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记是谁告诉我的，黄苗子先生病故了，时间好像是2012年初。听后我的心中咯噔一下：唉，最后一位年长“老同学”走了。随之我脑海里立刻翻起记忆波澜。
那是北京“右派”刚到北大荒，经过漫长的冰雪严冬，终于等来第一个春天，冰雪消融，花草展容，云雀歌唱，蛮荒的大地充满勃勃生机。我们这些流人压抑的心绪，好像也渐渐有些好转，不过在寂寞清冷的晚上，依然能听到长吁短叹声，能看到独饮消愁人。看来“柳暗花明”的生活，对于我们还蛮遥远、很艰难。
有天傍晚收工回来，难友们拖着疲惫身躯，无精打采地走到工棚，忽然发现五颜六色的野花，组成一个大的“乐”字，用绿草衬托放在脸盆里。立刻吸引住众人眼球，都在久久地观望欣赏，谁也没有说什么，却又仿佛在说：“这是谁植的花儿，在这时候，还有这样的心思？”后来听说，黄苗子见满地花草，鲜嫩可爱，就随手采撷回来，精心组成这盆花，用以鼓励难友忧中找乐。从此，我记住了书画家黄苗子。
论年龄，我跟黄苗子相差二三十岁哪，他又是著名书画家，年龄地位相差甚远，怎么是“老同学”呢？欲求答案就得问老天爷了，他老人家开玩笑，有时不知高低深浅，常常是不考虑人的感受，胡乱地取闹寻乐，让当事人都不好意思。我现在说起我的“老同学”，就多少有点忐忑不安，怕人说我这是高攀名人。不过，那可就冤枉死我了。
其实不光是苗子先生，还有多位文化名人，如艾青、丁玲、吴祖光、丁聪、尹瘦石、聂绀弩、陈沂、沈默君、李景波等前辈，都是我的“老同学”。您觉得我的口气大了吧？的确是大了点儿。只是您得听清楚，这“老同学”称呼，是他们先叫我的，不是我主动叫他们的，给我三个胆儿都不敢张嘴。即使他们不是名人，摆在那里的年岁，我也不能如此造次呵！
为什么说是老天爷开玩笑呢？年轻人是不知道了，年纪大的人还记得，1957年那场“阳谋”运动，按官方正式公布的数字，全国划了五十五万“右派”，其中不乏响当当的名人。可是一顶帽子戴上，就不分尺码大小了，统统都是“右派分子”，像我前边说的多位名人，都曾经是我仰慕的人物，他们被戴上“右派”帽子，就跟我这个无名小“右派”，划等号成了“一小撮儿”，统称“无产阶级专政对象”，完全没有了高低贵贱之分。
1958年早春，国家机关和驻京部队机关近三千名“右派”，同乘一列慢车出山海关，被遣送北大荒劳动改造。上了火车犹如鸟儿出笼，尽管头上戴着“紧箍儿”，但是毕竟都是一水儿的老“右”，大家彼此彼此，再无冷眼横眉，说话做事都无人监督，神经反而比在北京松弛。认识不认识的都一起聊天儿。在漫长寂寞的旅途中，渐渐地彼此混熟了，不知不觉就无防备了，真可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原来人跟人只要平等，再警惕的心也会毫无芥蒂。
那时的北大荒还不出名，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是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大家就极尽发挥想象力，以字猜意，以意思景，描绘心目中的劳改地。“北”就是比东北还要北，“大”就是无比辽阔空灵，“荒”就是渺无人烟、苍凉。最后一致的结论是：咱们这群“右派”劳改犯，好地方不会让咱们去，瞧着吧，受罪的日子还在后头呢。这么一想，个个都显得黯然神伤忧虑未来。
丁聪、聂绀弩、尹瘦石、沈默君、李景波等，跟我们分在850农场，丁玲、艾青、吴祖光、陈沂等，分在852、853农场，因为同属北大荒的农场，外人笼统叫“北大荒右派”。我们这些“右派”自己呢，一笔写不出两个“右”字，一笔也写不出两个“荒”字，因此，多年后这些人回到北京，见面时总是称呼“荒友”“难友”，以此区别于北大荒兵团知青之间互称的“兵团战友”。后来不知是哪位“荒友”，雅封我们为“北大同学”，既显出亲切又有幽默感，只是带着难以言喻的苦涩，有时还会引起小小误会。
有次应邀去美术馆参观画展，刚走进展厅就听有人喊：“柳萌，老同学，快过来，咱们一起照相。”我一看是画家丁聪，就不客气地挤进队列，跟着一帮画家拍照。照完相一位画家不解地问：“丁老，你们俩年岁差好多，怎么是老同学？”丁聪扬起他那圆润的脸，颇为得意地笑了笑说：“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俩是北大（荒）农垦（农场）系，57（右派）届的老同学呵，一起学习了三年哪，还不是老同学吗？”这时听的人才多少明白点儿，原来丁聪这位漫画大师，是用双关称呼幽默一把，戏说当年的“右派”经历。
《陈文丁画》丛书召开作品研讨会，出席的人大都是学者、作家、画家、评论家，发言自然学术味儿十足。我一看这架势，心想，咱可别跟着瞎混，说些不痛不痒的话，就太不知趣了。可是又不能不说。毕竟，此书作者——作家陈四益、画家丁聪，都是我多年的友人，于是灵机一动，以“老同学”的身份，悉说当年在北大荒的丁聪。丁聪扬着胖乎乎的脸笑，静静地听着，仿佛随着我的讲述，他又回到那个艰苦无望的岁月，黑边眼镜背后的眸子，闪着些许苦涩的目光。这让我想起当年在北大荒，在茅草房前初见丁聪，他手托画板写生，一笔一划地勾勒场景，神情也是这样镇定自若。就是在那时候的那种环境中，让我这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右派”，真正理解了宠辱不惊的样子。
