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办事•不自由•当仁不让

    能办事的知识分子

    1955年，金岳霖离开北大，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所里的一位青年同事汝信说：“知识分子是不能办事的。”金岳霖深以为然，因为他认为自己就不能办事。“到清华，我比冯友兰先生早，可是，管行政事情的是冯先生，我办不了事。解放以前，学校的官我没有做过。”到了哲学所不久，金副所长就被准许在家待着，不必问政了。“显然，他们也发现我不能办事。如果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话，我这个知识分子确实不能办事。”

    在这一点上，他甚是佩服清华同事陈岱孙，认为“陈岱孙是能够办事的知识分子”。梅贻琦校长离校时，经常由陈代理校务。抗战胜利后，清华复校，但清华园已被日本军队破坏得不成样子，教员宿舍也成了养马的房子。梅贻琦知道陈岱孙的办事能力，于是派他先回京做恢复清华园的工作。陈先生当然不负众望，很快恢复原来秩序。“这就说明，真的知识分子是可以做工作的，可以办事的。陈岱孙是能够办事的知识分子。”金先生话语间不无赞许。

    那时的知识分子，确实有很多“能办事”的人才。不仅仅陈岱孙，梅贻琦本人也是一员干将。1942年，梅贻琦53岁，以清华校长的资格主持西南联大校务。当时北大校长是蒋梦麟，南开校长是张伯苓，教育部令他们轮流担任三校校务常委会主席。但张伯苓在重庆另有任事，便把自己的职责委托给了蒋梦麟，蒋梦麟又将担子压给了梅贻琦。于是，整个联大校务就落到了三人中最年轻的梅贻琦身上。而梅贻琦干得也的确出色，在那么艰苦的情况下弦歌不辍，培养出一批人才。

    1930年至1945年，蒋梦麟执掌北大。甫一上任，蒋梦麟便将刚刚北上的胡适聘为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并制定出“校长治校，教授教学，职员治事，学生求学”的方针，大力延聘名教授，重振北大。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时任北大代校长的蒋梦麟在北大公祭大会上沉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言此便“潸然涕下”，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何兆武回忆说，他的姐姐在北大化学系读书时，因参与“一二·九运动”被抓捕。过了两天，他父亲收到一封信，是北大校长蒋梦麟写来的，大意是：你的女儿被抓起来了，不过请你放心，我一定尽快把她保释出来。何先生说：“解放前，凡是学生出事，校长大都出来保。”

    傅斯年也是一位能办事的知识分子。抗战前，学术界喜欢把有名望、地位高的教授称为“老板”，当时北平学术圈内有三个老板：胡适、傅斯年、顾颉刚。从1928年起，傅斯年就长期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937年春，又兼代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抗战胜利后，一度代理北大校长。同为“五四”时期北大学生领袖的罗家伦和傅斯年开玩笑说：蔡元培、胡适是北大的功臣，而他们是功狗。傅斯年说：“胡适比我伟大，但我比胡适能干。”此语绝非自夸。事实上傅斯年很清楚自己的底线。1946年，蒋介石欲任命傅斯年为国府委员，傅回信婉拒，并说自己只是一愚戆书生，“于政府一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可偶为一介之用”，并表示“此后惟有整理旧业，亦偶凭心之所安，发抒所见于报纸，书生报国，如此而已”。蒋梦麟曾说：“孟真为学办事议论三件事，大之如江河滔滔，小之则不遗涓滴，真天下之奇才也。”

    中国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这与当下的“仕而忧则学”完全两码事），查看一下当年国民政府高官的学历，可见一斑，如：行政院长翁文灏是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外交部长王世杰是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士、巴黎大学法学博士；驻美大使胡适是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教育部长朱家骅是柏林大学博士；交通部长俞大维是哈佛大学博士；司法部长王宠惠是耶鲁大学博士……当年知识分子从政，有其时代特征。1922年5月，蔡元培、胡适、梁漱溟、王宠惠、汤尔和、罗文干等一帮知识分子就在《努力周报》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认为中国军阀混战，国无宁日，全是因为好人自命清高，不愿参与政治，让坏人当道。于是提出由知识分子中的“好人”组成“好人政府”，努力改变政府腐败的现实。这种“好政府主义”初步显示出独立的自由精神，体现了现代中国独立自由的知识分子干涉政治的模式。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晏阳初就曾说，对于中国人来说，有没有一个好皇帝倒并不重要，但是，是不是有一个好县长却是件大事。

