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卡帕、方大曾，他们都是有一技之长的硬汉子，他们不屈服于金钱和暴力，就是出于自身的良知，用知识和道德做判断，他们具有同样高尚的品格，在新世纪开始的时候，更需要带着敬意去寻找这种精神，使人们永远不要忘记那些拿着相机深入社会底层的人。
——唐师曾
63年前，一位抗战时期的战地记者失踪了。63年后的今天，一位导演用一部片子来寻找他，寻找他的故事、他的精神、他充满神秘的消失，这就是纪录片《寻找方大曾》。
冯雪松，中央电视台纪录片导演，碰到方大曾的选题，毫不犹豫充满激情地投入了拍摄。
题为“寻找”，却如何寻找？毕竟他失踪63年了，和方大曾有过关系的人大都已去世，能找到的只是方大曾年轻时代的照片、文章，还有他妹妹——85岁的方澄敏珍藏的他的八百多张120底片。隔着63年的历史路向回望去，当年那个有着惊人才华、英俊健康的年轻人又会在今天呈现出什么样的图景？
在中央电视台剪辑室里，我看了这部《寻找方大曾》。片子拍得很美很干净很大气，没有这类片子易走的讨巧、煽情、怀旧的套路，即使是出现不到一分钟的背景镜头，雪松也做过严格考证，他把这当作在浮躁的现实中寻找方大曾精神的过程。
雪松在我看片子的时候也一直无声地看着，虽然这部片子他肯定每个细节都熟得不能再熟，令我感动的是他眼中仍然充满的激情。他在片子中没有明确表明方大曾是否已经故去，甚至并没有一句和死亡有关的话语。“这里面有我对他的理解”，一种诗意的理解。
（王蕾《一个导演对一个失踪战地记者的寻找》 2000年7月6日原载《青年时讯》）
2012年2月22日，英国《星期天泰晤士报》的美国籍战地记者玛丽•科尔文在采访报道叙利亚政府军炮击霍姆斯市时被炸身亡。过去的30年里，她报道过科索沃战争、车臣战争、阿拉伯地区的动乱，从斯里兰卡到前南斯拉夫，从伊拉克到利比亚，哪里有战场，哪里就有科尔文，她总是把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的边缘，甚至在炮火中失去了一只眼睛。
“如果你没法阻止战争，那你就把战争的真相告诉世界。”这名战地记者科尔文永远的格言，方大曾在七十多年前就开始遵循了。同为战地记者，虽然相隔半个多世纪，但是相同的思想境界，决定了他们共同的目标和理想，科尔文想说的和想做的，也应该是她的前辈方大曾、罗伯特·卡帕等人的愿望。
“拾起—只脚，迈出去，每一步都有可能踩到地雷。不知道会不会发生爆炸，这就是所谓的噩梦。很多人可能会问，到底值不值得付出这么多代价？我们能不能带来变化？在我眼睛受伤的时候，我也被问过这样的问题，我那时候的回答是‘值得’，我现在也会这么回答。”
科尔文认为：“我们的任务就是说出真相。”
六架重轰炸机往南岗洼飞来了，一时散开不及，几个炸弹落了下来，随着又是机关枪的扫射。我们受到相当损失。飞机盘旋了很久，投弹五十余枚，并且飞得很低，我们没有高射的武器，只得被敌人任情的屠杀。（小方《保定以北》）
在小方的通讯中，经常有因为要说出真相，而身处生命边缘的描述，更为真实的战争，他不惜离炮火近些，再近些，不到万不得已，是绝不会离开的。成为战地记者的前提是勇敢和正义，代价是青春和生命。小方似乎一开始就做好了所有准备，从言行到作品，他从事这一职业是顺理成章的事，自1935年绥东前线小方寄来的照片始，家人就对他的安危提心吊胆，唯恐哪一天会传来不好的消息。
寻找方大曾，先是从他神秘失踪引起的好奇，后是因为油生敬意产生的自觉，由于当时条件所限，纪录片的第一个版本，只是在北京一地拍摄，2000年7月9日，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时长只有30分钟的片子引来关注，《中国摄影报》《中国青年报》《中国电视报》《财经时报》《中国广播影视》《凤凰周刊》等都对此作了报道。
当时的网络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发达，平面媒体关注报道的升温，更加肯定了方大曾的价值和我们工作的意义，于是，在多方努力下，寻找这位失踪战地记者之旅得以继续。第一版《寻找方大曾》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一个月后，2000年8月10日至18日，为了纪录片的进一步拍摄，我一个人沿着方大曾在通讯中描述的最后路线，从北京到保定、过石家庄、经太原、抵大同，最后落脚蠡县，也就是他1937年9月18日，最后寄出战地通讯《平汉线北段的变化》的地方。
记者为明了我们抗战后方之情形，特自保定沿铁路南下，赴冀南一带视察。关于我方军事配备，得到的印象非常兴奋而愉快，但以秘密关系不便发表，这里只好报告一些零星的情形。（小方《保定以南》）
一路上，几乎没有人知道方大曾是谁，所以寻访是艰苦的，好在经沿路宣讲，培养了不少“小方迷”，经他们的帮助，我对当地的情况有了粗略的了解，尽管这些内容与方大曾的关联不多，但对我们的拍摄仍然是很有帮助的。
拍摄此片的目的不仅仅是寻找一个人，而是通过寻找去还原一个真实爱和平与自由的生命。我在拍摄大纲中写过，小方通过自己的目光，抚摸着数十年前国难当头的中国大地，他镜头下展现的景象，是我们了解当时中国社会的生动图本。他以个体的高尚品质，为我们确立了一个物质之外的精神纪录片试图依照他的最后旅程解读抗战初期一个人的命运和一个国家的遭遇，与其说我们进行的是一次寻找之旅，不如说是一次致敬之旅。
