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晚年论胡适

    所谓胡绳晚年论胡适，主要是指《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所载胡绳从1995年到1998年的十次谈话中论胡适。胡绳这段时间同时主持编写两部书，一部是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续篇，一部是同中国社会科学院丁伟志等同志编写的《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的续篇。胡绳是这两个研究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主任和院长），前一部著作算是职务著作，后一部著作则是他个人主持的研究著作。可惜在他生前两部著作都没有能够完成。《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就是胡绳同此书编写组的十次谈话和编写组写成的部分书稿。十次谈话中七处讲到胡适，总共十七次提到胡适的名字！

    十次谈话的一个中心思想，是写这段历史，在无产阶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两极中间，还有一大片”，所以，“除了国、共两个角色之外，还应有第三个角色，这就是中间势力”。

    论及胡适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认为胡适属于中间势力。

    七处讲到胡适，虽是随手拈来，随意而谈，却几乎涉及胡适一生主要的思想、政治倾向。

    胡适最露头角，是在以《新青年》杂志为号角的新文化运动中。那时，他以新文化运动擎旗人物之一的姿态，而为先进青年所倾慕。毛泽东1936年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自己生平，就说到自己当年读《新青年》杂志，“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有一段时期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为我的楷模”。

    1918年毛泽东到北京，他和在北京的新民学会会友分别邀请胡适、蔡元培等人到北大文科大楼同他们谈话，“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各问题”（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务报告》）。这次在北京和两年后再次到北京，毛泽东“上书”（《胡适的日记》）于胡适，求见于胡适，请教于胡适，大概都是对“楷模”崇敬和尊承的表现吧。

    新文化运动何时分化？如何看待这个分化？

    新文化运动何时分化？这很难说分明，因为这场运动原本是思想来源不很相同的人们，朝着大体相同的目标——反对旧思想、旧文化——而共同投入、相互影响的一场运动。

    或曰：实验主义的宣传，是分化的开始。这也许有一点道理。但是，对西方哲学的宣传，诸家百派，各有所宗，而且分歧在哲学层面，还没有显现在现实政治层面。1919年在湖南创办《湘江评论》的毛泽东，讲到胡适介绍和提倡的“实验主义”时，是把它归入“浩浩荡荡的新思潮”这一边的。就是说，是把它放在反对旧思想、旧文化这一边的。胡绳晚年谈话中甚至说：“胡适的实验主义，也并非全无道理。其实胡讲的并不都是西方的实用主义哲学，如说凡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这有什么错呢？又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恐怕也应当说是对的。”此论不能算是对实验主义、实用主义的系统评论，但三言两语的大白话，与五十年代批胡适时中国学术界固定化了的观点很不相同。

    或曰：社会主义的宣传，是分化的开始。这已经到了现实政治的层面。从宣传自由、平等、博爱，到宣传社会主义，这的确是很大的思想变化。但是，正如胡绳所说：“真正要搞资本主义的民主和现代化的，多少要讲点社会主义，甚至胡适都讲点社会主义。”直到1926年胡适写《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还在以称赞的语气说：“18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19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

    至于说胡适和李大钊之间关于“问题和主义”的论战，是分化的开始，这更是历来的说法。胡适自己后来也说“这是我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不过，这场争论有没有后来各方赋予的那么严重的政治含义，是可以讨论的。在当时，毛泽东在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之后不久，就写了一篇《问题研究会章程》，1919年10月23日刊登在《北京大学日刊》上。虽然毛泽东可能没有注意到李大钊批评胡适的文章，在章程中毛泽东也说“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的研究”，但这个章程的草拟，还应该说是对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号召的一个呼应，是那“楷模”效应的一个尾声。

    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前的事。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新文化运动的分化日益明显。李大钊是1919年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宣传家的，毛泽东是1920年底从种种主义中选定马克思主义并主张中国共产党成为“主义”的结合的，陈独秀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被选为党的领导人的。以这些人为代表，分化为新文化运动的左翼。

    问题是如何看待这个分化。胡绳晚年谈话中对此有一大段很有见地的议论：

    “过去讲，新文化运动一分化，胡适一派人就分化出去了，好像变成了新东西的敌对方面。实际情况不完全是这样。胡适派虽然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的右翼，但这个‘右’是相对于左翼说的，二者都属于新文化运动的范围。而就全社会，就全国政治的分野来看，胡适派实际上是属于中间力量；不是反动派，而是‘不革命的民主派’。胡适与李大钊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过去把它讲成是敌对双方的斗争，事实上还是朋友之间的争论，双方都是反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势力的。胡适的意思无非是主张改良，不赞成革命。后来胡适提倡好政府主义，李大钊也参加在宣言中签了名，不能说李大钊签名是犯了错误。好政府主义至少是认为目前的军阀政府是坏政府，而且是主张改革政治，主张和‘恶势力作战’，不过是用和平改良的方法罢了。对这种主张可以批评，但说它如何反动显然是不对的。”

