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史记

    张恨水进京

    张恨水进京之前，已经当过《芜湖日报》的主编。他当这么一份地方报纸的主编，自己觉得学问历练还不大够，希望一面做事，一面读书。于是，这个安徽小青年来到北京，成了一位“北漂”。

    那时的北漂，比现在强的地方，是有各地的会馆收容他们。张恨水在芜湖会馆落下脚后，就托同乡朋友介绍，想到一家报馆做事。已经是老北漂的朋友给他讲：现在北京规模最大设备最完善的报馆是顺天时报社，但那是日本人办的，去不得，去，他们也不收。最好呢，先进一家小报馆，将来再想办法进大报社。张恨水同意了。

    他第一次去一家报馆见工，被狠狠地吓了一跳。出得门来，他悄悄地问介绍的朋友：“我们要在外省办一张日报，也要弄个营业部，一个杂务房，一个编辑部，一间排字间，一个机器房，一间会客厅，再弄几间房，报馆里人住的。怎么这里只有三间房，也能开一家报馆？”朋友哈哈大笑，笑他不懂行。北京所谓办报，大多数根本不是营业的，最多印个几百份，还有印几十份的。最厉害的，只印两份，一份贴在报馆门上当幌子，一份上交给出钱办报的人，就完了。这样，一份报只要两个人，满可以撑得起来。

    “那，谁去跑新闻？”张恨水还是想不通。

    他们根本不跑，晚上进了编辑部，把通信社的稿子一发，就完了。甚至有人直接把别的报纸的版面拿过来重排好，换个报头，反正只要瞒过出钱的大爷就成。

    朋友还说，通信社北京城里有十好几家，可都是日本人办的，英国人办的，要他们的稿子，都得出大价钱，小报纸根本要不起，只要那些不要钱的通信社发的稿子。

    那些通信社怎么维持呢？张恨水又不懂了。

    “自然有人津贴他们。”朋友神秘地一笑。“干几天你就明白了。” 张恨水后来进的报纸叫《益世报》，是天主教的资本，母报在天津，在北京又开了个子报。这在北方，就算大报了，光编辑部就有三间房子。张恨水进去，先是当校对，接着，就做了三四版的新闻编辑，算是正式进入了北京报界。

    那是1919年，“五四”的前夜。一个默默无闻的小编辑，后来的小说名家，在古老的京城里，面对丑恶的现实，还做着“为民喉舌”和“直言谠论”的梦。

    林琴南要稿费

    中国新旧文化方生未死之际，多是翻译书籍大行其道之时。20世纪之初，翻译书籍多如牛毛，而以翻译小说为多；出版翻译小说的书局中，又以商务印书馆为数最多，自1901至1916年，十六年间，出版翻译小说达二百四十一种，超过了广智、中华、文明、小说林社、新世界小说社、改良小说社等七家主要出版社的总和；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翻译小说中，当然以林纾林琴南的译书为大宗，林畏庐一生译小说一百六十三种，绝大部分都收入商务的“林译小说”中发行。    

    大家都知道，林琴南自己完全不识外文，他的译书，不过是别人口译，他来整理——康有为曾有赠林的寿诗“并世译才数严林”，把林琴南与严复严几道相提并论，总以为夸得到家了。谁知此诗一出，被夸的两个人都很不高兴。严复不高兴当然是因为“世上岂有不通外文之译才”？林琴南不高兴，则是既然是为他写的诗，为什么不将他放在严复前面？可见夸人亦不是易事。

    无论如何，林译小说极为畅销，林琴南也便以译著名世，反而湮没了他桐城大家的声名。康圣人如果改诗为“并世译名数林严”，相信大家都没有话说。林琴南早期译作如《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多半自费或与同译者合资印行，已经渐渐在读者中养成了众多粉丝。严复虽然瞧不起林琴南不通外语，但也于1904年有诗云：“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自从1905年在商务印书馆首次出版哈葛德的《鬼山狼侠传》后，销量甚佳，再加上1910年《小说月报》开始发行，期期都有林先生的译作，无形中帮助了林译小说的推广，于是出完杂志出单行本，卖得一发不可收拾，原本《小说月报》、《东方杂志》上连载的小说，都是列入商务“说部丛书”发行的，商务当局一看林琴南的译著卖得好，立即将这些部书抽出来，单印成一函“林译小说”，整套发售，销路愈发见好。那时商务印书馆主办的各种杂志举办征文比赛，第一名的奖品往往便是一套林译小说。张天翼小时候就因征文获奖得过一套。     到了1916年，商务印书馆出的林译小说已经达到数十种之多，林琴南与商务的关系也相当密切。商务印书馆开给林琴南的稿费，为全馆作者之冠，千字六元。当时六块大洋可以买一石米（一百七十八斤），或五十斤猪肉，折合现在物价，相当于千字三百余元——如今的专栏作家看见这个数字或许会撇嘴，但是要考虑到这只是“译著”，目前国内翻译的价钱，最高也不过千字七十元。

