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结合老照片,讲述了儿子被“政治”裹挟的童年。孩子们高举横幅,为一次高层权力更替的结果而上街游行庆祝的照片,让人啼笑皆非。以“被污染的童真”为题,想想,真的是再贴切不过……
1976年是共和国历史上的多事之秋。
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
4月5日丙辰清明节前后,北京民众自发在天安门广场进行悼念活动,被民兵、公安和卫戍部队暴力驱散,并被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史称“四五反革命事件”或“天安门事件”。
4月7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了“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我儿子那年尚不足六岁,他所在的幼儿园也要在4月9日举行政治表态和声讨邓小平的游行。
4月8日下午,我到幼儿园去接儿子,老师对每位家长都会通知一声:“明天你家宝宝参加游行。”有位外国朋友说过:“中国是最热衷于全国盛大游行的国家。”这在当时,家长们并不惊诧。
老师见到我,把我拉在一边,笑眯眯地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明天游行,决定让你儿子带领大家喊口号。”
平心而论,那时,一个孩子受到老师的钟爱,倒用不着家长拿钱“开后门”。我儿子从小长得漂亮、口齿伶俐,因此,凡是幼儿园里有活动(如接待外宾、歌咏比赛),老师总把他列为首选人物。这次也不例外。
老师还告诉我:考虑到孩子年纪小,所以设定的口号非常简单,只有“毛主席万岁”和“打倒邓小平”两句。她还叮嘱我晚上让儿子先练习练习。
不过,我并不感到受宠若惊。这里面有两个原因:其一,这次游行的矛头是对准所谓的“天安门广场上的反革命分子”的;其二,领喊口号是个很有风险的任务。我曾亲眼看到,有人在批斗会上一时口误,喊错了口号,转瞬间成了反革命分子。大人尚且会喊错,何况一个孩子呢?
想到这里,我赶忙对老师说:“我儿子有点感冒,嗓子不太好,是否能让别的小朋友领喊口号?”
老师宽容地答应了:“也好,我安排别的孩子吧。”
第二天,当我把孩子送到幼儿园时,老师对我说:“领喊口号我已经叫另外一个孩子了。”这一刻,我顿感自己像个猥琐的小人。
不料,老师又说了句让我心惊肉跳的话:“我让你儿子手捧宝像,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好吗?”
我的天!手捧毛泽东像是一件更加危险的任务!“文革”中有多少人因为不慎损坏了宝像,或将宝像颠倒了,导致锒铛入狱……但是,我再也无法拒绝,只能苦笑着应允了。
我反复叮咛儿子:千万捧好宝像,尤其不要让它颠倒了。在儿子慎重地点了几次头后,我才心神不宁地离开了幼儿园。
傍晚,我刚走进幼儿园,儿子就扑在我身上:“今天我们游行走了好长的路。我很乖,宝像一直捧得很好。”
老师也证实:“你家宝宝今天表现很好,老师还为他拍了照片。”
谢天谢地!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为了表示鼓励,我慷慨地带儿子到新华书店买了几本“小人书”。
过了几天,我果然拿到了一张照片。画面上,孩子们兴高采烈地举着“热烈欢呼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的横幅:左边一个女孩子十分认真地领喊着口号,儿子循规蹈矩地端详着宝像,大概是在看它是否颠倒。尽管游行前老师已告诫过他们:这是一次严肃的政治活动,但天性使然,孩子们还是流露出游戏心理,尤其是中间几个孩子显得纯真可爱,脸上笑眯眯的。
历史似乎存心跟我们开玩笑——半年之后(1976年10月),那几个炙手可热的“文革”红人倒台了;又过了九个月(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了;再过了一年四个月(1978年11月),“天安门事件”平反了……
几年后,我和儿子在整理照片时,又翻出了那张游行照片。于是,父子之间有了如下的一番交谈:
“爸,我们游行喊什么口号?”
“打到邓小平!”
儿子吓了一跳:“邓小平?电视台不是每天都在歌颂他吗?”
“那是‘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所以……”
“他们只有四个人,那么,全国那么多人为什么打不过他们?”
“……”
“他们做坏事,为什么叫我们游行?”
“……”
儿子把问题一丝不挂地揪出来,使我猝不及防,如此“坍台”。
(摘自《老照片》96辑,山东画报出版社2014年8月版,定价:1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