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女子社会化教育的兴起，新知识在学堂的传授，使传统妇德受到了极大挑战，并冲开若干缺口。在新教育和旧道德不断碰撞调和的历史背景下，发生了一件起源于北京而哄传全国的男女学生通信事件……
从风气尚称开通的江南地区，回望天子脚下的北京，其在时代剧变中的相对滞后与保守，既显而易见，也很容易被放大。京城其实也在变，只是以上海的眼光来打量，其慢一拍的节奏往往会被误解为凝滞不前。
以女子教育而言，在上海中国女学堂创立6年以后，1904年3月，京城才出现了第一所女子学校。其恰好是由后文将要谈论的女主角杜成淑的父亲杜德舆在自家宅院中所设，筹建时还计划延聘秋瑾担任教习。并且，在同一年，北京也以同样的时差，晚于上海的中国女学会，产生了小型的知识妇女团体——中国妇女启明社。秋瑾也成为此社的成员。该社虽然没有嗣后成立的中国妇人会声势大，但其“以华族妇女有学问者”担任正副社长的做法，倒体现了京师多官气、重等级的特点，而为后来者所承袭。这也与上海对俄同志女会为救国志士的集合体取向不同。
因赈济美国旧金山地震中受灾的华人，而于1906年组织的中国妇人会，其性质属于以上层妇女为主的慈善团体。因而，次年年初，当江北发生水灾时，该会又义不容辞，出面募捐。其中一次重要的筹款活动，即是春节期间，在琉璃厂售卖《难民图》。从正月初二开始，“十日之间，上下社会，捐集之款，竟得一千余元”。而此义卖的发起人，即为杜德舆的夫人黄铭训，其两个女儿、四川女学堂学生杜成玉与杜成淑也积极参与了这一活动。
正月初十（2月22日）下午，正在募捐现场的杜成淑，收到了一封由参加义卖的小学生胡润仁转交的信，内附屈疆的名片一张，并注明“字伯刚，浙江平湖县人”。背面有“京师译学馆”的英文名称，因知屈为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学生。此信对杜表示爱慕，可说是一封言辞大胆的情书。因这类书信乃私人秘密，很少流布后世，故作为标本，也值得详细摘引。
屈信开头即称：“识君已将一载，清风朗月，我劳如何？胡图天假之缘！情之所钟，正在吾辈，私心欣幸，曷维其已？”行文不免酸腐，然而对于有机会见到杜成淑，确实表示出由衷的喜悦。不过，因为相遇的场合未必适当，便为其后收信人的发难提供了口实。而从杜氏对相识一说的否认，追问“究竟何时通名？何时谋面？何时聚谈”屈未做答复看，所谓“识君”应非正式相见，最多是屈知杜而杜并不知情。
接下来，这位出身江南、修习英文的大学堂学生，开始批判中国传统隔绝男女的做法。而其说若放在上海一带报刊中，本来并不算惹眼。有意思的是，屈疆也明确承认，其评价尺度正是以南方为基准：
窃尝论中国人民号称四万万，男女参半，然交际之情，除兄妹夫妇以外，即不敢言朋友。是中国男女之分，俨若两国。故震旦五千年，遂为一不情之国，而世间女子亦只为悦己者容。今者南方风气大开，灿灿自由之花，独生植于女界。北方不过光明一线而已。
虽然对北方的闭塞表示不满，“曩岁游学苏沪，亦曾有女友数人”的屈疆，对开通的江南女性却仅以朋友而非情人相待，据说是因其“不脱脂粉气习”。这才有了对“殆不一觏”的“落落高雅如君者”杜成淑的追求。屈氏又从徐女士那里听说杜“学问亦复渊博，尤为欣羡”，这倒很有些“学堂知己”所讲究的“学问平等”的意味。
为了显示才华，屈疆在后面一段要求约会与通信的文字中还拽了几句四六文，约会地点也特意选在相对古雅的陶然亭：
鄙人落拓青衫，滋愧巾帼。岂敢自居轻薄，遗郑风芍药之思；何当共守文明，寄秋水兼葭之慕。上元灯阑，学校定章，已将开学。此后惟有星期一日，可图良晤。然京师为尘俗之区，求稍古雅之地，或者陶然亭畔，相与畅谈，良可乐也。不则鱼雁往还，时吐金玉；青鸟有人，当无误落。幸勿鄙吝，至以为祷。
上述话语很有些像《西厢记》中张生的口吻。而其自告奋勇，居师不疑，更有书呆子张生的那份天真、可爱与自负：“如以为文理稍不逮仆，仆当为正，未始非他山之一助尔。”看来，前面赞誉杜成淑的所谓“学问渊博”也得打些折扣，毕竟，杜的教育程度最多相当于高小或初中，与大学堂学生屈疆相比自然还差得远。
可以推想，屈疆这封直陈心曲的情书如果投给他的苏沪女友，最多不过是不予理睬，本不会惹出麻烦。可惜，他搞错了地点，演错了角色，引起的后果显然完全出乎其意料。
