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爱的文化人

    不识字

    人生在世，上下高低，都在“认得几个字”上。不识字的、识字少的、写错别字的、用字不当的、识字多的、写字让你不认识的……一步步排列上去，构成“文化程度”的阶梯，也为芸芸众生做了定位。

    一九九零年代编辑《周谷城文集》，让我至今记忆的，正是小时候的周先生认字很多，超过他的老师。他的作文里常出现难认的字，老师改他的文章，也不得不借助字典。周先生说，有这样的本事，得益于早年对《十三经》的诵读。有一次他在作文中引用“日月其除”一词，在“除”字旁边打一个圈，意思是要读去声。老师大发雷霆，认为是对他的侮辱，认为周“打圈”不对云云。

    这位老师小觑不得，他名为袁吉六，进士，毛泽东也是他的学生。毛在与斯诺谈话时说：袁先生“嘲笑我的作文，说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半通不通，我只得改变文风，我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体。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

    当代文人，能写出让人“不认识的字”的人越来越少，但还有。葛兆光先生文章好，用字也多。我出版过他的《考槃在涧》和《本无畛域》。前者一个“槃”字，原来电脑字库中没有，现在有了，但网上许多订单或文章，还把它写成“般”或“磐”。葛先生新著《宅兹中国》，书名与前者一样风格，都有较深的引据与寓意，读准、看懂，都不容易。

    当年编《国学丛书》，葛兆光先生引荐他的同学詹鄞鑫先生写《汉字说略》，用字最多，排版之难，难于上青天。气得排字工人骂道，用那么多怪字，谁看得懂呢？难怪他的名字也那么怪!

    说到名字，大学者萧萐父先生曾经在《国学丛书》中，与他的学生许苏民先生合著《明清启蒙学术流变》。萧先生名字中第二个字，有几个人能读准呢？有读“捷”、“差”、“萨”的，正确的为sha去声。原来电脑中没有这个字，我写信时，抬头只能写“萧先生”。

    一位有经验的主持人说，主持节目时，最容易读错的就是人名字。专家的名字更容易读错，因为他们不像政治人物或娱乐明星那样耳熟能详，名字中再有冷僻字、多音字等，就会弄错。我是理科出身，也发现许多科学家名字难认，像我的作者单墫、朱梧槚、胡久稔、龚升、莫绍揆、王大珩等，字字读准确，确实不太容易。

    当代文学作品，用字最多者，要数王充闾先生。读《王充闾散文》，许多字我都不认识：媵、牖、箧、醵、畋、猃狁、苶、廛、瘗……王先生早年接受私塾教育，古文基础极好。沈昌文先生评价，与王充闾先生吃饭，他举杯一唐诗，落杯一宋词，如今像他这样的文人，已经不多见了。

    前些年出版宋远（扬之水）《棔柿楼读书记》和《脂麻通鉴》，她用字不少，并且她是编辑出身，写作严谨，书稿中很难找到错字。一天一位审稿的小编辑高兴地告诉沈昌文先生：“我找到宋远一个错字，她把‘页’写成了‘叶’。”沈先生笑着说，没错啊，此为通假，许多文人就好这样写，不必改。

    精装书

    一百年前，现代出版进入中国，书籍装帧的变化，以精平装书替代线装书为重要标志。作为出版者，面对一部作品，你为它选择平装、精装还是两种装帧并用，需要有一些依据。

    西方作家很重视精装书的出版。许多作家签订出版合同时，都会要求出版社为他订制一些精装本，即使自费、不销售也可以。有身份的作家在赠书时，一定要送精装本。送平装本时，还会解释：“对不起，精装本已经送光了。”

    类似的事情国内也有。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为孙机先生出版《中国圣火》，他就自费订制了几十本真皮本，用蓝色，区别普通本绛紫色，还在上切口处烫金。此书很珍贵，他只送我一本。

    许多读者喜欢平装本。除了经济因素，还因为精装书比较重，翻看时，往往需要用手压着，不然书会自动合上。其实平装书也会发生“自动合上”的问题，所以读书人一定要在案头备上“镇纸”。

    二零一一年钟叔河先生八十寿辰，我为他出版一部小开本精装书《记得青山那一边》，以示敬意。钟先生在序言中写道：“现在还关心的是，自己的文章若能印成小本子，一只手可以久拿，卧读就比较方便了。当然装订还得讲究，无论翻开哪一页，都要能服服帖帖，不要一松手就合拢来。如果得一直使劲摁住书页，指头儿告了消乏，读书之乐便真的只能‘何处寻’，寻也寻不到了。”

