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街口外大街19号——这是北京师范大学的门牌号。
熟悉北京的人一看便知，这门牌一定是多年前核定的。当初，师生们从教学区东门进出，东门确实开在新街口外大街。如今，东门早已弃置不用，取而代之的是气派的南门。而南门其实开在学院南路。
中国建筑理念中，面南背北为方正，一般来说南门是正门。重新启用南门，原因众多，我猜多少有点“必也正名乎”的意思在里头，只不过“正名”换成了“正门”。
1985年9月的一天，我身穿的确良衬衫，留着“叔叔阿姨头”（从前面看是叔叔，从后面看是阿姨），骑着自行车，后座驮着行李卷，前车把上挂着叮叮当当的洗漱用具，从师大东门进入校园。自此在这里度过四年光阴，见证了一些有意思的人和事。
80年代中期，是大学老师新老交替最轰轰烈烈的时段。七老八十的老先生们尚健在；三十出头的俊杰们正在跟着老先生们读研；四五十岁的中坚力量，虽然大多已是各自学科的顶尖高手，但论资排辈，还没有专职带研究生的权利，还在给本科生上大课。我入学时，钟敬文、陆宗达、李何林、黄药眠这批巨匠不光带研究生，偶尔也给本科生讲大课。我在这校园里上的前几节大课，授课者正是钟敬文、陆宗达两位先生，讲课内容是他们的治学之路。老先生亲自出马，是对新生的优待，旨在励志，这是学校欢迎新生的固定套路吧。
我们的主课老师，古汉语有许嘉璐等，现代汉语有李大魁、周同春、杨庆蕙（值得一提的是，杨老师曾亲炙师大老校长黎锦熙先生）等；古代文学方面有韩兆琦、邓魁英等；现代文学方面有郭志刚、杨占升、蓝棣之等；语言学有岑运强（语言学泰斗岑麒祥先生之子）。我们毕业后没两年，新老交替迈了个新台阶，这些人全都成了博导，本科生们很难亲聆教诲了。
年轻一辈，我们入学时，中国第一个鲁迅研究的博士王富仁刚从李何林老先生处出师，留校任教，代过我们现代文学史课，也给我们开选修课。王一川、刘晓波当时正在跟黄药眠先生读博士，在职读博，所以也给我们开课。
这名单还可以拉得很长，现在论来都是响当当的人物。不过我读书时不是好学生，不太和老师接触，只能讲讲印象较深的片段。
老一辈的，其他几位老先生平时极少见到。钟敬文先生喜欢散步，经常在校园撞见。冬天黑呢子大衣，呢质圆顶帽，春秋天则是灰布中式对襟衫，夏天一般就是白衬衫。腕子上吊着根手杖，走平路时好像不怎么用，总是做沉思状，但若有人上前请安，必笑咪咪微欠上身回礼。当时他已八十多岁，一个白发老先生悠然自得地在白杨树间散步，这是当时校园颇为迷人的一景。
中间一辈，许嘉璐老师的古汉语课是中文系学生的最爱，别的课迟到没关系，古汉语课别说迟到了，不早早去占座都没位置坐，因为有外系的学生来听。许先生讲课极幽默，经常引得学生哄堂大笑。还记得他在课上顺口讲过个段子，说他姓许，太太姓白，就有朋友戏称他们二位是许仙和白娘子。
蓝棣之老师身材略显纤弱，头发却硬硬地立着，不成型，一看就极有个性。他是新时期社科院第一届研究生，导师是唐弢。我们入学时，他还是个讲师，典型的青年教师气质，阳光、爽朗、叛逆。不过几个月后，他仿佛一夜之间苍老十岁，本来就有点少白头，至此几乎全白。后来得知，就在那年秋天，他最疼爱的儿子在一场电梯事故中不幸丧生，才十七八岁，刚刚考上大学。从此再见蓝老师，眼神深处，总有一股幽幽的悲凉，哪怕是在和学生们说笑时。
他是研究现代诗歌的，当时的研究课题是新月派。徐志摩、林徽因这些人的作品，在当时学界还未完全摆脱“格调低劣”的噩运，蓝老师已经开始用他一口“川普”满怀激情地颂扬，不吝惜任何美好的词汇，因此迅速得到学生们的拥戴。现代诗坛的各种文人逸事，也是蓝老师的长项，学生们无不听得兴头大起。蓝老师会从这些典故中总结一些道理，比如他说：男女恋爱初期，男人是女人的父亲；刚结婚时，男人是女人的丈夫；老夫老妻时，男人就成了女人的儿子。
蓝老师家里，经常坐满一拨儿又一拨儿的学生，从早到晚。和我同寝室的一个同学一天深夜回来，脸上放着光，问他哪儿打了鸡血，答曰刚在蓝老师那儿长谈。那一夜，这位同学翻来覆去睡不着，神经病一样地反复念叨：蓝老师了不起。
还有一位诗人老师任洪渊，当时也是个讲师，也受到众多学生追捧。任老师研究当代文学，不过依我看，他对研究兴趣不大，为稻粮谋而已，他的兴趣在写诗。任老师在当代文学研究的课堂上，经常情不自禁地把自己当成研究对象，与他的粉丝们分享他对自己的“研究”。任老师当时新婚不久，妻子比他年轻很多。在任老师笔下，她叫FF。任老师那段时间的所有诗作，差不多都给我们当堂念过，题目、内容千变万化，永远不变的是，念完题目紧接的那句：献给FF。
王一川老师给我们开了一门选修课，文艺美学，主要讲海德格尔，那是他当时的研究重点。王老师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川大读的本科，北大读的硕士，师大读的博士，我们毕业前，他又远赴英国，在牛津大学读了伊格尔顿的博士后。学生们闲聊中说起王老师，都将之视为神童型学者，因为，他看着一张稚嫩的脸，讲起课来，竟然那么学识丰厚、魅力逼人。此刻我写至此处，脑海浮现出他一张少年般的脸庞，在讲台上不疾不徐轻柔地讲述着：“在茂密的林间，有一片空地……”