在义卖场突然接到屈疆信函的杜成淑，阅读的第一感觉是“玩其词语，颇涉猥鄙儇薄”，从而为此信定了性。自觉深受侮辱的杜氏之激愤，在答书的语调峻厉与嘲弄刻薄上可一目了然。叱其“丧心而发狂病”，“绐令小学生私传信柬，行同狗彘，心为鬼蜮”；言“淑固四川女学生，诚不知君视淑为何等人；而君之所以自处者，其居心直可诛而不可问也”。所谓“陶然亭可图良晤”，在杜成淑看来，“尤为无状”：“君既为学生，应知教育。狂悖如此，直与勾引良家妇女者同科，其罪有不可胜诛者矣！”特别是屈疆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时机，更使杜氏的申讨具有道义的力量：
又云“天假之缘”，淑更不解所谓“天缘”二字从何说起？或者此次天降奇灾，淑等售图助赈，风霜历尽，劳怨不辞，以为江民杯车之助，乃疑为钟情来耶？君云“欣幸”，而淑窃愁苦之不暇也。
如此，屈疆不仅心术不正，更兼卑鄙而全无心肝。
在杜成淑的答复中，最吃紧的部分还是阐论屈疆此举的严重后果：
嗟乎！中国至今，危弱极矣；将来事业，责在学生。译学馆为京师高等之学堂，闻平时教育最称完善，而竟有败类如君者厕其间。设学生均如君者，中国前途大可知也。况中国女界黑暗刚放一线之光明。凡学界中人，知女学关系匪浅，方期极力提倡之、维持之，其对于女学生应如何肃然起敬。而不谓君竟鄙爽视之，等诸下女。君固俨然人也，君固俨然学生也，而品行顾如是乎？
特别是在各界均以此次劝募为“中国向来未有之创格”的背景下，屈氏的私投信函便不再被视作个人行为，而与中国女界前途发生干连：
方谓此关打破，将来二百兆之同胞女子，皆可出而办事，发愤自立，不致贻男子内顾之忧。而不意君竟意存破坏，至以私信投递。诚恐此风一启，不惟顽固者得以借口，而新学界中之束身自爱者，亦引以为羞。卒使女子世界复处于极幽，无复有拨云见天之一日。君试思之，胡甘为男女学界之蟊贼、文明士庶之公敌也？
有鉴于此，原本想置之不理的杜成淑，深思之后，以为屈疆投书，“匪独关于淑一身之名誉，且关于译馆及男女学界之名誉，更有关于中国妇人会之名誉”。于是，“君以私来，淑以公布”。杜成淑不仅将自己的答书变成公开信，而且对屈疆的私函，“除封送学部、译学馆外”，也“特登报章”。这样处置固然可以达到“使天下政界、学界、农工商界中人裁判之”的目的，同时也势必惊动官方，做出反应。
事已至此，自负才学的屈疆仍不肯示弱。杜成淑既已造成公布于天下的局面，屈疆于是也借诸报端，发表复书。开篇即口气傲慢，指斥杜：“其持论谬误处指不胜偻。井蛙不足以语海，夏虫不足以语寒。此等见识，近来进士公貌为维新者多有之，况于一女子？”但因为屈氏认定，杜函另有捉刀人，是即陷害屈，再三劝诱其给杜写信，谓杜有意交好，书去必复的胡润仁背后的其兄胡子良与其友陈华臣，故此信主要并非与杜争辩，而是申诉自己如何上当受骗的经过，以及写信当时的心理活动。听到胡氏传言后，屈说自己起初也“颇怀疑虑”，不过，他的英文修养发生了作用：
然曩读英文尺牍等，知泰西礼俗，男女一相见，识姓名，便可彼此通信。合则留之，不合则去之。书信本有秘密权，固非第三人所能干预也。且今之女学生、妇人会等，亦皆摹效欧风，为中国开通之佐证。则通一信函，亦属男女交际之常，文明之国多如此。况彼此俱系学生，何至有瓜李之嫌？……今既乐效文明，则通一尺素，即以文会友之道，便尔何妨？因此不疑，故遂大大方方，略书数语，即交于胡润仁之手。
不料，自己的坦荡之行竟落入小人的圈套：“渠等柴棘在胸，乌能知世间有文明事？不过以野蛮时代娼寮家美人计之惯伎以输于学者，既设网以陷人，复代作此迂谬之覆书，又复以凶恶手段遍登各报，以冀损人名（誉）。”懂得西方法律的屈疆尽管倡言，“此事若在欧美，渠等科罪不小矣”；却是自身尚处于只有一线光明的中国北方，诬陷既不为罪，受害的便只能是屈疆本人了。引用屈原“众人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而叹息“古今同慨，宁独此事”，也不过是书生的高自标榜与聊以自慰罢了。
屈疆复杜成淑函刊登于《顺天时报》时，报纸曾加编者按：一方面言其“不知自愧”，“照录该书示众”，一方面又希望“书中所指如胡子良、陈华臣二君，不可以不辨也”。但此后并未见胡、陈有何反响。这有两种可能，一是屈所说为事实，一是屈名声已坏，不必再与之过招。何况，此种事情，出乎你口，入诸我耳，只有你知我知，死无对证，本来也很难澄清。不说也罢。
（摘自《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版，定价：4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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