    但这只是一帮知识分子的良好愿望，事实上“好人政府”仅存在三个多月就垮台了。胡适深受打击，遂下决心“二十年不干政治，二十年不谈政治”。好友丁文江说：“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丁还说，如今“最可怕的是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丁文江本人正是一位“起而行”的人物，罗素曾评价他说：丁文江是我见过的中国人中最有才、最有能力的人。

    最是旧文人不自由

    中国社会是个以家族关系为纽带的传统社会模式，也正因此，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传统家族制度成为罪魁祸首，受到诸如打倒孔家店、反封建、土改、四清、斗私批修、破四旧等一系列“革命话语”的冲击。曾有“五四”亲历者回忆说：“我在南京暑期学校读书，曾看见一个青年，把自己的名字取消了，唤作‘他你我’。后来在北京，在北大第一院门口碰见一个朋友偕了一个剪发女青年，我问她：‘你贵姓？’她瞪着眼看了我一会儿，嚷着说：‘我是没有姓的!’还有写信否认自己的父亲的，说：‘从某月某日起，我不认你是父亲了，大家都是朋友，是平等的。’”

    “大家是平等的”，这生而为人的一句话，启蒙与觉醒的第一步，同时却也是宗法氏族的衰败之始，“旧时王谢”之家从此绝矣。随着世家大族在革命话语面前的日渐衰微，一种贵族精神也逐渐终结。

    1949年后，经过有系统的教育、改造，一大批与“旧社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旧知识分子”、“遗老遗少”们，纷纷与过去的家庭背景和知识体系决裂。费孝通说：知识分子接受了，认为过去的一套完全无用了，都不行了。冯友兰、金岳霖等人也都这样，觉得思想非变不可了。而且认为是原罪，“这个是历史给我们的，我们逃不出去的，非得把它承担下来”。

    桐乡文人丰子恺，风神潇洒，淡泊名利，倾心于艺术，皈依于佛教，一直在他自己营造的宁静祥和的世界里，过着闲云野鹤般的生活，被世人称为“21世纪的陶渊明”，“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然而，激变后的中国社会，已经没有了陶渊明的生存环境，1952年7月，丰子恺写了一份《检查我的思想》说：“我的立场，完全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小资产阶级的。因此我过去的文艺工作，错误甚多，流毒甚广。”北大老教授汤用彤自信得近于傲慢，解放前，得知其所撰《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获奖时，满脸不高兴：“多少年来都是我给学生打分数，我的书要谁来评奖!”钱穆谈起汤用彤来，也是感叹不已，赞其为“纯儒之典型”。解放后，《魏晋南北朝佛教史》再版时，汤写了个后记，里面说到自己“试图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指出本书的缺点”。向达看后说：“这是降低身份。”

    在时代的高压之下，也有一些出身旧世大族的文人们，没有使自己的个性自觉地消失，“旧”的根基，家族的生活传承，使他们本能地坚守住了一个文人的底线，自我的异质性没有被那个庞大的同质性的洪流所吞没。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邀请陈寅恪出任第二历史研究所，亦即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寅恪复信中说：“……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在“唯马首是瞻”的高度一体化的意识形态之下，像陈寅恪那样出身书香门第的世家学者，不是戴帽子，就是靠边站，能够“默默者存”已属不易，想要“继承家学”，再作研究，就难免会挨批。旧式才子俞平伯，幼承庭训，13岁读《红楼》，15岁便考入北大，师从黄侃。俞一生成也红楼败也红楼，经毛泽东一批，马上名气远播，妇孺皆知。“文革”期间，他被下放河南明岗干校，远近几十里的村民像赶集一般纷纷赶来观赏他的尊容，如赏猴戏。圆圆脸的俞先生涵养极好，只是袖手端坐，任凭老乡们挤着观看，品头论足。

    今天，在这个大众文化喧嚣沸腾的时代，原子式的个人面临身份认同的焦虑感和人伦归宿的虚无感，对传统伦理价值的追寻与认同日益强烈。中国人有一句俗话，叫做三辈子学吃，五辈子学穿，贵族不是一天所能养成的。如今，怎样重新做一个贵族，怎样传承那种维护尊严、爱人爱己的贵族精神，并以此精神来对抗群氓、对抗粗鄙，是每一个现代人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当仁不让

