰二年(1852)，左宗棠已年届四十。太平军在这年春天挺进湖南，一路攻城略地，逼近长沙。八月，经胡林翼、江忠源等人举荐，左宗棠入湖南巡抚幕府，正式踏入官场。

    汪衍振：太平军攻打长沙时，张亮基刚就任湖南巡抚。

    王鲁湘：人生地不熟。

    汪衍振：对，两眼一抹黑。来长沙之前，胡林翼给他写过信，说湖南有一个能员虽是布衣，但思想很超前，不是一般的书呆子，是一个能担当大任的人。谁呢？湘阴左宗棠。张亮基为了请左宗棠出山，从长沙城后门直奔湘阴东山白水洞。

    王鲁湘：当时左宗棠躲在山里。

    汪衍振：他在那个地方建了一个陋室，为了避兵祸。张亮基把他请到长沙佐幕——明是佐幕，实际上是佐以兵事，把所有军务都交给他。左宗棠当时起的作用很大。

    王鲁湘：这就给了左宗棠第一个平台。

    汪衍振：对，否则太平军不可能围困长沙八十二天没破，而仅用七天时间就攻破武昌。什么原因呢？

    王鲁湘：长沙城里有个左宗棠。

    经长沙一役后，左宗棠名声大振。因防守湖南有功，清廷赏他七品顶戴以知县用，并赏加六品同知衔。已过不惑之年的他终于有了功名，尽管只是空头衔。不久，张亮基调署湖广总督，偕他同赴湖北武昌就任。八个月后，张亮基调任山东巡抚，他便辞归湘阴。湖南巡抚骆秉章得知后，数次礼聘他均遭拒，直到1854年因湖南军情紧急才复出。

    当时湖南岌岌可危，太平军驰骋湘北，长沙周边城池大多被占领，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左宗棠再入抚署后，专主湖南军事六年。对这位师爷的能力，骆秉章起初有所保留，一年后就心甘情愿当个只画诺的上司。左宗棠向来心高气傲，不甘屈居人下，遇到这样一位无为而治的上司，正好可以大展拳脚。当时他“日间忙不可言，口讲手批，略无片刻暇”，殚精竭虑地辅佐巡抚内清四境、外援五省，革除弊政，开源节流，稳定货币，筹措军械，勉力支撑大局。在他的悉心谋划卞，湖南形势转危为安。

    咸丰八年( 1858)，清廷与太平军开战的第七个年头，骁勇善战的湘军将太平军赶出湖南，并增援江西、湖北等地。湖南巡抚骆秉章因调度有功受嘉奖，已获五品兵部郎中头衔的左宗棠也赏加四品卿衔。左宗棠的前途似乎一片光明，然而乌云正在聚集。咸丰九年(1859)夏，咸丰帝的御案上放着一道关系到左宗棠安危的奏折，系由湖广总督官文上呈。

    汪衍振：当时湖南永州镇总兵樊燮是个满人，干了很多贪污腐化的事，比如私役兵弁。骆秉章就参他，左宗棠马上起草折子。他起草的折子，骆秉章看都不看就拜发。

    王鲁湘：非常信任他。

    汪衍振：他们当时没有考虑后果。湖广总督官文是满贵大员，是朝廷安插在湖广的眼线，湖南、湖北所有事情都逃不过朝廷的眼睛。这一参，樊燮不干了，就一封信写到官文那儿。樊燮说谁参我，不是骆秉章，是左宗棠干的，人称“二巡抚”。官文不干了，一介幕僚竟然敢替巡抚做主，如何得了！