    “不革命的民主派”，显然是引用毛泽东的语言，不过毛泽东的原话是“非革命的民主派”。1923年毛泽东《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纵论国内各派势力，用的正是三分法：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而把胡适、黄炎培等“新兴的知识阶级派”归入非革命的民主派之中。这时毛泽东所说的反动派，是指北洋军阀，所说的革命的民主派，是指新兴的共产派与之合作的国民党。作为共产党人的毛泽东，当然已经不再把胡适当作“楷模”了，但并没有把他归入反动派，认为他还是属于民主派，不过是“非革命”的民主派。这是一个很准确的定位。而且毛泽东还满怀希望地预期：由于反动势力来得太大了，非革命的民主派在稍后一个时期内会暂放弃他们非革命的主张去同革命的国民党合作，如同共产党暂放弃他们最急进的主张，和较急进的国民党合作一样。

    毛泽东这个愿望，在那时的共产党人中是有代表性的。周恩来那时在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少年》上发表文章，一方面对胡适近来在《努力》上发表的政论表示非常失望，认为“胡先生已是缺乏了革命精神的人”，另一方面又认为，胡先生说过“太坏了是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我们并因此假定胡先生确有被迫得不能不走革命道上的那一天，真能做到他所谓‘君期我做玛志尼’的玛志尼”。

    中国革命风云突变，胡适何去何从？

    不过共产党人的这种愿望并没有成为现实。中国革命风云突变，国民党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取代北洋军阀而成为反动派。中国各派政治势力相互关系重新组合。胡适派何去何从？

    胡绳晚年谈话中说，胡适“开始同情蒋介石清党反共，后来又同国民党进行人权斗争，尽管最终屈服了，但始终保持一定的独立”。

    同胡适一样“开始同情蒋介石清党反共”的，有许多知识界人士，蔡元培也在其中。胡适“后来同国民党进行人权斗争”，是指他和罗隆基等人1929年在《新月》杂志上连续发表文章，1930年汇集为《人权论集》，批评那个时候是“个人人权被剥夺几乎没有丝毫余剩的时候”。这些对国民党统治下的人权记录表示不满的文章和书籍，引起一阵轩然大波。国民党立即对这些文章进行围攻，书出版后立即遭到严禁。上海市国民党党部作出决议，称“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公然侮辱本党总理，并诋毁本党主义，背叛政府，煽惑民众，应请中央转令国府予以惩办”。教育部奉令对胡适加以警告。围攻胡适的论文，还汇集为一本《评胡适反党义近著》。胡适不得不辞去中国公学校长职务，但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人权观点。

    1932年底，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胡适参加同盟并被推选为北平分会主席。胡绳晚年谈话中对此评论说：“如胡适这类人，因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我们党就应当团结而不该排斥他们。当时，宋庆龄就做得比较好，团结胡适一起参加人权保障同盟，争取团结他还是对的。”

    那么，胡绳所说的胡适“尽管最终屈服了”，是怎么回事呢？

    大概就是指胡适在报端批评民权保障同盟宣言“释放政治犯”的主张，至少是包括这件事。1933年2月19日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一篇《民权的保障》，批评这种主张不是保障民权，而是“对一个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而“一个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动”。2月21日《字林西报》上所载胡适同该报记者的谈话则说：“任何一个政府都应当有保护自己而镇压那些危害自己的运动的权利，固然政治犯也和其他罪犯一样，应当得着法律的保障和合法的审判……”

    根据《字林西报》的报道，民权保障同盟和杨杏佛（胡适老友）致电致信胡适，询问谈话真相，要求予以解释。胡适不答。又由宋庆龄和蔡元培联名致电，称：“释放政治犯，会章万难变更。会员在报章攻击同盟，尤背组织常规，请公开更正，否则惟有自由出会，以全会章。”胡适还是不答。3月3日民权保障同盟开会，决议：“开除会员胡适之。”    

    也是根据《字林西报》的报道，瞿秋白3月5日写了一首诗（见鲁迅《伪自由书》）：“文化班头博士衔，人权抛却说王权。朝廷自古多屠戮，此理今凭实验传。”

    这是一首由于编入鲁迅文集而传诵一时的诗。评这首诗，不能不看到当时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杀人如草小闻声”的血腥背景。从对待中间派来说，这反映了当时左翼文坛对胡适一类人义正词苛（义止而言词稍显苛刻）的批评和拒斥的态度。