    为了钟先生这段话，我告诉印刷厂，必须以“无论翻开哪一页，都要能服服帖帖”为交货的标准。据说钟先生拿到样书后，第一件事检验“翻开后”的效果，还算基本满意。

    精装书制作，还有许多说道。比如读者翻看时，不能出现吱吱嘎嘎的响声，工人师傅称之为“说话”，那是由于胶水质量差，或胶水使用不当等因素造成的。

    还有用纸。今年以来，海豚出版社与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分别出版董桥先生的书。牛津用纸厚且轻，辅以精装封面的粗纹材料，显得大气大方。海豚用书画纸，细腻而轻薄，触手如抚孩儿的肌肤，封面用材以细密的布质，嵌上一方精美的藏书票，相得益彰。

    由此想起上世纪九十年代，《三联生活周刊》复刊。董秀玉先生对我说，他们的用纸很特殊，纸浆中加入了米汤。读者翻看时，纸张的声音会很小，即使卧读，也不会影响身边人休息。

    藏书票

    上世纪末，大约在一九九三年，为编《书趣文丛》，经赵丽雅女士（扬之水原名）、沈昌文先生引荐，在京得识陆灏先生。不久，陆先生送给我两张小画片。他告诉我，此为藏书票，是他在上海开凤鸣书店时所制。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藏书票”一词，不知好在何处，用到何处，信手夹在一本《现代汉语词典》中。后来陆先生知道我缺乏情趣，不大喜欢小玩意儿，不再送我此类东西。

    二零零六年，我与柳青松先生去沪。一天晚上，陆灏先生约我们到他家中喝茶，我看到他正在写毛笔字。突然来了兴致，请他给我写一幅字。他说还在练习，练好后会给我。我以为他是托词，没想到三年后，我已经到北京工作，他真的寄来一篇字给我，写得真好，果然是“练好了”。那时郑在勇先生正在给我设计《这一代的书香》内页，他看到陆灏先生的字，也赞扬不已。他笑着对我说，要收好，将来会很值钱的。前些天见到香港林道群先生在微博上惊呼：不得了了，董桥先生在苹果树下写文章，称赞“南陆北赵”的字好，有他们字的人快收好吧。我赶紧翻找，却找不到陆灏那幅字。原因是我的书太多太乱，丢是丢不了，说不准哪一天还会自己出来，我等待它自己出来。

    一九九六年，沈昌文先生带着台湾书业大侠吴兴文先生，来沈阳为爱书人俱乐部讲演，题目就是“藏书票世界”。接到吴先生，先是他的酒量让我折服。打开厚厚一大本藏书票，一页页翻看，刚喝过酒的他颜面绯红，眉飞色舞，口中哼唱《命运交响曲》主旋律，让我领略到一位放浪才子的风度。晚上听吴先生讲座，初学藏书票知识，立即成为“吴粉”，希望为他出一本藏书票小书。吴先生很高兴，他说自己对书与藏书票之爱，胜过一切，有知音来求，他可以将珍藏无私奉献，不要稿费。

    怎么会不给稿费呢？我说不但要给，书还要做得好。伴着酒，吴先生说：“晓群兄，我的藏书票天下第一，值得精工细作。”当然。我们请北京郑在勇先生来到沈阳，与吴先生一起商量，最终出版一部精美的《藏书票世界》。

    书印得不多，很贵。不久，有L先生对我说：“吴先生的藏书票是不错，不过天外有天，香港董桥先生的藏书票，远胜他一筹。”董先生文字，早已经使我神魂颠倒。董先生收藏，也已经被传得神乎其神。二零一零年一场秋拍《旧时明月——一个文人的翰墨因缘》，证实了传说的真实。董先生展出六十五件藏品，有徐悲鸿、孙多慈、溥心畬、张大千、陈半丁、丁辅之、林风眠、刘奎龄、任伯年、谢稚柳、傅抱石、李可染、谢月眉、陈少梅、弘一法师、台静农、沈从文、周作人和胡适等人的书画作品。

    L先生的话，并没有降低我对吴先生藏书票的崇敬，只是增添一段我对董桥藏书票的思慕之情。出版《董桥七十》，我们做了一百本真皮毛边特装本，拿到网上拍卖。策划者林道群先生与我们商量，随书附赠董先生亲笔签名的藏书票。为此转来三款票样，都是私藏春色，引得购买者阵阵惊呼。甚至有人抱怨，你们究竟是卖书还是卖藏书票呢？也有专家质疑，如此操作是否恰当？我们自知阅事不多，需要改进之处不少。

    近日《英华沉浮录》出版，林先生为董先生制作藏书票一枚，是一段董先生手书：“板桥老人有楼上佳人架上书，烛光微冷月未出，偷开绣帐看云鬓句，予为改看云鬓三字为加鸳被，丞烛光微冷，何如？予自谓多事。”赠送给购董书者，算是对各方关注的致意！

    （摘自《可爱的文化人》，岳麓书社2014年8月版，定价：6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