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与钱锺书的交往

    钱锺书生于1910年，比我父亲年长九岁，他在1998年逝世。我父亲和钱锺书从1979年起至1989年间通信，有138封。

    尽管父亲是钱先生的知己，但我始终跟他们家缘悭一面，只偶然从父亲口中听到几件趣事。例如他有天就告诉我：钱锺书曾顽皮地把莎士比亚的名字，用上海话念成“邪士胚”，就像他在《围城》和《谈教训》中把T.S.Eliot译为“爱利恶德”一样。

    我家里现在藏有一本《围城》，扉页清楚可见钱锺书的题款，写着：“悌芬畏友惠存”。“悌芬”即我父亲的笔名。

    父亲与钱锺书相识大概始于1942年。他们见面有多频密哪？至少有段日子，他们每星期都有聚会。我父亲写过一封信给钱锺书，可以做证：“此信写时，不免想到从前每周必去尊府受教，恨不得时间倒流，再能受先生教诲也。”（1980年3月19日宋淇致钱锺书信）

    那年头，父亲喜欢在家中开派对，亦即文学沙龙，钱氏夫妇都是座上客。正如杨绛所记：“李拔可、郑振铎、傅雷、宋悌芬、王辛迪几位，经常在家里宴请朋友相聚。那时候，和朋友相聚吃饭不仅是赏心乐事，也是口体的享受。”（见《我们仨》）也全赖这些“宋淇饭局”，傅雷、朱梅馥、夏志清等才有缘结识钱锺书和杨绛。

    当时见面的情形究竟是怎样的？不妨看看几位当事人的回忆。杨绛在《〈傅译传记五种〉代序》中这样写道：“抗战末期、胜利前夕，钱锺书和我在宋淇先生家初次会见傅雷和朱梅馥夫妇。我们和傅雷家住得很近，晚饭后经常到他家去夜谈。”

    2011年，正是杨绛的百岁诞辰，她接受《文汇报》记者的采访，也提到当年谈话的内容。她回忆道：“我们身陷上海孤岛，心向抗战前线、大后方。当时凡是爱国的知识分子，都抱成团。如我们夫妇，陈西禾、傅雷、宋淇等，经常在生活书店或傅雷家相会，谈论国际国内战争形势和前景。”（《坐在人生的边上——与杨绛笔谈》）

    比较鲜为人知的是，钱锺书早于三十多岁时已被视为“国宝”。当时跟宋淇最投契的同辈朋友为吴兴华，他学贯中西，博览群书，宋淇一直视他为继钱锺书之后的学术典范。在1943年12月10日吴兴华写给宋淇的一封信中，我就看到以下这段：“念英文的前辈常风称钱锺书先生为‘国宝’，十足表出五体投地之概，使我益发引未能一见钱先生为恨事。”现在我读到这些文字，总算明白上一辈何以流传着“平生不见钱锺书，便称英雄也枉然”这句话了。

    与钱锺书通信

    1949年，宋、钱两家“分道扬镳”：钱家留在内地，我们则南来香港。双方的抉择都是深思熟虑过的，没有所谓高低之分，毕竟命运是不可测的。

    1949年，钱先生选择留在祖国。对选择的原因，杨绛说得很清楚：“钱锺书不愿去父母之邦，有几个原因。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深爱祖国的语言——他的mother tongue，他不愿用外文创作。假如他不得已而只能寄居国外，他首先就得谋求合适的职业来维持生计。他必需付出大部分时间保住职业，以图生存。凭他的才学，他准会挤出时间，配合职业，用外文写出几部有关中外文化的著作。但是《百合心》是不会写下去了。《槐聚诗存》也没有了。《宋诗选注》也没有了。《管锥编》也没有了。”（杨绛致汤晏函，2001年10月28日）

    至于钱先生本人，也许在《管锥编》释《离骚》一节中就已借屈原身世寄托了自己不走的理由：“盖屈子心中，‘故都’之外，虽有世界，非其世界，背国不如舍生。眷恋宗邦，生死以之，与为逋客，宁作累臣。”

