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年轮

    这是一本为书而作之书。作者以淳朴的心情、在寻常可遇的读物中，从辛亥革命那年起，作了一次年轮式的阅读，可谓匠心独运。书里书外的短文，史料丰富，时见精彩，即是书的“年轮”，也侧印出人的“年轮”。

    1911年

    《少年》杂志

    十四岁的费孝通遇见自己的文章发表于《少年》杂志，“突然惊呼起来，一时不知所措”。

    1911年，中国历史除旧布新，大开变局，皇朝将去，共和将立。

    每逢新旧社会方死方生之际，社会上对青少年的关注程度似显豁于平时。从新闻出版行业看，商务印书馆于当年创办《少年》杂志，再开一片新绿，当有“少年强则中国强”的意思。

    主编该刊的孙筑修先生，曾于科举废除前十年考得功名。他有新思想，学过英文，认为“科举已成弩末，神州多故，非开径自行，决不足以问世”。孙先生认同“教育救国”主张，且知行合一。其所开之“径”，集中于民智。民智之源，端在少年。他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后，即参照欧洲童话编写中国儿童读物。在其陆续主编的百多种童话中，由他自己编写的计七十多种，在儿童文学于中国形成系统的初期有筚路蓝缕之功。《少年》杂志创刊时，其为首任主编，可谓实至名归。自创刊至终刊，《少年》上的文字，不知浸润了多少中国少年的生命。

    1948年夏，钱锺书、杨绛夫妇带着女儿圆圆回无锡钱家，为钱锺书祖父做百岁冥寿。在“满地都是书”的一间厢房里，圆圆找到一小柜《少年》杂志。一本杂志能积满一小柜而未散，可见这杂志在钱家是被珍视的。大概钱家的孩子无人不读。 

    人称“文学圈外文章高手”的知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其文字生涯即开端于这本刊物。他早年文学兴趣很浓，读到初中时，一位亲戚为他订阅了《少年》杂志。费孝通从此成为该刊的忠实读者，每期到手，都是从头读到尾，一篇不落，几期下来，这位少年已不满足于仅当读者。他要成为作者。

    当时的少年，头脑里有许多从祖辈、父辈那里听来的、代代相传的民间故事。费孝通在记忆中的故事里选出一个，写了出来，向该刊投稿，署名“费北”。

    一个新年里，他收到了当年第一期《少年》杂志，照例细读，却不知已有自己的文字登在其中。待读到最后的“少年文艺”专栏，费孝通见自己投寄的《秀才先生的恶作剧》一文已成白纸黑字，遂“突然惊呼起来，一时不知所措”。

    费孝通晚年回忆那次经历说：“这种深刻的激动，一生难忘。它成了一股强烈的诱导力，鼓励着我写作又写作。我写给《少年》杂志的稿子，在该刊的地位，从此也逐步地从书末向前移动，直到开卷第一篇。写作就成了我抑止不住的爱好。”“回想我这一代，商务印书馆在当时的文化界实际上起着伯乐的作用。我虽非千里马，但毕生与笔墨结成不解之缘，商务印书馆实为之媒。”

    细察费孝通一生，不惟发表文章、出版著述的成就感助成其终身爱好，写作不辍，“开卷第一篇”的荣耀感更为其立言、立功、立德的各时期备下自信。

    1924年

    《汉书艺文志讲疏》

    能跟在一位学养丰富的读者之后，待有了高人手泽再行开卷，算得上有福。

    在1924年的出版物中，碰上的第一本就是《汉书艺文志讲疏》，是东吴大学的“东南大学丛书”的一种。尚未翻过开卷之页，就被该书流传过程中留驻于该页的印记吸引。书名及班固、颜师古名下，是一枚“徐氏”藏书章，阳文篆刻，古雅、工整。书眉上的批注更是耐看，毛笔书写，蝇头小楷，馆阁体中略带行草，疏密有致，功力内敛，每字皆小于书上的正文铅字。边看边感慨，先不说写书人了，过去读书的人都这么有学问，比起来真是让人气短。面对“徐氏”书法，即便仅仅是自认为读者，也有滥竽充数之嫌了。

    这么漂亮的批注，不时现于书页之眉，跳荡闪烁。一时间，对我这等既无慧根、又少定力的人，吸引力大过了书的正文。细察全书，眉批有八十余处。一一读过，感觉这位读者不仅字好，学问也好。眉批间有注疏，有评点，有考索，有订正，有校雠……等于扩展了该书的内容。能跟在这样一位学养丰厚的读者之后，待这本书有了高人手泽再行开卷，算得上有福。为此，特把其藏书章附录于书影，留作纪念。作为该章主人的“徐氏”若健在，希望有机会当面一拜，若已作古，则盼其有后人，并能看见这几行字，以寄托我的敬、谢之意。

    1947年

    《罗曼·罗兰传》

    “俄罗斯这个伟大心灵的光焰照亮了大地……是照亮我们青年时期的最纯洁光芒。”