王老师因为面嫩差点儿吃了亏。他还在读博士，常到学生食堂吃饭。有次在食堂，几个人高马大的体育系学生乱加塞儿，王老师客气地告诫了一句，那几位兄弟看看他，骂骂咧咧地训斥他，哪来的新生啊，对学长什么口气啊！一边说着，开始露胳膊挽袖子。我排在队伍后边，见状赶紧上前警告那几位兄弟：放尊重点儿，这其实是位老师。
与钟敬文先生散步一景相映成趣，校园另有一景也很迷人。校长王梓坤经常骑着他那辆蓝色的二零坤式自行车，在校园穿行。精瘦的他，骑着那么小的车，就像一根竹竿在水平移动。单看他骑车转圜自如的样子，就算在那个精神重于物质的时代，也很难相信这就是闻名世界的大数学家、北师大的校长。
80年代高校间流传一个顺口溜：苦清华，乐北大，要谈恋爱到师大。清华当时是纯理工院校，学生学业繁重；北大人自带一股天之骄子的自信，所以老乐呵呵的；师大呢，恋爱之风盛行。
也真是。我们刚入学没俩月，班里就迅速有三四对同学建立恋爱关系。毕业之后，全班120个人，不出本班有30人结成15对夫妻。我们毕业时，学校还管分配工作，可忙坏了那些成双成对的幸福人，分配原则是哪儿来回哪儿去，可结对儿时，并不会专挑老乡啊，就得往同一个城市调配。
那时的爱情，不如今天年轻人谈得这般奔放，绝大多数都主打羞涩牌。有对恋人，因为女生太腻，经常没骨头似地吊在男生肩膀上，还引起不少非议呢。既羞涩，就要扯一块遮羞布，这块布就是读书。
那时生活简单，没有网吧，没有酒吧，更没有夜店，街上连小饭馆都没几家，就算有，也不是穷学生惦记的，就没这风气。彼时所谓谈恋爱，一定离不开读书。常见模式是：一大早起，两人各挎着书包，饭厅碰头。吃完早餐奔教室，并肩坐在一起度过上午四节课。中午一起吃完饭，各自回寝室休息。下午在教室碰头，继续肩并肩度过两三节课。晚饭一起吃，吃完再奔教室，肩并肩地上自习。教室灭灯前，各回各宿舍，一天就这样结束了。
枯燥吧？其实未必，这简单的程式里，无数柔情蜜意汩汩流淌。比如早晨男生起晚了，疯狂赶到饭厅门口，发现女生一脸娇嗔，手中手帕里捂着给男生买好的早餐：“这都几点啦！来不及啦，赶紧走！快吃，还热着呢。”比如教室里枯燥的四节课，女生起得太早，可以偷偷睡一觉，不必担心落课，男生正在身边奋笔疾书记笔记。比如午餐时，女生突然变戏法似地端来一盆最贵的大菜——红烧排骨，那是女生省吃俭用攒下的体己钱买的。对，那时候粮票尚未取消，菜金和饭票是分开的，男生饭量大，经常一到月底就大瓢底，这时女生的饭票就顶了大用场。如果还有富余，女生会找小贩用粮票换一两盒烟，悄悄塞在男生书包里，赢来一个小惊喜。再比如，晚自习不像上课那般正式，读书读疲了，恋人们会溜达到主席像前的小树林，钻进去找个长椅坐下，在夜色笼罩之下，羞涩地拥抱亲吻。而当他们拥抱亲吻的时候，他们身体的一侧，各有本书翻开着，那是他们出来时不自觉地拿上的道具，随时不离左右的道具……
当然不是所有同学都有幸找到意中人，孤男寡女们就把浓浓的荷尔蒙发泄到读书这事儿上。其中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好学生，他们任何时候都独来独往，奉课本和考试为神，努力创造好成绩，以抵消青春期的孤独——当然，这么说，和他们立志学业、志在千里并不矛盾。另一种情况是一群自命不凡的家伙，他们最不喜欢上课，但天天逃课躲在宿舍或是图书馆里，博览群书，而且专挑犄角旮旯的偏门书读，以求最广阔的视界，下次再有辩论时，他们口沫横飞，不把你侃晕绝不罢休。不过，那时的所谓偏门书，也不是今天这个概念，而是《梦的解析》之类的大俗书。
周末，恋人们纷纷打扮得漂漂亮亮，奔赴北太平庄、西单等处逛街，单身汉们会选择骑着车，把全北京的小书店逛个遍，不定在哪家旧书店，就能淘到一本心爱的书籍，拿在手中摩挲，那感觉不亚于面对美妙恋人。
2009年夏天，为了纪念毕业20周年，我们班七八十号人从四面八方赶到北京。在师大东门外一个餐厅大聚一场。夜深人静，各自使劲抑制那颗奔腾的心，趁着夜色，从师大新南门鱼贯走进我们青春的墓园。教二101还在，教七101还那样，主席像拆了，小树林变成了宽阔的广场……没人大声说话，都在各自细数在这个大院留下的点点滴滴。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营盘有些小变化，但营盘还是营盘，无数年轻人还在这里读书、恋爱、打架，像我们留下的影子；而我们，真如流水一样，流到东南西北的大地中去了。
（摘自《门牌号》，中信出版社出版，定价：3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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