    我父亲来港后，考虑到政治敏感问题，不想累及好友如傅雷、吴兴毕、钱锺书等，不久便跟他们断绝了通信。

    1979年，我父亲跟钱锺书已阔别了三十年。就是这一年，他收到钱先生从北京寄来的信。那封信用打字机打出，语言是典雅的英文——对三十年没联络的老友，钱锺书第一句会说什么呢？我读信前不禁好奇地猜。翻开一看，原来是：“Many thanks for the windfall of two booklets.”（意外地收到你的两本小册子，非常感谢。）

    我父亲与钱氏夫妇的通信，由1979年开始，一直写到1989年，十年间共有138封。我父亲写信只用圆珠笔，信纸也有固定尺寸，语言一律是中文。钱锺书则毛笔、圆珠笔，打字机都用，似乎信手拈来，语言主要是文言，只有第一封是全英文，但实际上每封信都点缀着多国语言，字体是行草之类。看他用毛笔写中、英、法、德、意、拉丁文，广东话所谓“舞龙咁舞”，我看着真是有点头痛。

    曾看过一段报道，说钱锺书致吴祖光信札，不到十行字，2008年12月在上海竟以一万一千元拍出，翌年5月又在北京以两万三千元成交。我检视一下家中的钱氏信札，每封都密密麻麻，甚至大爆“内幕”，若拿一两封去拍卖，岂非天价？当然，这是永远不会发生的。对我们而言，读钱先生的来信有一种知性的快乐，是多少钱也买不来的，我父亲曾给钱先生写道：“读来信是人生一乐，妙语层出不穷，智慧与幽默共存，而书法圆浑自如，已臻化境，赏心乐事，莫过于此。”

    钱锺书的“呵呵”

    1981年，钱先生去听傅聪的音乐会，对于音乐，他又有什么高见呢？

    先看看傅敏的回忆：“钱锺书先生还听过一次音乐会。那是在80年代北京的红塔礼堂，傅聪也参加了这次演出。‘前面是海顿的协奏曲，下半场有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傅敏对当年的演奏曲目记忆犹新。钱先生说：‘你们这是对牛弹琴，我听不懂。’然而音乐会结束后，钱先生说：‘领唱的德文唱得不怎么样！’”（沉冰《听傅敏谈钱锺书先生》）

    钱锺书寄给我父亲的信，说的也大同小异，但似乎更幽默：“春节前阿聪音乐会末次，弟已十余年不夜出，为之破例。畜牧学者言：向牛弹琴奏乐，可以增加乳量。自惭乃老公牛，对我弹琴，未见成效耳。”《记钱锺书与〈围城〉》一文中，杨绛曾说钱先生有股“痴气”。以下所述，大概也是他某种痴气的表现。1980年年底，我父亲寄了一些笔给钱锺书，杨绛回信，竟大爆他有咬笔的习惯，很孩子气：“锺书向来不肯用好笔，他爱咬笔杆，每枝笔——毛笔、铅笔，以至康克令活动笔都有他的齿痕。竹笔管经常咬扁，所以专用铅笔头头恣意咬。近来惯用圆珠笔，咬笔习气已改掉，但仍喜用破笔。”

    但父亲为什么要寄笔呢？原来是钱先生字迹太潦草，难以辨认，所以我父亲寄笔时附信说：“兹由平邮寄上小包一件。内有pilot原子笔成双，补充笔芯四枝，空邮信纸两册，信封两扎。因友人中多以先生来函太短，有时原子笔太化，字迹难以确认，而墨宝多数又为人所乐于影印流传。前曾嘱子建（金石家吴子建）代奉笔一对，想已遗失，故特再行奉上，略表心意，正所谓纸短心长也。”

    钱锺书收到纸笔和信，便这样回复：“弟性卞急，而来信须答者又夥，每信手拈败笔作书，累兄目力，疚愧之至，以后当力矫此习。”

    在其后的一封信中，钱锺书更风趣地写他初用新信纸的感受：“今日即以惠赠佳笺作书，如走惯田间阡陌者，忽得从容雅步于上海滩柏油马路，既喜且慨，因跛腿汗脚不配践踏也！”