既然都是“老同学”，说话做事就不隔心，直来直去，毫无城府，更会忘记年岁名位。那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老作家姜德明来电话，说吴祖光有事找我商量。听说是“老同学”找我，二话未说，放下手头事情，直奔工体路吴宅。到了吴祖光家，只见他和新凤霞大姐，两个人相对而坐，两人神情十分凝重。见到我来了，祖光马上说：“是德明转告你的吧？我有件急事，想请你帮忙，如果方便的话，无论如何，你得成全我这件事。”说着，他站起来走到书桌前，从抽屉里拿出个大纸袋，打开是一堆大小不一的稿件，他说：“这是一部谈酒文化的书稿，别人约我主编的，现在出版遇到了困难。德明说，你从作家出版社出来了，正主持一家新出版社，他让我找找你，希望你想想办法。我唯一的要求就是，我写的序言，其中有一段文字，你一个字都不要动，我说的难就难在这里。”
接过书稿，我顺手翻了翻目录，一看作者都是文坛大家，而且文章都不长，觉得出版没有什么问题，就爽快地跟祖光说：“我看可以。”祖光见我没有拒绝，他就拿出书的《序》，指着其中一段文字让我看。这一段文字是这样写的：“1987年8月1日早晨八点钟，我家小小寒舍忽然有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大驾光临，由于警车开道，扈从随侍，不仅蓬荜生辉，亦且四邻震动。虽然匆匆来去，为时短暂，却把素日胆怯的荆妻吓得一病几殆，也急得我几身冷汗。直到晚间妻子思想通了，心情恢复正常，才放下心来。想想为此着急亦属无谓，于是按照我原来的打算，在灯下草拟了上面一纸为《解忧集》而作的征稿信。这封信是我在头一天定下在次日定要写完的，没有因为突然发生的事情而改变我的计划。”
吴祖光文章中说的事情，因为我不了解底细，从文字表面看不出什么，就说：“这有什么，我可以一字不动。”善良的新凤霞大姐听后，在一旁插话说：“祖光，柳萌是熟人，你又让他出书，还是把情况告诉他，让他心里好有个数儿。”于是，这老两口儿就把事情经过原原本本跟我说了说，这就是我事先听说过的，胡乔木亲临吴祖光家，劝他退出中共组织的事情。这件事对于有过1957年经历的吴祖光夫妇来说，自然又是他们人生中的一件大事情，祖光想借出版这本《解忧集》之便记上一笔，就在写好的书的序言中加了这段文字。
吴祖光是一位大作家，当今中国的文化名人，我这个出版社的头头，当然没有资格与之相比，但是毕竟有过运动中被整经历，对于他此时的心情还算了解，就一边闲聊北大荒往事一边安慰他。告辞时我再一次跟他表示，这部书我一定安排出版，序言文字照排无误，绝对不会删动半个字。他送我到楼下，临走时，他又对我说：“柳萌，咱们是北大荒难友，我也就不客气了，还得麻烦你尽量早点出书。”
受吴祖光主编的《解忧集》启发，我想再组织几本类似的图书，搞一套名家编名家写的书。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图书可以有个阵势，二是祖光序言不显眼，岂不是两全其美。我用电话征得祖光同意后，就开始这套书的具体策划。除了酒是文化人比较感兴趣的，其他如吃、茶、书、画的话题，我想同样会逗起文化人写作欲望。按照这样思路给几位作家打电话，并提出请他们分别担任图书主编，结果正如我所料，汪曾祺、袁鹰、方成、姜德明、端木蕻良都爽快答应，老几位还提出一些好的建议。
这几位主编毕竟是德高望重的大家，在中国文坛有一定的号召力，他们的约稿信发出去以后，很快就陆续收到来自各地的文章，不到两个月全部书稿就交给了我。我安排几位编辑分别处理后，即带着美术编辑和出版人员，直奔吴祖光家里，跟他商量有关封面设计等事。他说他没有更多想法，只有两点建议：一是书名请黄苗子题写，二是封面由方成画漫画，书画家黄苗子是我北大荒难友，方成是我在《新观察》的作者，找这两位无须再劳祖光大驾。
由吴祖光主编的《解忧集》始，最后竟然促成五《集》丛书：书名分别为《解忧集》（谈酒）、《知味集》（谈吃）、《清风集》（谈茶）、《书香集》（谈书）、《说画集》（谈画）。为了满足祖光尽快出版的愿望，只可惜未来得及想出个丛书名字，就这样匆匆地推向了图书市场。这套书的出版让我看到，吴祖光的胸襟竟然如此之大，再大的事情放在他身上，丝毫不影响他正常生活，照样没事似地干自己的事。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这套再版多次的丛书，是吴祖光、黄苗子和柳萌三位北大荒“老同学”合作的成果，当然，还有设计封面的画家方成。遗憾的是想到小丁（丁聪）时，这套书已经基本定型，我赶忙跟吴祖光商量，在他主编的《解忧集》卷中，插入三幅漫画插图，除方成、林锴各一幅，选用了丁聪的《干杯》，给丛书增添了趣味性。丁聪跟我们又“同学”一次。
如今，我的这三位“老同学”，都走了。读者想起他们的时候，首先会想起，吴祖光的戏剧，丁聪的漫画，黄苗子的书法。的确，他们对祖国文化的贡献是值得纪念的。而我这个北大荒“老同学”，想起他们的时候，首先会想起的是，在困难的人生境遇中，黄苗子的豁达乐观精神，丁聪的宠辱不惊状态，吴祖光的镇定自若神情。
（摘自《梦醒黄昏》，作家出版社2015年1月版，定价：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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