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30年代，在驻华外国传媒中，哈雷特·阿班的地位首屈一指，因他代表的是《纽约时报》。报纸在西方舆论界本就一言九鼎，记者的人品操守又让人起敬。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的洋幕僚端纳赶赴西安调停，向新闻界发出的电报，头一个对象便是阿班。这在泽勒的《端纳与民国政坛秘闻》中也有记载。
我的公寓在百老汇大厦十六楼，高居于上海喧闹的街道之上。1936年12月某晚，我独自待在书房里，平静无事。从新闻角度看，过去的几个月颇为沉闷，不免感到无聊。约十个月前，东京中心区曾发生兵变，多名内阁成员被杀，引起一片惊恐。随后的仲夏时节，中国也曾一度濒临内战，却因西南方面的突然垮台而幸免，事件带上了半喜剧色彩。这以后便不再有大事，唯见日本一以贯之，在华北从事种种穷凶极恶的活动。
目前，蒋介石总司令正在陕西省的西安市，距共军占领区不远。占据西安及周边地区的则是少帅张学良的东北军残部。一直有谣言称，少帅的部队已经与红军“沆瀣一气”，西安与共产党根据地之间，定期有卡车及巴士往返，运送人员与军需物资。传言归传言，却一直无法核实。
张学良先是被逐出满洲，继而又被逐出华北，于是便赴欧考察，终于戒除了多年的毒瘾，这才又返回中国。传言说，此君行事诡异，对于南京的“剿共”命令，一向拒不执行。我当时想，传言一定不确，否则蒋介石就不会贸然进入张学良的地盘了。
那晚，我左思右想，横竖想不出有什么消息，足以作头条发往纽约。我在书桌上一沓便条里随手乱翻，发现了一份备忘录，内容是关于中国预算案中的海关税收部分。一看时间，只有8点半，找宋子文聊聊的话，不算太晚，便拨通了他家的私人号码。
接电话的是宋子文的男秘书，一个能干的中国人。他说：“子文不在家。他刚才接到一个电话，就去孔祥熙家了。”
我突然想起，那位著名的澳洲人端纳此刻正在上海，何不找他聊聊。端纳原是张学良的顾问，后来转而任蒋介石的顾问。他住在派克饭店（即今天的上海国际饭店）。我拨通了电话，接电话的是端纳的秘书。
他说：“他二十分钟前还在，后来接到一个电话，就去孔祥熙家了……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回来。他走得挺匆忙的，好像很着急。”
蒋夫人这时也在上海，住在法租界自家的房子里。两天前，我刚在那里喝过茶。我决定给她去个电话。接电话的是她的私人秘书，一个年轻的英国女人。
我问蒋夫人在不在家。“夫人去孔博士家了。”她答道，“我不想给她打电话。她刚走不久，看上去很急，紧张得要命。”
我不禁猜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难道是召开家庭会议？因为蒋夫人、她弟弟宋子文和任财政部长的姐夫孔祥熙都在。他们匆匆碰头，还颇为着急。但是，若说是家庭聚会，为什么把端纳也叫去了？他只是个外人，还是个外国人。
于是，我不停地拨打孔府的私人电话，但每次都是忙音。最后，电话终于通了，接听的是个中国人，声音很陌生。我报上自己的名字，说要找端纳。等了又等后，线路里终于传来端纳的声音。
我问：“出什么事了，一家人干吗在一起聚会？”
他反问：“你怎么知道有聚会的？”
“蒋夫人在那儿，子文和孔博士也在那儿，还有你。发生什么了？”
“阿班，对不起，这事没法对你说。”
“重要吗？”
端纳陷入沉默，足足有半分钟，最后才说：“先别挂线，我去问问子文，看他要不要公布消息。很抱歉，我不能对你透露半句。”
独家报道有时就是这么来的。
宋子文接过电话，对我说，蒋介石将军被劫持了。事情发生在他的住处，在西安城外几英里的一座旧庙里……对，前东北军部队算是起义了，看来是和共产党人联手干的。总司令已经被带进城里囚禁起来了。他的卫队成员被打死了许多。蒋介石本人翻墙逃跑时，受了重伤……没有，对方没有提出勒索。这是场政变。起义者的要求很含糊。他说，政府还未决定采取何种行动……没有，上海还没有其他记者知道此事。
重大突破！我得到了全世界头等重要的独家新闻。但运气却与我无缘，此时已是上海时间晚上9点，正好是纽约的上午9点。《纽约时报》已经上街销售了。可惜，可惜。但是，时报还有一招，可通过霓虹灯字幕，发布这则轰动性的快报。那时离灯火管制尚远，时代广场的旧建筑外日以继夜地亮着灯牌，不断跳动着各种文字。
接下来的一小时，我专心致志地忙于写稿，每十行组成一段快讯，让车夫送往电报局。车夫就这么来回奔波于办公室与电报局之间。向纽约发了总共五百多字的一则则快讯后，我终于稍作停歇，点燃了一支烟。这时才想起，驻上海的美国情报官员，对此事不知是否有所耳闻。若还是浑然不知的话，我倒是有责任将蒋介石的危险处境通知总领事、海军及陆军情报部门，还有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四团的指挥官。于是，我整理了电报稿的复写纸，开始挨个去电话。
能将消息抢先告诉美国政府五个不同部门的代表，也算是我的荣幸了。各部门在获得我的消息后，既有怀疑，也有惊慌，更有感谢，对我通报头等要闻的合作举措，咸表赞赏。
