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冬，江青在中南海召见汪曾祺等人，这是汪曾祺第一次见江青，但谈话内容与《沙家浜》无关
1961年1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由罗广斌和杨益言合著的长篇小说《红岩》。小说描写新中国成立前夕，以许云峰和江姐为代表的一批革命志士，在重庆“中美合作所”的集中营里，用鲜血和生命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的故事。小说出版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多次重印，累计达400万册，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最受广大读者推崇的当代长篇小说之一，人们称赞《红岩》是“黎明时刻的一首悲壮史诗”，“一部震撼人心的共产主义教科书”。《红岩》问世后不多久，其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故事就被移植、改编为歌剧、话剧、电影、京剧、地方戏曲、说书等多种艺术形式，其中最知名的有阎肃执笔创作的、由空政文工团演出的歌剧《江姐》；由水华导演，赵丹、于蓝主演的电影《烈火中永生》。
江青很快注意到《红岩》在全国民众中产生的巨大影响和席卷中国文坛的《红岩》现象，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样板戏”题材，于是迅速着手组织有关人员，创作京剧《红岩》。最初参加研究改编《红岩》方案的是小说作者罗广斌、杨益言以及作家林默涵、袁水拍等，到真正要进行实质性的创作阶段时，江青决定加入汪曾祺和阎肃，并把剧本写作的任务具体交给这两人。
1964年冬的一天，北京京剧团的党委书记薛恩厚接到通知，带着汪曾祺和阎肃到中南海颐年堂，参加江青主持的改编《红岩》为京剧的座谈会。在这之前，没有人对汪曾祺谈过改编《红岩》的事，因为毫不知情，是半路插进来的，又是第一次见到江青，汪曾祺对他们的谈话摸不着头脑，一句也插不上嘴，心里有些惶恐。江青说了些什么，事后全无印象；只是觉得奇怪，才记住她最后跟罗广斌说的那句话：“将来剧本写成了，小说也可以按照戏来改。”
除了这次座谈会，作为京剧《红岩》的剧本作者之一，汪曾祺还曾和其他人一起去过中南海，每次去，都不让家里人知道，这是机密。其中有一次，正在讨论剧本时，毛主席走了进来，好像找什么东西，大家连忙站起来，江青介绍说，找了几个人谈剧本创作，毛主席只说了一句：你们谈，你们谈。随后就走了。
从1964年冬至1965年春，汪曾祺就和其他创作者一道被集中起来改《红岩》，先是在六国饭店，后来改到颐和园的藻鉴堂。去时昆明湖结着冰，离开时已经解冻了。
剧本创作过程不是太顺利。因为江青的指示很多，但又常常朝令夕改，创作者们为落实她的指示不胜其烦，却又不敢有丝毫违背，终日惶恐不安，疲于奔命。另一方面，改编小说《红岩》不像改编沪剧《芦荡火种》那样有剧本可依，从全剧整体框架、人物安排、戏剧冲突设置等许多方面，都得从头考虑。尽管如此，创作者们熬神费心，总算拿出一个剧本雏形。江青立刻指示北京京剧团组织演员班子，又下令全体编、创、演人员，浩浩荡荡到四川“体验生活”，不是常规的走访群众，参观旧址，开座谈会，而是到渣滓洞坐牢，选择一个风雨之夜上华蓥山演习“扯红”（暴动）……一切都是假的，一切如同儿戏，这只有在江青直接控制下，北京京剧团才演出这一幕幕貌似庄严认真其实荒诞不经、兴师动众、劳民伤财的闹剧……
为排《红岩》，江青指示演员们要坐一坐牢。大家都被戴上镣铐关了一星期
有关方面在考虑京剧《红岩》的演员阵容时，确定让赵燕侠饰演剧中的游击队政委。
