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湖南，人才辈出，仅王氏一姓，便涌现出衡阳王船山、宁乡王九溪、湘潭王闿运、长沙王先谦四大家。其中，尤以王闿运最具特色。他不仅满腹经纶，且狂傲不羁，堪称晚清士人中之一“异类”。
王闿运之“狂”，其一在于他恃才傲物，睥睨群伦。同治三年（1864年），湘军拿下金陵，重开江南乡试，一时间江南学子们纷至沓来。战后之六朝古都，一片萧索残破，加之湘军军纪不佳，招致不少士人不满，他们甚至迁怒于湖湘子弟，笑他们粗俗无才。此话传至王闿运耳中，令他颇感不平，遂写下一副对联：
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
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
濂溪指湖南理学先贤周敦颐，王尊其为儒学正统，自然将那一班江南士子归为“湘学”余支。该联写得诙谐、大气，王闿运那股子“狂劲”可见一斑。
王闿运之“狂”，其二在于他自诩霸才，语出惊人。他专研帝王之术（帝王之术，顾名思义，即教授君主如何驾驭群臣，或指点权臣怎样挟帝王以令众僚，以实现篡权之野心，又称“纵横术”），渴望有朝一日能施展其平生所学。同治元年(1862年)，湘军统帅曾国藩已手握苏、皖、赣三省军政大权，成为清廷倚重的“红人”。王闿运风尘仆仆，来到湘军帐下，欲图向曾兜售其帝王学。
初次见面，王暗示曾道：“公之文，从韩愈以追西汉，逆而难；若自诸葛忠武、魏武帝以入东汉，则顺而易。”此中深意，明眼人一望便知。在王看来，曾国藩之道德文章，若想超越“文宗”韩愈而直追西汉诸贤，难上加难，尚需数十年沉潜修炼；但要是效仿蜀之孔明、魏之曹操，独揽大权，翻云覆雨，改朝易代，则仅用三五载即可。而曾国藩却故作木讷，毫无反应。
之后，王又与曾长谈达13次之多。一日，王将话挑明：“大帅功高望重，将士用命，何不乘机夺取江山，自己做皇帝，何苦白白替别人出力？”话音刚落，曾将脸色一沉，借故出去。于是王走到曾书案前，发现其在所批公文上写满“妄”、“谬”二字。至此，王顿觉帝王之术已作泡影，无可挽回，徒叹“贤豪尽无命，天意悲难凭”。
其实，曾国藩对王之游说并非无动于衷。他曾在日记中记道：“傍夕与王壬秋（王闿运字壬秋）久谈，夜不成寐。”想必王之狂言也令曾一度心潮澎湃。要不，他何至于通宵失眠呢？只可惜，曾“国藩”毕竟不是曾“反国”。
王闿运之“狂”，其三在于他不惧淫威，巧言戏谑。民国肇造，袁世凯就迫不及待地欲复辟称帝。他想借重王闿运之名望，故聘其担任总统顾问。王早已识破袁之把戏，于是撰联一对加以讽刺：
顾我则笑，
问道于盲。
后袁一再催逼，不得已，王出任国史馆长。不过他讨袁之反感有增无减，甚至于国史馆门上手书对联一副：
民尤是也，国尤是也，何分南北；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
横批“旁观者清”。嬉笑怒骂，皆寓于联中，实乃近代对联经典之作。此老翁似是意犹未尽，还曾撰联一副：
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
联内藏话，弦外有音，其警告袁世凯勿逆潮流而动之意溢于言表。
晚年之王闿运一直对其帝王之术无处施展之事耿耿于怀，他在自撰挽联中写道：
春秋表仅成，剩有佳儿传诗礼；
纵横计不就，空留高咏满江山。
好一个“空”字，诉出了多少无奈与沮丧？然而，时至封建末世，帝王之术已是明日黄花，沦为背时之学。在中国走向共和之际，像王闿运这样的末代士人便也只能“空留高咏满江山”了……
（摘自《杂拌儿民国》，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4月版，定价：3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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