    当然也有例外，林琴南译有一部《情窝》，因为先在天津一家日报上连载，因此商务出单行本稿费减半。

    1916年，林琴南写信给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高梦旦，称过去十几年来商务支付稿费时，计算字数不够精确，前后少算了许多；言下之意，希望能找补一些。以商务印书馆当时一流大出版社的地位，一般作者若有此要求，只当他是放屁。但与林琴南素有往来，声名犹存，于理于情都该卖些交情。于是高梦旦派实习生谢菊曾从图书馆借出一整套林译小说，逐字重新计算字数。

    谢菊曾刚进商务印书馆，办事相当认真，逐一数过，发现以前计算原稿字数时，遇有只占三四个字的行数即抹掉不算，而每行中遇有添加进去的旁边整行小字，亦往往略去不计。重新核算之下，漏算的字数超过十万，最后补了林琴南六百多元。

    林琴南与商务印书馆的交道，还有一桩古怪事：他那么多的译作，都是以稿费结算，反而是几部古文著作，如《韩柳文研究法》、《畏庐文存》，抽的是版税。当时商务同人推想，也许林琴南认为林译小说只是“畅销书”，文集才是“常销书”。可惜事实偏偏相反，林译小说一直卖到林琴南去世后多年，还是许多小学生、中学生的必读书。林琴南的眼光不商业，到头来只是便宜了商务印书馆的老板们。

    另类林语堂

    金宏达的前言是这样写的：“出过《周作人评说80年》、《张爱玲评说60年》之后，犹如做一副对子一样，自然想到要出一本《林语堂评说70年》了。”为什么？因为“三人都有些‘另类’，围观者多，评说纷纭，在现代文坛上，比起别的圈子，好像另有一番热闹”。

    这样说大抵不错。不过，比起周作人和张爱玲，林语堂的“另类感”要强得多。在20世纪中国文坛，林语堂不是像鲁迅、穆旦那样的“叛逆者”，也不是像郑孝胥、陈衍那样的“卫道者”。他是一个“闯入者”，是在西方文化环境中成长，又返归到中国文化中来的游子。论对西方文化的熟悉和为西方人熟悉的程度，能和林语堂相比的只有一个胡适。但胡适是有“清儒家法”的，出国前旧学已有了相当底子，他的出国如同凤凰的涅槃。林语堂则不然，他出身基督教家庭，九岁已经上台讲道，教会小学教会大学这么一路读上来，年轻时“几乎中断中文学习”。虽然他出国留学时已经二十四岁，可是西方文化对他的影响远胜中国文化。林语堂的文化气质更近似于“生于南洋，长于西洋”的辜鸿铭和在日本成长的苏曼殊。

    林语堂的特点，他自己说得很清楚，是“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作宇宙文章”，或曰“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他在国内的成就，是编《开明英文读本》，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目的是将西方的绅士品位引入中国社会。他先后引发的两次大争论（《子见南子》的演出与《尼姑思凡》的英译）都是为了他用西方文化的眼光来观照中国的古人古事。他因为周作人的介绍喜欢上袁中郎，于是大肆提倡“性灵”，其原因如陈平原所言，并非只为了找到一个心灵相通的古人，更是因为性灵派文论与西方表现派文论“异曲同工”，给了他一个将西方文化引入中国的接口。他将“Humor”译为“幽默”，鲁迅等人很不同意，因为这个来自屈原的语词太容易被误读成“静默”，但是林语堂更反对将幽默理解为中国固有的“滑稽”或陈望道译的“油滑”。这两种翻译思路的差异在于将哪种文化作为本位文化。从严复到鲁迅，都是将“信”放在第一位，宁愿突出中西文化的异质性，好对中国文化动一个彻底的手术。林语堂的翻译主张则更接近于传教士，只顾为中西文化的相互了解觅得一条便捷的途径，运输损耗在所不计。

    所以我很能理解为什么林语堂在西方暴得大名，“美国知道他的人比中国还多”。他的《吾国与吾民》占据畅销书排行榜首五十二周之久，他因《瞬息京华》（即《京华烟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可是林语堂在中国，名头并不是那么响亮。《语丝》时代他跟着鲁迅，《论语》时代又跟着周作人，对于中国文化并无独到的贡献。人们尊他一声“幽默大师”，其中总带着几分揶揄。他的中文委实不算好，所以《瞬息京华》自己不敢译，要请日本留学生郁达夫代译，可是人们认定他是个文化贩子，连带怀疑他的英文水平。他们还讥笑他的犹太商人式的精明，不见钱不给稿子，兄弟拿几件旧家具还要算钱……这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的例子，现在还有不少（如高行健）。倒不一定是偏见或傲慢，而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在以为中国就是辫子与小脚的西方人眼中，林语堂为他们打开了一扇崭新的东方之门，苦心营造了一个至善至美的中国幻境。反过来，林语堂在中国谈西方倒还罢了，他竟然大谈特谈明人小品、性灵文章、李香君的画像、院子里的竹树和梅花！新派骂他反动，旧派笑他肤浅，浮浮沉沉几十年，林语堂始终未能被加上大师的冠冕。

    然而林语堂毕竟是重要的。在那么多人汲汲于向国内输入西方文明的火种时，他反向的写作，将“文化中国”的概念灌输给西方读者，影响了几代西方人的中国想象。

    （摘自《野史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3月版，定价：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