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94年，57岁的孔子到达卫国接受了卫灵公授予的官职，俸粟6万。生存第一，这是所有政治家的第一要义，孔子也不能例外。
卫灵公的太太南子，是孔子的“粉丝”，要求见一面。按现代政治学的基本要求，孔子该见一下，但南子是那个时代的猛女，“有淫声”。孔子应该犹豫过很久，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还是发生了：
《论语·雍也》记载：“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见之。夫人在缔絺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璆然。孔子曰：‘吾乡为弗见。见之，礼答焉。’子路不说。孔子矢之。”
孔子该不该见南子不是今天我们讨论的重点，我们纳闷的是《论语》里23个字的一个故事为什么到了《史记》中就成了快100字的标准版绯闻，而且故事的复杂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以司马迁的经历，肯定没有道理知道孔子与南子的二人对话，如何演绎得如此传奇？
我想，仅就形式而言，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的“恶搞”鼻祖。自然，没有人说过，从此“恶搞”就获得合法身份，事实上，后人对司马迁充满文学想象的演绎颇多微辞。
但奇怪的是，司马迁之后，“恶搞”者无以数计，一一列举很占篇幅，我们挑几个有趣的。说李白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天子呼来不上船，自言臣是酒中仙”，好家伙，相当地洒脱，但“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也是李白写的，韩荆州谁啊？一节度使而已，李白想叫人家引荐，连这种马屁也拍，不够“恶搞”吗？
“恶搞”的黑色幽默特质在百家讲坛和网络时代得到充分体现，但当黑色幽默过头了以后，历史会呈现出血淋淋的底色。
北宋宣和二年，金攻占汴梁，立张邦昌为主，张邦昌没有太多显赫的经历，此前不过为河北路割地使，一时篡登大宝，自然无法服众。秦桧都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论辞进言金朝当局：“必立邦昌，则京师之民可服，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师之宗子可灭，天下之宗子不可灭。桧不顾斧钺之诛，言两朝之利害，愿复嗣君位以安四方，非特大宋蒙福，亦大金万世利也。”秦桧出面阻止张邦昌当汉奸，够“恶搞”吧。但声震屋瓦的狂笑以后，应当是痛彻肺腑的沉思。
秦桧之后，“恶搞”有所变化，厚重的历史陈述中貌似不经意的闲笔，把历史血腥和仓惶抉择的苦痛如冰凌般刺入人心。《明季北略》和《明季南略》都是些豆腐块式的“小”文章：明末名士龚鼎孳在清军破城之前与美妾相约殉国，南京城破，龚果然下水，但甫下即匆忙上岸，仅湿裤履，人问其故，答曰：“水凉刺骨”。1646年，另一江南名士钱谦益以礼部侍郎充明史馆副总裁。临行前，他穿着小领大袖的衣服游览虎丘，人问其衣服之奥妙，钱答：“小领示我尊重当朝之制，大袖则是不忘前朝之意。”时人刺之：“大人确为两朝‘领袖’！”钱谦益后来致仕还乡，日日丹石，求壮其阳，其妾柳如是有妙言曰“大而无当”！“恶搞”到如此地步，映衬出时下的“段子”特别没文化，但除了无行文人，实在无可置评。
古人之“恶搞”，有其时代背景，可以莞尔宽容之，也可以蔑视之、鄙薄之，视情况而定——或奉之为古典文学之范本，或为家国巨变折射人心之不可思议。近人之“恶搞”，大体可分两类：政治性的与非政治性的。
有蒋某人40岁以前声名不著，给朋友写信比较坦率，曾在给张静江信中提到：“同志每言弟为好色”。本来，就像他的日记写到的，每到上海，“辄去北里”，免不了寻芳猎艳，麻醉自己。但某人后来成了国民政府领袖了，不好意思于年轻时的孟浪，出版文集时把上文改成“同志每言弟脾气暴躁”。也许正像《陈洁如回忆录》所说的，某人好色时确实脾气暴躁，但这么一“恶搞”式的改编，是想达到塑造道德超人的政治目的吧。
非政治性的“恶搞”，其实中外颇有人在，只不过当时没有人用这个词。而他们通过反讽和数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揭露，表达出一种深长的人文关怀。
就说聂绀弩吧。人人都知道失去自由的日子难过，他先当“右派”，后当“反革命”，1976年以国民党县团级干部的身份被释放。二十多年，没改幽默。据他说，在北京郊外某监狱的时候，生活待遇不错，过段时间就改善伙食，每次改善，可以吃十几块红烧肉。聂先生以非常欣喜的心情写到这一段，说附近老乡逢年过节，犯个小事，也进来改善改善，而看守总是戏谑地打招呼：“又来啦！”
聂先生感慨，要是全国人民也能这样改善多好啊！
尽管种种“恶搞”不能一概而论，但历史研究还是得告别“恶搞”。因为历史以追寻真相为本旨，而本来尚无可厚非的善意的讽刺与幽默正在变质。轻者，变成轻薄的调皮，在没有质感的嬉闹中娱乐时间；重者，变成变味的亵渎。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恶搞”是一种对“他者”的蹂躏。因为心理上的距离，“恶搞”者具有任意挥洒的巨大空间，“恶搞”产品的所谓洞察力和酷，由此而生。但也因为如此，“恶搞”者很难理解真实的历史当事人的感受与心路历程，快意中不免造次，比如网络上各种版本的漫画杜甫，比如出于对当下的反感而对民国的刻意美化和编造，什么“八尺协定”，什么八年抗战八路军新四军只消灭821日军之类。“恶搞”本身正在进入一个螺旋下降的旋涡里，那是一个没有标准、没有底线的世界。
事实上，任何文化中“恶搞”历史的空间都是有限的。在美国，有人发现美军在硫磺岛竖起国旗的照片是摆拍的，于是肆无忌惮地闹了起来，有人还找了美国国旗焚烧以体现其“自由”。但美国社会立即以巨大的鄙夷制止了哄笑，因为照片是摆拍的，硫磺岛两万余条年轻生命的损失却不是供后人调侃的。
从文化学的角度看，“恶搞”是一种文化切割，一种针对过分正经和宏观叙事的切割。没有人说已经遗留下来的文化全是珍宝，但过分的愤激对主流文化脊椎、胸腔和耻骨的切割，可能造成明末式的无调与委靡。
从哲学角度说，眼下的“恶搞”已经成为“概念拜物教”，似乎不“恶搞”就不够先锋，不够洒脱，不够反体制，不够思想高度。其实，就像阿多诺说的，概念拜物教就是我们对自己的奴役，只有从中觉醒，才能获得哲学性的解药。“先生们，别悬着太高期冀，在这儿空手走到最后会是常事。”哲人的话，送给已经成名的和渴望成名的“恶搞”者。无处归属的历史虚无感——这对以历史为信仰、甚至近乎宗教的中国来说，是件大事。
（摘自《挖历史》（第二辑），九州出版社2014年10月版，定价：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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