    的确，钱锺书晚年的头号烦恼似乎就是复信。1983年11月22日，他致函我父亲大吐苦水：“弟去夏挂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后，不相识人来函求推荐，作序，题词之类，日必五六，虽多搁置不理，而中有年老境困、其情可悯者，不得不稍效棉薄，并作复书。”

    我父亲向来足智多谋，居然想出“逐客书”一计，然后向钱锺书建议：“先生写好一封信，对外间一切要求均加婉却，上边的称呼空出待填，最后签名下是否可留一点空白以及盖印以示隆重，其尺寸大小即依函中所附之影印副本，不妨写得较来函字多一点，高一点。寄来后，晚即可去代影印二百份。”

    但钱锺书回信谢绝了，倒也不“痴”：“倘以印就form（样式）作‘逐客书’，必召闹挑衅，且流传成为话柄，由话柄而成为把柄。畏首畏尾，兄当笑我为moral coward（满口道理的懦夫）也。”

    宋淇致钱锺书的最后一函，寄于1989年1月9日，共四页纸，内容重点有二：一是报告病况，二是谈及杨绛《洗澡》的读后感。至于钱锺书寄来的最后一封信，日期为1989年1月15日，他写道：

    久阙音问，惟心香祝祷兄及美嫂身心康泰，无灾少病。贱恙承远注，并厚惠良药，感刻无已。去夏以来，渐趋平善，除西药外，兼服中药调理，望能免于polypharmacy（治疗一种疾病时的复方用药）之害，而得收synergism（药力协同）之效。然精力大不如前，应酬已全谢绝。客来亦多不见，几欲借Greta Garbo（葛丽泰·嘉宝）“I want to be alone”（我要自个儿待着）为口号，但恐人嗤我何不以尿自照耳。呵呵！

    最后那个“呵呵”，用法一如我们在网上常用的表情符号，信中流露的风趣语调，跳跃思想，实在让人难以相信是出自二十多年前一位年近八十，用毛笔写文言文的老人！

    钱锺书与宋淇眼中的香港

    我家在1949年来香港定居，钱锺书女儿也曾来港一游，至于钱先生本人，其实早在上世纪30年代已踏足香港了。那是1938年，陶然《登门，人已去》（见《我们的钱瑗》）中有一段：“她（钱瑗）笑说，好多年前(1938年)她父亲在香港投宿客栈，推门进去，管房的说没房间，钱锺书争辩道：“门口明明写‘有房间’嘛！那管房的领他去看，指着那牌子大声说：‘冇房间！’原来，大学者钱锺书也被广东字‘冇’难倒，‘冇’也看成‘有’了。”自此之后，钱先生就没再踏足香港，也许他真觉得这里“不是学人久居之地”。我父亲虽来港几十年，似乎仍觉得格格不入。1981年，他写信给钱先生说：“《围城》一书新版，此间想不如国内轰动。港人守旧得出奇，至今国语电影观众听不懂，要在片上打中文字幕，真可称为海外奇谈。简体字多数人怕看、拒看，说不定宁愿看盗印本，否则口碑如此之佳，定可成为畅销书。”

    同一年，我父亲又写道：“此间乏解人，亦少可谈之人，香港人只能作手谈，谈论学问或笔谈乃强人所难。一笑。”

    我不禁想起陈寅恪教授在港大期间，也只觉得“进退维谷”，他在1940年8月28日写信给傅斯年说：“别有一种精神上不愉快之感觉，即无人可谈，无书可读。”

    我这里摘引钱锺书先生与我父亲的通信内容，当然只是冰山一角，但已能大致窥见他们的书信本身就是现代中国文学的珍贵史料。有人问我，这些信该如何处理？我暂时还不知道，有可能是把它们全数寄还杨绛先生，也有可能在杨先生的同意下，把它们整理、注释，然后出版——版税当然也全数捐给钱先生设立的奖学金。一切人、事、物都有自己的归宿，我喜欢看见他们团圆，所以既是钱先生的信札，我就觉得要回到杨先生的手里才对。正如我的父母和他们已逝的朋友们，也应该已在彼岸重逢，那里有一个永恒的派对，他们谈笑风生，就像回到六十多年前的上海。

    （摘自《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花城出版社2015年4月版，定价：3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