    关于左宗棠与樊燮的纠葛，野史传说得有鼻子有眼，尤以左宗棠脚踢或掌掴樊燮最广为流传。湖北恩施有位九十多岁的吴姓老人，说他幼时见过罢官归来的樊燮。老人说：“燮公谒骆帅，帅令谒左师爷，未请安。左厉声喝曰：‘武官见我，无论大小，皆要请安，汝何不然？快请安。’燮曰：‘朝廷体制，未定武官见师爷请安之例。武官虽轻，我亦朝廷二三品官也。’左怒益急，起欲以脚蹴之，大呵斥曰：‘忘八蛋，滚出去。’燮亦愠极而退。未几，即有樊燮革职回籍之朝旨。”另一种说法是，“时左宗棠以举人为湘抚骆秉章主奏稿，会劾永州总兵樊燮骄倨罢官。燮往见宗棠，语不逊。宗棠怒，批其颊”。

    上述两种说法存在出入：一说脚踢，一说掌掴；一说两人龃龉之后，左宗棠出于报复代拟奏折参劾樊燮，一说左宗棠因公参劾樊燮之后，樊燮找他算账时遭掌掴。然而，从左宗棠的书信、骆秉章的奏折、樊燮的诉状以及官文的奏折中，均找不到左宗棠脚踢或掌掴樊燮的叙述。从当事人现存史料来看，有学者认为这可能是外人的添油加醋。

    咸丰八年(1858)，樊燮循例进京陛见，骆秉章趁机调查他的劣迹，然后上呈《参劾永州镇樊燮违例乘舆、私役弁兵折》。清朝规定文官坐轿、武员骑马，如遇情况紧急，文官可以骑马，但武员不准乘轿，违者重处。武员私宅可以用家丁，但不准以兵丁充当仆役，因为兵丁拿的是国家俸禄，只准为国效劳。樊燮不仅违例乘坐肩舆、私役弁兵，还冒领军饷、挪用公款。在太平军横扫南方的背景下，身为二品武官的樊燮竟然如此玩忽职守，咸丰帝便下旨将他革职，交骆秉章严审究办。

    樊燮不肯善罢甘休，派人向湖广总督衙门和都察院上呈诉状鸣冤，说自己是被人挟嫌陷害。樊燮指控骆秉章因滥保无功之人，害怕自己此次进京告密，在幕僚左宗棠的出谋划策下上折诬陷他，而后审案官员串通一气陷害他。官文据此上了一道奏折，于是咸丰帝命他查明是否属实，并密查抚署幕僚近年积弊。咸丰九年，官文奏报并未查到抚署幕僚“恣意要挟”的确切证据，只得出“迹涉暧昧”的含糊结论。此事后来不了了之，即使当时左宗棠真被查出是“著名劣幕”，也不至于被就地正法。根据大清律例，官员若纵容幕僚把持军政，会被革职或降级，幕僚则可能被革职永不叙用，但并无性命之虞。所谓左宗棠会被就地正法之说，可能是时人夸大其词，为谈资添点作料而已。

    尽管左宗棠并非命悬一线，不过前途堪忧，如要全身而退，尚须有人出手相助。  “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这是潘祖荫在《奏保举人左宗棠人材可用疏》中写得最有分量的一句话，一时朝野震惊。区区一介抚署幕僚，竟然关系到一国安危！此言不虚，若无左宗棠从中谋划行事，湖南恐怕早已落入太平军之手。左宗棠并不认识潘祖荫，是谁请他相助呢？郭嵩焘。郭嵩焘为湘军的创建出过力，后来离开曾国藩幕府，入值上书房。咸丰帝曾向他咨询左宗棠的情况，他说了不少好话。

    汪衍振：郭嵩焘面见咸丰帝时说了三句很关键的话，第一句是左宗棠“赋性刚直，不能与世合”，就是说他傲。

    王鲁湘：他性格就这样。

    汪衍振：在湖南办事时，左宗棠与抚臣骆秉章性情契合，两人非常默契，彼此不肯相离。第二句话是左宗棠“才尽大，无不了之事”，什么事情保证都给你办明白。

    王鲁湘：给你摆平了。

    汪衍振：他接着说左宗棠“人品尤端正”，因为咸丰帝还得考虑人品。   

    王鲁湘：有才还得有德。

    汪衍振：你再有能耐，可你人品不行，我能用你吗？尤其第三句话对左宗棠的帮助非常大，说他“为人是豪杰”，这是一种定性的语言，不是模棱两可。他接着说左宗棠“每谈及天下事，感激奋发。皇上天恩如果用他，他也断无不出之理”。