    威尔逊著、沈炼之译的这本《罗曼·罗兰传》，是巴金当年主编的“文化生活丛刊”第四十种，初版本1947年5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译后记”说，该书是从原版书作者的专题研究论文中翻译出的。原作并非传记，作为传记来读，可以说得通的一个理由，就是书中有罗曼·罗兰看重的丰富资料。例如，在一些说法中，以为罗曼·罗兰写给托尔斯泰的信只有一封，事实上共有七封之多，首尾两封之间，跨越二十年之久。这七封信的写作时间、内容，作者多有叙述。    

    罗曼·罗兰既以托尔斯泰为精神导师，则这些资料对理解传主自是重要。他对托尔斯泰的尊敬和崇拜，真挚热烈，在二十年时光中越积越厚，越酿越醇，到托尔斯泰逝世后终至火山般喷发。在《托尔斯泰传》中，罗曼·罗兰把其逝世比喻为“刚熄灭的光芒”，说：“俄罗斯这个伟大心灵的光焰照亮了大地。这个心灵对于我这一代的人，曾经是照亮了我们青年时期的最纯洁光芒。在19世纪行将结束时阴霾重重的暮色中，它是颗安慰之星，它的闪光吸引着、抚慰着我们青年人的心灵……我终于认识到他的那些日子将永不会从我的思想中磨灭。”

    尤为可贵的是，当罗曼·罗兰发现有人往托尔斯泰身上寄托“党派感情”时，他表达了强烈反感，认为这样的概念不应成为衡量天才的尺度。他说：“托尔斯泰是否和我一派无关紧要！在呼吸他们的气息，啜饮他们的智慧时，我会关切但丁和莎士比亚属于哪一派吗？”

    1978年

    《哥德巴赫猜想》

    知识分子第一次成为报告文学的主角，产生了非常广泛和强烈的社会影响。

    这个书名，本是一篇报告文学的题目。作者徐迟在这书“后记”中说，从1966年到1976年，他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以《哥德巴赫猜想》为标志，他“从长久以来的冬蛰中苏醒过来”，进入喷发状态。《哥德巴赫猜想》也成为时代转换的一个强烈信号。

    徐迟为做好这篇文章，读了马克思的《数学手稿》、华罗庚的《数论导引》，还有《中国古代数学史》等书。做过这些功课，徐迟除了采访陈景润，还采访了吴文俊、杨乐、张广厚等知名数学家，带着诗人的激情，写出了《哥德巴赫猜想》。知识分子第一次成为报告文学的主角，产生了非常广泛和强烈的社会影响。

    1978年4月，《哥德巴赫猜想》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时，“七七级”大学生刚刚入学报到，坐定课桌，开始如饥似渴的求知和猜想。

    1980年

    《围城》

    写的是社会之一部分，人类之一群体，背景上浮动着世道人心的退化。

    这本小说1947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初版，1948年再版，1949年三版。从1949年到1979年，国内似没有再印该书，也不怎么提它，倒是旅美的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给了很高评价，引出了一些西方语言的译本。“文革”结束后，中国出版界对《围城》再度关注。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排印该书，钱锺书在“重印前记”中表示感到意外。

    新版《围城》的热卖，把钱先生又一次变成了热门作家。当时一位朋友新开了“文革”后三联书店第一家分销店，所进该书一下卖光。随后，这位朋友的一位朋友出差北京，背回的全部辎重，是装得下被褥的那种军用背包的满包《围城》。    

    1996年

    《老照片》

    中国的记史传统何其悠久？百姓能走上历史前台，进入史籍，难得一见。

    新时期阅读史上，《老照片》（第一辑）为读者打开了一片新的阅读视野。该书的老照片中，有周恩来会见柯西金，潘光旦笑迎毛泽东，也有女知青在田头，小孩子演样板戏，政要、学者、男女老少，市井烟火，寻常人家，一同登台。

    百姓喜欢，专家称道，真正雅俗共赏，半年内，这本小书重印三次。

    中国的记史传统何其悠久？史书何其浩繁？百姓能走上历史前台，进入史籍，难得一见。

    一种可以叫做“图像历史”的意识，似乎在普遍觉醒，越来越多的图片进入编辑视野，不仅新书热衷图片，许多老书也以图片为翻新手段，重新登场。大量的豪华本、珍藏本、插图本，多以图片为招徕。

    一位藏书极多的朋友说：图文书大行其道，《老照片》有开风气之功。

    真实发生过的和正在发生着的历史，分得出官场和民生，分得出庙堂和江湖，却分不出正野。如果一定要分，民众是本，才有资格居于“正”位。《老照片》为还原历史认真做事，对本来就生活在同一天地的士农工商官一视同仁，把平民请回历史，真正是“以人为本”，合了民意，顺了民心，才有了民望。    

    《老照片》温情中有深度，至味无味罢了。其绵延至今，不仅赢得了读者衷心喜爱，而且让历史这部大书从书架上走下来，变成了活动的、开放的、延续的、每个人都在其中的无字大书。有心即可读，读之自有味。

    （摘自《纸年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1月版，定价：4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