1937年8月1日，这一天，是日军侵入北平的第四天，此刻小方离家已近半月。其间，他奔袭于宛平、长辛店、南口、良乡、保定一代，也有回家里换洗衣裳和补充摄影器材的打算，无奈，所有回去的路都被日军占领，也就只好作罢。
从“卢沟桥事变”后，小方写的通讯也有了细微的变化，比较以往，对景物和环境的描写少了，战争引发的议论和感慨多了；对个人命运和处境介绍少了，带来的残酷和惨象多了。就是说，他已经把所有的身心全部投入到了对战局的关注和对国家命运的忧患。
石家庄是个繁华地方，并为正太路之起点，乃通山西之要道，这里的人口自然相当复杂，因之也是便利汉奸的活动地带。（小方《保定以南》）
6月16日晨，离大同向正北行，一路沿御河上游而进。铁路线出入于崇山深壑间，这一带风景宜人，依我看来，也许是平绥路上最美丽的一段。它充满了塞北的风光：高朗而伟大。你若是在这样的环境里住上两三天，大概就不会再看得起那山清水秀的南国了。确乎是这样，时到如今，我们的民族再也不需要那温柔幽雅的陶醉，而该有魁伟豪迈的姿态了！江南的朋友们，你们都到这里来吧，不只是这里的风景好，而且是因为这里的疆土需要我们的保卫啊！（小方《从大同到绥远》）
因为与当年是同一个季节，沿路上，我拍摄了许多照片作参照，田野、青纱帐和途中景象，想必六十多年前，小方也是在这种环境中进行战地采访的，不过当时的氛围是紧张的，炮火把一切都变得满目疮痍了。
方大曾失踪多年后，谁也没有发现能够找到这位战地记者的一线希望，随着他消失的时间越来越久远，人们关于他是如何消失的猜测就越来越多。“纪录片和历史所描述的对象是人和事，并最终归结为人，因而他们无论在纪录过程中还是被理解和接受过程中，都应该或必须有情感的负载，从这个意义上说，纪录片和历史需要一种表现性的诗的语言”。小方离我们过于久远，除了文字和图片，没有半秒钟的活动影像，这就需要我们用镜头去调度，用资料去补充，用头脑去思考，用情感去把握，既要有那个时代背景的真实轮廓，也要通过小方的描述与之建立关系和坐标，通过影像的表现手段，让观赏者感知在如此环境下，主人公的境遇与选择，这过程是带着敬意的发掘，也是满怀期待的重现。比如拍摄重新洗印放大底片，底片通过放大机折射相纸，在药水的浸泡中，图像隐约显现，我们把这视为与小方对话，与旧的时代联通关系。
我们在拍摄当中，使用了一些表现的手法，比如联系小方和外部的环境，当时还用了很多纪录式的扮演，用一些扮演来弥补和丰富镜头上的不足，也就是重现现场。工作中，我们还是使用了一些道具，用得比较多的就是绿色的相框，用来展现小方的个人照片，为什么不用黑色？这是我们有意的选择，绿色是年轻的颜色、是希望的颜色，也是我们对他表达敬意的颜色，小方在文章中曾写，离雁门关几里之遥，很遗憾没有去凭吊，我们就把镶在绿色相框里的照片,挂在黄昏的雁门关城头。
在介绍小方作品的时候，我们没有一张一张展现，而是用放幻灯片的形式来处理。希望通过影像还原那个年代的环境氛围，用最先进的幻灯机去播放一些老照片，在时空上获得一种内在的交流。其实，我们不仅仅是找这样一个人，更重要的是找一种精神，寻找本身也是追溯自己动力之源的一个过程，寻找小方的时候，我觉得也是在找寻自己，只不过是以隔空对话的方式，进行着比照与自省。
对方澄敏的拍摄，似乎是老天开了一个玩笑，在采访初期，我曾经和陈申先生一起拜访过她，她是我整个寻访过程中，唯一见过小方的人，很健谈，并相约纪录片开拍后，一定来家里访问，由她来做为主述人给大家讲哥哥小方。
就在约好拍摄时间的前一周，我得知，方澄敏由于中风住进了医院，两个月之后，当我再次见到她的时候，她仿佛一下子老了许多，坐在轮椅里，看到我的瞬间，老人眼里满含泪花，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我知道，此时，她的脑子里清楚极了。
拍摄小方留下的底片时，我们选择了让她回避的方式，面对一个老人，尽量不让她因情绪波动影响了身体，在关键的时候，也就是为了拍摄，她必须接触底片的时候，我和摄影师马东戈商量，把每个镜头设计好，尽量减到最少，力求一次性完成。当方澄敏拿起哥哥留下的底片，在阳光下仔细端详时，拍摄现场—片安静，谁都不愿打扰，这相隔了几十年的兄妹“重逢”。
我们曾经试图在东单大街寻找小方那个时代的踪影，也曾经给人们最后见到他的地方发去信函，我们得到的是无声的回答，像沉默的小方一样，一如水滴消失在了水中，无影无踪。
纪录片《寻找方大曾》播出后，方澄敏女士通过陈申先生辗转表达了谢意，这是对摄制组和一路上热心相助人的最好的褒奖，因为这一肯定同样可以代表小方，也是给了我们这些后辈，充满敬意寻找的一个最满意的答案。
（摘自《方大曾：消失与重现——一个纪录片导演的寻找旅程》，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4年10月版，定价：6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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