1964年元旦，江青召见北京京剧团的主要演员，对第一次见面的赵燕侠说：“我认识你赵燕侠！我看了你所有的戏。你是苦出身，我也是苦出身，因此我愿意来看看你……”说了这番十分亲热的话后不久，江青经常让赵陪她去看电影和其他演出。这些都表明江青最初颇欣赏赵燕侠。为了帮助赵燕侠塑造好阿庆嫂这个角色，江青特地从上海调来在沪剧《芦荡火种》中饰演阿庆嫂的演员辅导赵燕侠。赵也借鉴了沪剧的表演，但并不全盘照搬，她认为：京剧和沪剧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剧种，“我们要有京剧的特色，不必一招一式照搬沪剧阿庆嫂。”这话传入江青耳中，江青很是不悦。此后，为阿庆嫂这个人物在脸部化妆时的油彩轻重问题，赵燕侠又与江青发生意见分歧。江青认为女主角阿庆嫂应该是红光满面；赵燕侠却认为，塑造阿庆嫂应主要从地方特色和人物性格方面去综合考虑并加以表现，她是地下工作者，理当处处注意不暴露自己的身份，不突出，不引人注意，这才最安全。因此，对这样一个特殊身份人物的面部化妆不必过多考虑，处理成常见的江南女子白里透红的淡妆比较合适。事情都不大，江青却一一记在心中了。这一个时期的江青正处心积虑从抓京剧入手，塑造自己“文艺革命旗手”的形象，她需要多和赵燕侠这样的名演员交朋友。虽然她对赵燕侠屡屡着意显示热情，但却没有从赵燕侠处得到她期望的反应，感到有些失望，但她还是忍着。可是，接着发生的“毛衣风波”终于让江青忍无可忍了。
那一次，江青物色到阿庆嫂B角，在上海人民大舞台审查B角阿庆嫂彩排时，她照例让赵燕侠坐在自己的身边。看戏过程中，江青发现赵燕侠穿得少，第二天，她派警卫员和大舞台经理、剧团团长一起，将自己穿的一件毛衣给赵送去。警卫员对赵燕侠说：“首长说，借给你，如果不嫌她脏，你就穿。”事情到了这个份儿上，“首长”的话说得如此明白，赵燕侠还是没有用心认真对待，更没有感恩戴德，她觉得自己比江青胖，怕把她的毛衣撑坏了，便将毛衣叠好放到箱子里收藏好。过几天又看戏了，江青记着这件事，她扒开赵燕侠的风衣领子，发现赵没有穿她特意送去的毛衣，双目圆睁：“赵燕侠嫌我脏！”散戏后立即派警卫员到赵燕侠处取回毛衣。
从这往后，江青对赵燕侠没有再说热情的话，更没有亲热的举动，但却时时注意着赵燕侠的一举一动。在1964年夏天的一次中南海舞会上，江青看到赵燕侠与刘少奇边舞边谈，后来，江青又听说刘少奇看了京剧《芦荡火种》深表赞赏，便问赵燕侠：“他（指刘少奇）跟你说什么了？”赵燕侠说：“主席说我演的阿庆嫂……”一句话还没说完，江青马上瞪大眼睛：“什么主席？说清楚是你们主席，还是我们主席？”赵燕侠吓得说不下去了。
在江青看来，赵燕侠对她的关怀照顾反应冷淡，是缺乏阶级感情问题；赵燕侠对刘少奇的态度，更是路线斗争觉悟不高的表现。这一切让江青觉得，对名演员们的思想改造只能加强，不能放松。当北京京剧团的领导向她汇报新编京剧《红岩》的角色安排，了解到赵燕侠将饰演剧中游击队政委的角色，她明确指示：要演好革命戏，首先得做革命人。全团编、创、演人员都得到重庆体验生活，特别要到渣滓洞坐坐牢。于是，在重庆渣滓洞，大家都被戴上镣铐关了一星期。十几个人睡在稻草铺上，不许说话。每天只吃两个窝窝头，一碗白开水。其间，杨毓珉和薛恩厚还被拖出去“枪毙”，真放枪，里面的人喊“共产党万岁”，痛哭流涕，其实两人已回到招待所睡觉了。剧团还到现场召开龙光华烈士的追悼会，到华蓥山演习“扯红”，即起义，搞山地夜行军，伸手不见五指，每人抓住前一个人的衣服前进，第二天天亮后一看吓坏了，旁边均是万丈深渊……多年后，回忆起这段闹剧，汪曾祺这样记述道：“假戏真做，气氛惨烈。至华蓥山演习过‘扯红’即起义。那天下大雨。黑夜之间，山路很不好走，随时有跌到山涧里的危险。‘政委’是赵燕侠，已经用小汽车把她送上山，在一个农民家等着。这家有猫，赵燕侠怕猫，用一根竹竿不停地在地上戳。到该她下动员令宣布起义时，她说话都不成句了。这是‘体验生活’么？”
（摘自《汪曾祺与〈沙家浜〉》，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9月版，定价：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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