接下来的两周好戏连连，结果则皆大欢喜，蒋介石终于得到了最好的结局，对中国，这也是幸事。宋子文与端纳冒着极大生命危险，飞抵西安。蒋夫人也表现出非比寻常的英雄主义气概，飞往西安，参加一场场谈判。最终，不仅总司令获无条件释放，而且由事件的主谋张学良亲自陪同，凯旋般飞回南京。
中国立时陷入一片狂喜。自“一战”停战以来，未尝见过这种大众欢庆的场面。这场折磨，使总司令的个人声望大增，并巩固了中国的统一。至少，在日本大兵压境的局势下，统一的局面有望持续下去。
在西安达成的协议，究其本质，是在日本进犯中国期间，达成休战，而非从根本上解决南京与中共的所有歧见。将来，待日本侵略者被最终打败并赶出中国后，无需太久，执政的国民党与中共总要解决双方在实践与思想方面的分歧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亟须调动各种政治才干，并投入无私的爱国精神。这方面，中国领袖人物的能力是绰绰有余的。
日本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自然是极度沮丧的。它起先还试图抬出旧日用过的妖魔，说东亚正面临赤化威胁。东京声称，它相信中国的共产党不日即可支配南京政府，因而，只能由日本来扮演英雄角色，采取适当行动，以化解这一可怕威胁。
其实，日本深知这一威胁并不存在。相反，中国历尽艰辛，刚赢得难能可贵的统一及国内和平，却因日本在亚洲大陆推行其帝国主义计划，而陷入千真万确的危险。
早在1937年2月，日本便已源源不断向满洲增兵。满洲的所有民用、军用库房都囤积了大量军需物资，以便用于对华战争。蒋总司令从西安胜利返回首都南京后，过了不到七个月，这场战争便爆发了。
1937年年初，蒋夫人对我说，她正根据其自身经历，撰写西安事变回忆，其中涉及她如何参与谈判，争取丈夫获释。该文的手稿将以招标方式出售，由出价最高者得。于是，我电告《纽约时报》，说该手稿正在寻找买家。回电指示我代表北美报业联盟竞买。最后，我以一万两千美元的价格购得此稿，当时，这笔钱约合四万中国货币。
夫人所写的非凡手稿，特别强调总司令在被囚期间，认真阅读《圣经》，并在那段艰险的时期，加深了对基督教的信心。读到这些，我不禁想知道，对蒋介石这种人，基督教到底意义何在。
杭州是个美丽的城市，点缀着古老寺庙，蒋家在西湖边有栋度假别墅。一次，我去做客，趁机绕着圈子探听西安事变的情形。蒋介石在我的引导下，终于滔滔不绝讲述起一段极不寻常的故事。他的话，由蒋夫人替我翻成了英语：
我睡在华清池北面的一栋房子里，紧靠着后墙。凌晨4点左右，我被南面院子传来的枪声和叫喊吵醒。我自己的卫队人数不到一百，都很可靠，我便猜想是有人要来行刺。
我不喜欢穿整套的睡衣裤，睡觉时爱穿你们美国人说的那种老式长睡袍。被吵醒后，我从床上跳了起来，来不及换衣服，直接蹬上一双中式的布拖鞋，套上一件深灰的绸面薄棉袍，便跑了出去。因为是冬天，早晨天还是黑的。我朝着北面的围墙跑去，拼命爬了上去。那墙大概有八九英尺高吧。
爬到墙顶后，我就两手抓住墙的边缘，身子慢慢放了下去，然后一松手，落了下去。原以为也就八九尺高，谁知墙的北面外是条护城河，这一掉下去，足足近三十英尺，我是一点没有准备。
我跌进护城河底，身上全刮破了，撞得也很厉害，布拖鞋也不见了。我的尾椎骨撞得很重，直不起身，只好手脚并用，从沟里爬了出来，痛得钻心。地面到处冻得硬邦邦的，北风冷得刺骨。到处都是一摊摊未化的积雪。
我慢慢爬到了华清池北面的小山上。天色渐渐变白了，我到处找地方躲，却是徒劳，周围连棵藏身的树都没有。华清池里还在战斗，我的卫兵人数不敌叛军，边打边逃，叛军一路追赶，枪声渐渐朝山坡方向移了过来。我相信自己是逃不了的，一定会被害，那一刻真是非常的绝望。
接着，我的信心又回来了，开始长时间真心祈祷。我向上帝认罪，坦承自己的缺点，祈祷说，要是上帝真的选择我领导中国走向获救，他就会显灵，将我引往安全之路。
我睁开眼时，天色更亮了。不远处，有两只白色的野兔。我知道上帝果真显灵了，那两只兔子，将会把我引往安全之地。我跟着它们，蹒跚地走在山坡上。它们一停，我就平趴在地上休息。最后，它们躲进了一块大石后面。我跟着爬到石头跟前，发现那石头下面正好有足够地方，可以让我藏身。
不久，叛军恢复了秩序和军纪。他们在大石下发现了我，没有杀我，也没有折磨我，只是把我带回了华清池。后来，他们又把我带往西安城里，把我囚禁起来。
在西安，总司令被关押在张学良的总部。他不吃饭，不喝水，尽管伤得不轻，饱受折磨，却将医生拒之门外。对劫持者提供的服务和物品，他也一概拒绝，只提出一个要求，让他们送来了一本《圣经》。他汤也不喝，被套床单不许人来换，澡也不洗。被抓的头几天，他不与劫持者说话，不进行任何谈判。醒来的时候，只一门心思阅读《圣经》。直到几天后蒋夫人乘飞机抵达，这一切才告改变。
（摘自《一个美国记者眼中的真实民国》，中国画报出版社2014年8月版，定价：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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