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公知鼻祖，面对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爱国学生愤起抗议，胡适却骂他们得了“爱国癫”,是不是可以视为公知动不动骂人“爱国贼”的起源？
胡适有36个博士学位，其中35个是荣誉博士，27个是当大使时得到的，而唯一货真价实的博士学位是1927年拿到的，在此之前，胡适已经提前消费了10年的洋博士身份。
1917年，胡适回国后，假冒洋博士而成为大学教授，在中国学术界依靠假博士混出地位，再在1927年回到美国，以中国著名学者和杜威学生的双重身份，向母校哥大补交了博士论文（著作）《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亚东书店版）100册，完成了哲学博士学位手续，得到了第一顶博士帽。胡适的博士论文向哥大缴论文副本100份是中文，美国评审博士论文的是谁至今仍然是个谜。1917年的7个评审中可能有一个懂中文的，但也只是简单的中文，而1927年是谁评审的，连名单都没有。
袁同礼先生编《中国留美同学博士论文目录》，据哥伦比亚大学所提供的正式名单，胡适是1927年的博士，而胡适是在1917年毕业的，整整晚了10年。
当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的唐德刚先生为好奇心所驱使，乃去哥伦比亚大学校史图书馆及其他有关部门“彻底清查一遍”，也查得胡适的“正式学位记录确是1927而非1917”。
蒋介石与胡适之间的关系，常被具有民国情怀的人当做领袖与知识分子之间关系的楷模来推崇，胡适逝世时，蒋介石亲撰挽联，为胡适“盖棺定论”的褒扬令，看起来净是溢美之词。褒扬令是这样说的：
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沈潜道义，浚瀹新知。学识宏通，令闻卓著。首倡国语文学，对于普及教育，发扬民智，收次甚宏。嗣讲学于寇深患急之地，团结学人，危身明志，正气凛然。抗战军兴，特膺驻美大使之命，竭虑殚精，折冲坛坫，勋猷懋着，诚信孔昭。胜利还都以后，仍以治学育才为职志，并膺选国民大会代表，弼成宪政，献替良多。近年受命出掌中央研究院，鞠躬尽瘁，罔自顾惜。遽闻溘逝，震悼殊深！综其平生，忠于谋国，孝以事亲，恕以待人，严以律己，诚以治学，恺悌劳谦，贞坚不拔，洵为新文化中旧道德之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之师表。应予明令褒扬，用示政遽笃念耆硕之至意。此令。
而蒋介石在其日记中，透露出的却是如释重负之感，与其在公开言论中的褒扬大异其趣。例如：
胡适逝世当晚，蒋介石写下的日记——
晚，闻胡适心脏病暴卒。
3月3日，蒋介石在“上星期反省录”中提到——
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
胡适的学生唐德刚认为：“胡适做了一辈子政治票友……他对搞政治的兴趣，确是老而弥笃的”。“政治票友”这个词可以很好地形容胡适，票友是戏曲界的行话，其意是指会唱戏而不以专业演戏为生的爱好者。而胡适很热衷政治，但是却从未进入权力中心。
蒋介石骨子里不喜欢胡适，表面上还要支持胡适。我们细细品味胡适去世后，蒋介石为他撰写的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这个评价，粗看是褒扬，细看却发现别有洞天，这与“作家中最会演戏的，演员中最会唱歌的，歌手中最会演讲的，讲师中最会写作的”——听起来不是一个味道吗？
胡适以“不苟且”自命，往往被后世传为道德楷模，一些人将他美化成与糟糠之妻江冬秀厮守终生，与恋人韦莲司“发乎情，止乎礼”的圣贤。而事实上，胡适与表妹曹诚英，学生林徽因，朋友之妻陆小曼都有纠缠不清的爱恋。胡适虽然没有离婚，但绯闻不断。
胡适从年轻时就沾染了嫖娼的恶习，更为奇葩的是，他不但自己嫖，还带着朋友一起嫖。有一次，他带外国友人加纳特去逛妓院，这洋人居然比他正经，劝他不要留恋烟花之地。胡适嫖妓还有理论支持，那就是体验民间疾苦。他在日记里说：“娼妓中人阅历较深刻，从痛苦忧患中出来，往往善于谈情说爱，过于那些生长在安乐之中的女子。”
至于胡适的治学，殷海光曾说他是一个“大乡愿”；梁宗岱则说：“胡适在一定程度上败坏了我们的学风，做学问既不扎实，又不诚实，一味赶时髦，求虚名”。沈善增的《坛经摸象》一书，对胡适的伪科学考证进行了严厉批判。关于胡适伪科学考证的动机，沈善增做了如下分析：
原来神会最大的功绩、影响就是伪造《坛经》，这对佛教来说不是弥天大罪吗？难道胡适先生站在教外“科学”的立场上，不知道这歌功颂德其实是最严厉的判决吗？
非也。
请看他写给友人浩徐的信：“我自己自信，虽然不能杀菌，却颇能捉妖、打鬼。这回到巴黎、伦敦跑了一趟，搜得不少据款结案的证据，可以把达摩、慧能，以至西天二十八祖的原形都给打出来。据款结案，就是打鬼。打出原形，就是捉妖。这是整理国故的目的与功用，这是整理国故的好结果。”
原来这样的反言若正，完全是他计划好的。你看他信中言语，多么得意。什么“最伟大的，最永久的”，无非是被他打出原形的鬼妖。不是说“达摩、慧能，以至西天二十八祖的原形”不能打、佛教不能批判，但用这样貌似公允、客观的姿态来个笑里藏刀的黑虎掏心，其阴险“真可令人骇怪”！
胡适想要瓦解禅宗的体系，倒不一定是出于“恶意”，他的想法代表了很多“五四”文人的心态，他们觉得外来的一定是好的，中国的一定是坏的，最典型的例子是在1947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在开学典礼上说：
美国的天空比中国蓝，所以美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美国专家多，研究抽水马桶也有专家，没有他们，美国城市就变成臭城。
这就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的来历。对此，国学大师钱基博先生很不以为然，他曾说：
我也不知道哪国的月亮圆，只知道没有哪个国家写过像中国那么多的月亮诗。一个有修养的中国人，无论走到哪里，看到月亮，就会想起自己的家乡。
钱基博这段话未必是就胡适“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的论述而发，但足以说明传统文化人与胡适的本质区别。钱基博一直不喜欢胡适，他曾在一封家书里嘱咐儿子钱锺书：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
后来，钱基博还在《自我检讨书》中，特意否认胡适，原话如下：
我的思想，和胡适思想不相容；而毛泽东思想中，未必不容许存在！胡适主张全盘接受欧化；他的考古学，也是自己打自己嘴巴，一味替西洋人吹；西洋人的文化侵掠，只有降服之一途；绝不承认民族文化！
钱基博对胡适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胡适的确主张全盘西化，一味替西方人呼号，成为西方人文化侵略的帮凶，这也是毛泽东将胡适归为被帝国主义控制的极少文人之一的原因。
（摘自《荒唐的民国》，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版，定价：38.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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