    王鲁湘：这对左宗棠是个定评。    

    汪衍振：这可了不得！

    咸丰八年十二月初三日（1859年1月6日），咸丰帝在养心殿西暖阁召见郭嵩焘，说起左宗棠不肯正式出来为朝廷做事，想必是因为功名心淡。郭嵩焘说左宗棠才干极大，碍于个性问题不想出山。咸丰帝问左宗棠多大年纪了，郭嵩焘说四十七岁。咸丰帝说：“再过两年五十岁，精力衰矣。趁此时尚强健，可以一出办事，也莫自己遭踏。汝须一劝劝他。”郭嵩焘说：“臣也曾劝过他。他只觉自己性太刚，难与时合。在湖南亦是办军务。现在广西、贵州两省防剿，筹兵筹饷，多系左宗棠之力。”咸丰帝说：“闻渠尚想会试？”郭嵩焘说：“有此语。”咸丰帝不以为然：“左宗棠何必以科名为重。文章报国，与建功立业，所得孰多？渠有如许才，也须得一出办事才好。”

    高居庙堂的咸丰帝何以如此关切一介乡野举人，殷殷期待左宗棠出来为朝廷效力呢？原来早在几年前，左宗棠的声名就已传入圣听。咸丰五年，与左宗棠“无一面之缘，无一字之交”的御史宗稷辰，听闻左宗棠的才干后便举荐他可独当一面，成就必不下于胡林翼、罗泽南。咸丰六年，胡林翼向咸丰帝举荐左宗棠可为将才。咸丰帝命骆秉章将左宗棠送部引见，但骆秉章不愿放走这个得力助手，以“俟湖南军务告竣”搪塞过去。此后，只要有认识左宗棠的人觐见，咸丰帝就会问起左宗棠。如此看来，在樊燮状告左宗棠之前，咸丰帝对左宗棠已知之甚多，对其在抚署不一般的地位也已了然于胸，不至于因一纸状文即令就地正法。

    尽管并无性命之忧，处于舆论旋涡中的左宗棠痛感声名扫地，在给胡林翼的信中慨叹道：“所可恨者，七年一缕心血颇有以自见，今被一老伧破坏，此身断无复留之理，而大局且随之败裂耳。”他说自咸丰二年入抚署佐幕，“初意不过混影尘俗，数月即便抽身”，不料湖南形势严峻，张亮基、骆秉章两位巡抚殷切挽留，只好“忍耻受辱，勉与尘世俯仰。湖湘之事，一身任之；即东南之局，亦一心注之，未尝以他念稍挠其讨贼之志。平生未受国家寸禄，而辄不揣其愚暗，慨然以身冒天下之嫌怨谤忌而独执其咎，宁不自知以无权无位不幕不绅之人，处于有罪无功之地，必为世所不容哉？诚以世局如此，吾乡系东南安危，不敢不勉尽其心力所能到者，姑为图之。故频年苦说归田，迄未得恝然舍去耳”。

    左宗棠随时想抽身而退，不愿进入体制内，因此一直不肯接受政府的聘书，在抚署只是个临时工。别人看他这个师爷在抚署过得风风光光，其实他内心认为是在忍耻受辱。不管别人表面上如何尊重他，他终究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一直在为他人做嫁衣裳。平日苦于没有借口辞职，这回总算可以借故离开抚署。咸丰九年十二月，他告别将近八年的幕僚生涯，于次年正月自长沙准备赴京参加会试。

    （摘自《他们送走了一个朝代：晚清五大名人》，现代出版社2015年3月版，定价：4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