    《论语·卫灵公》语“当仁，不让于师”与西哲“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义理相通，  “当仁不让，吾何辞哉”，敢承担，不推辞。这道理讲起来好听，但做起来往往荒腔走板，变作了文人空自许。

    民国学者黄侃一生颇多自许，好臧否人物而少许可者。黄侃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期间，学校规定师生均须佩戴识别证，否则不得入校。某日，他到校上课，新来的校警不认识他，拒绝他入校。黄说：“我是黄季刚教授，到学校上课的。”校警指着自己的识别证说：“你又不戴识别证，我怎么知道你是教授呢？”黄大怒，把皮包和讲义塞给校警，说道：“你有识别证，那你去上课吧!”校警当然不敢在黄侃面前“当仁不让”，但有敢的。中央大学校长为款待黄侃，特置一小沙发在教授休息室。其他教授多有耳闻，皆视而不见。某日，词曲家吴梅课毕来休息室，见此沙发空着，便坐下。黄侃也刚好课毕走进来，一见吴梅坐上了小沙发，大怒：“你凭什么坐在这里？”吴款款答曰：“我凭词曲坐在这里。”

    诗人孙大雨曾以韵文翻译莎士比亚的《李尔王》，颇瞧不起其他新诗人。在武汉大学外文系任教时，兴之所至，先在黑板上抄一段闻一多的诗，连呼“狗屁”；再抄一段徐志摩的诗，连呼“狗屁”；最后再抄一段自己的诗，击节称赞良久，开始心满意足地讲课。而闻一多又何尝不是一位狂士。据说一多先生在西南联大讲唐诗，进教室先不讲课，而是掏出烟斗来问学生：“哪位吸？”学生们自然不敢受用。于是，闻自己点上一支，长长舒出一口烟雾后，朗声念道：“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

    孔子曾跟他的学生子夏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就是说，你要努力提高修养，立志学大道办大事，不要在一粥一饭之间谋生活。后世儒者，也都以君子儒自勉。当代大儒熊十力一生践行“君子儒”，但熊氏也深知自己性情峻切，口无遮拦，缺少一份儒者的典雅。但他决计不去改正，任谁劝告也是“不欲改”。牟宗三回忆初见其师熊十力时情形：“……看见一位胡须飘飘、面带病容，头戴瓜皮帽，好像一位走方郎中，在寒气瑟缩中，刚解完小手走进来，那便是熊先生。……忽然听见他老先生把桌子一拍，很严肃地叫了起来：‘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林宰平时与熊十力过从甚密，他曾批评熊氏老爱以师道自居。熊说：“我有所得嘛，为什么不居？”熊十力爱吃肉。某次，熊十力在一位朋友家吃饭，一个小孩子要吃桌上的一块肉，被熊十力抢了过来，说：“我身上负有传道的责任，不可不吃，你吃了何用？”说完坦然吃下。

    熊十力和陈铭枢是在南京学佛时结识的好友。熊在大学时，陈一定要每月寄钱30元表示资助。有一次陈的会计忘了寄钱，熊十力立刻写了封信，上面写了一百来个“王八蛋”。陈看信后，马上补寄钱过去。熊十力通脱旷达，不事雕饰，但大事不糊涂。某次，陈铭枢去杭州看望熊十力，当时正是“一·二八事变”前夕，风雨如晦。两人一见，熊劈面就打陈铭枢，骂陈不在上海准备抵抗，居然跑到杭州游山玩水来了。有一次，殷海光去北平拜访熊十力。殷问他：“您老人家喜不喜欢恭维？”“我吗，”熊打着湖北黄冈腔答道，“那要看恭维得是否恰合分际。要是恭维得恰合分际，我引为知己，当然高兴。要是不合分际，说些浮词泛语，我很厌烦。”他在说“恰合分际”四字时，大拇指和食指捏拢，做了一个很优美而准确的手势。

    “恰合分际”的恭维确为难得，算是“知己之言”。恭维得当，往往使自许者也不得不谦虚起来。20世纪80年代初，李慎之读完四卷钱著《管锥编》后，敬佩之余，登门道贺，说自己特别佩服钱锺书的“自说自话”，文中无一趋时语。钱听后颇为受用，淡淡一笑，答曰：“天机不可泄漏。” 

    （摘自《说多了就是传奇》，新星出版社2014年9月版，定价：3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