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里的故事

    老照片的来历

    面对眼前的这张老照片，先是兴奋，后是沉思，百感交集的思绪从心头涌上笔端。

    这是一定要写的，因为这张老照片，不仅真实地、形象地记录了故乡现代教育的一段历史，而且承载着深重久远的血脉亲情。

    我没有在双池高小念过书，但对双池高小一往情深。2005年春夏之交，我回老家探亲。头一天到双池，第二天就造访双池高小。主客交谈之中，很自然地就谈到双池教育历史。我问主人双池高小何时创建，第一任校长是谁？负责人说不就是侯德长嘛。我在惊讶之中告诉主人，双池高小创建于1912年（民国元年），是由我父亲李时光、叔父李时雨和蔡景潭集资创办的。第一任校长是我父亲。这个史实1934年出版的《灵石县志》有记载。侯德长当校长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事，他是我父亲的学生。在场的人一听哈哈大笑，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识自家人了。

    回到广西，我再次阅读近年来出版的《灵石县志》和《交口县志》（1971年双池划归新设县交口县）。遗憾的是这两本县志均无双池高小的历史记载。为了弥补这个缺失，我于2006年春夏之交又回故乡，希望能为双池高小再寻找一些历史资料。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坐着外甥的车在故乡山道上颠簸。前方路标让我眼睛一亮，岔道沟里是王家洼。我突然想起姐姐在世时曾说过，王家洼张锡藩家里有张集体照，其中有父亲。我立马让外甥拐进山沟，直奔王家洼而去。

    村子不大，三问两问，我们就走进主人家里。张锡藩已经故去，他的女儿纪姑娘住在这里。当我们说明来意后，满头银丝，满脸惊喜的纪姑娘说：“这真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你从几千里之外来寻找70年前的老照片。奇了，奇了！”说着她就走进隔壁窑房里，取来一尺见方的精致相框，用白毛巾擦拭之后，双手递了过来。我手捧相框定睛一看，照片题头写着：灵石县第四区高级小学校职教员暨学生全体摄影纪念，落款民国廿四年虽已模糊，仍可辨认。父亲坐在照片中央，这是他第二次出任双池高小校长。惊喜之中我眼睛红润，一时语塞，只说了句：“谢谢纪姑娘！”这时纪姑娘对着照片指指点点告诉我，他父亲是我父亲的学生，在双池高小毕业后，考进汾阳师范。师范毕业后又回到双池高小，跟着老师当老师。

    老照片里的师生

    这张老照片，6位老师坐在前排正中间，前后左右的学生都是十二三岁的娃娃脸。除了父亲，我只认得坐在父亲左侧的张伯藩老师，他是我就读西庄高小及山西第一联合中学的语文教师。有意思的是父亲和伯藩恩师穿着黑色长袍马褂，其他3位老师身着白色时装，另一位是上黑下白，他们是张锡藩、蔡壮周等4人。不同的衣着显示出这是元老派与少壮派的结合，他们既是师生又是同事，精诚团结，亲密合作，在故乡这方热土上，开创现代教育的新篇章。学生是清一色的服装，连帽子都是一色新。坐在最前面的同学，手握洋鼓洋号，开创山乡教育一代新风。那个年代的山村学校，能有这样的阵势，真不容易。就是这些少年学子，几年后成为威震吕梁的抗日先锋，并且也是故乡教育的骨干力量。

    举点例子吧，让事实来说话。这张照片摄于1935年（民国廿四年），两年后发生“七七”事变，紧接着日本人进犯山西。大敌当前，年轻的后任校长毛达三（我二嫂的胞弟），率领双池高小学生集体参加八路军，编为著名的决死队中的学生连，在汾河西岸韩信岭痛击敌人，威震三晋。这张照片中有我同村同族的三个学子，他们在战火洗礼中迅速成长，族兄李旭（李宝善）抗战时期曾任灵石县武委会主任，1949年随晋中南下工作团到福建任县长，1954年调东北搞工业，后调太原任化工研究所所长。族兄李文保在359旅转战大西北，1949年随王震进军新疆，后在生产建设兵团开垦新疆，离休前定居乌鲁木齐。族侄辛德（李务本）先在晋绥边区工作，1949年随胡耀邦入川。先任四川驻上海办事处首任主任，后任四川商业厅副厅长，落脚成都。他们是我家李门“抗战”三杰，也是大动荡、大变革时代我家李门移民的先行者。照片上共有93人，经多方打听，现在健在的只有郑文焕、张士铨、张思明三位耄耋老人。他们是故乡桃李遍天下的资深离休教师。

    老照片之外的记忆

    父亲一生从教，在几个教育层次上都有实践。从民国元年办高小，到晋南河东师范执教，在师范执教期间，又参与创办菁华中学，同时在师范与中学两个学校授课。“七七”事变城镇学校被日本人摧毁后，回到上庄老家，在抗战相持阶段，邀请好友张伯藩，在我家院子里办起山村学校。周边邻里山村少年儿童，都来我家上学，把我家两进院子的窑洞挤得满满的。学校一切开支包括张老师的工资，都由我家支付。学生家长只管送孩子上学就是了。

    在这里，学生一起床就是放声读书，要把昨天教的课背下来。上课前，每人每天必须写一方毛笔字，打一次“九九归一”的算盘。父亲教学非常严格，他教我们写字，说“字是出马枪，见字如见人，字代表人品。要端端正正写字，要端端正正做人”。他要求写字要坐正坐直，笔杆对准鼻子，三个指头捏紧笔杆，手窝上可以放个鸡蛋，横的要平，竖的要直，不能潦草。父亲也有随和的一面，课余丢手绢、跳绳、踢毽子，他一时高兴像老小孩似的，也参加进来游戏。有时搞比赛输了，他不善唱歌，就会讲故事，什么龟兔赛跑呀、东郭先生呀、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战乱时期，没有课本。这难不住老教师，教材就在肚子里。父亲和张老师根据学生年龄，分别读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论语、左传。穿插语文课间，老人会给我们讲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九一八”事件、“七七”事变的历史。在音乐方面，老人既给我们教新音谱，也给我们教工尺谱。带领我们唱《木兰从军》《满江红》《“九一八”流亡曲》《义勇军进行曲》。通过这些教学活动，明明白白地教育我们：勿忘国耻，抵制日货，抗战救国，匹夫有责。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树立起保家卫国，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坚定信念。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大国崛起”系列《德国》一书中的两句话：“1807年12月31日，拿破仑占领普鲁士”，“1870年，最终打败法国并俘虏了法国国王的德国元帅老毛奇说：‘普鲁士的胜局是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决定的’。”这话有普遍意义，千千万万的教师是多么值得尊敬啊。

    我与纪姑娘是首次见面。因为都是双池高小教师的子女，一见如故，不用寒暄，不需客套，非常亲切，十分友好。当我提出能不能把这张老照片暂时借给我，因为乡村缺乏先进翻拍制作技术，让我带回广西复制后，再把原件寄回来。纪姑娘爽快地说：“这有什么不能。你多复制几张，为历史留资料，为后人作纪念，这是对社会的贡献，也是对我们父辈的一个安慰吧。”一个月之后，我把原件及复制品寄回老家。我心里明白，保留历史资料是极其不易的事，善哉，纪姑娘，您为故乡保存了一份珍贵的历史见证！

    （摘自《书里书外》，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定价：5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