    近日读朱正《鲁迅论稿》，发现他有个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谈人权，“革命的自由权”本是题中应有之义，法国大革命中《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里就宣布了“反抗压迫的权利”。在《人权论集》中胡适的几篇文章都没有提到这个“反抗压迫的权利”，而罗隆基的文章是提到了的，并称之为“革命的人权”，还说孙中山四十年致力的事业就是拿革命的人权来拥护自由平等这些人权。胡适没有把革命的自由权看作基本人权之一，而把它同其他几项人权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他与罗隆基的这点差别，大约就是他们两人后来政治归宿不同的原因。

    这归宿不同，就是罗隆基这位中间势力的代表人物，后来向左转，走上同共产党联合的道路，而胡适这位中间势力的代表人物，后来向右转，不时“和国民党混在一起”。

    这“和国民党混在一起”，也是胡绳晚年评论胡适的话。胡绳说：“也有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因而在某些问题上同国民党有矛盾，但由于他不反帝，不从根本上反封建，结果和国民党混在一起，胡适就是这类人。”“胡适在民主、人权问题上同国民党有矛盾，当时矛盾相当尖锐，他也反对复古，但他最大的毛病是不反帝，特别是不反美国帝国主义，日本要灭亡全中国了，他当然也抗日，但七七事变前还参加了汪精卫的‘低调俱乐部’，认为抗日是高调。这样他就倒向国民党一边。”

    这是讲的抗日战争以前的情况。在日本要灭亡全中国的严峻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倡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胡适自然还是中国共产党要极力争取团结的中间势力的代表人物。

    1936年6月，毛泽东写信给蔡元培，呼吁他“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顷，作狂澜逆挽之谋”。信末并致“一切之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朋旧”，列了一个从宋庆龄到舒新城的70人名单，其中自然不能没有“五四运动时期北大课堂，旧京集会”中毛泽东结识的“学术师友”胡适。

    抗战期间毛泽东在延安讲话，多次不经意地引用胡适新文化运动中提倡白话、提倡文学改良的名言。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接待六位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又托来访的傅斯年“代问老师胡适好”。

    这善意的问候，却引来胡适给毛泽东的一封缺乏善意的电报，表露了胡适“和国民党混在一起”的立场。那时抗战刚刚胜利，内战又要起来，胡适在电报中为正在加紧准备发动内战的国民党作辩护，而把内战的责任加到中国共产党头上。这是他“人权抛却说王权”的又一次表现。不过，毛泽东并没有回答他这封电报，大概还是争取他作为中间势力，而不想把他推到同中国共产党完全对立的前台吧。

    1946年形势急剧变化，内战全面爆发，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制宪国大”，1948年又召开“行宪国大”。在“行宪国大”期间，蒋介石请胡适当总统，在这年年末，蒋介石请胡适当行政院长。尽管前一次由于蒋介石翻悔，后一次由于胡适婉拒，都没有成，无论如何应该说，胡适已经被国民党拉到（也是自己走到）同中国共产党完全对立的前台。    

    但是，中国共产党却还没有完全放弃把胡适从反动阵营争取过来的打算。过去许多书上（白吉庵《胡适传》、沈卫威《无地自由——胡适传》）都写过一个传说，说是北平解放前夕共产党争取胡适，表示如果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当北京图书馆馆长。这个传说一直没有得到可靠的文献证实。几年前，我偶然查到了一篇文献，那是陈毅关于1947年12月中共中央会议毛泽东口头报告的传达记录。记录中说，毛泽东在批评三种过左倾向（侵犯中农、破坏工商业、把党外人士一脚踢开）时说过：“你到北平，胡适捉不捉？还是不捉。可叫胡适当个图书馆长。”这个争取胡适的意向，是查有实据的了。

    1948年12月解放大军围困北平，胡适没有留下，而是坐国民党派来的飞机匆忙地走了。16日走到南京，17日向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哭求美国帮助蒋介石进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战争（《美国与中国关系白皮书》）。接着才发生战犯名单的事。最初中国共产党权威人士公布（12月25日）43名头等战犯的名单中，还没有胡适，1949年1月26日新华社发布的电讯中才宣布国民党统治区的许多学生和教授认为这个名单必须包括战争鼓吹者胡适。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之前，胡适受国民党政府委托以私人身份赴美乞求美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南京，中外震动，有人问胡适，胡适说：“不论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的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这样，8月14日发表新华社《再评白皮书》（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公开点名胡适，指他为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政府最后还能控制的极少数知识分子之一。

    至此，中国共产党的主导观点完全把胡适看作依附国民党而反对共产党的反面人物。对胡适的批判，建国之初就陆续见诸报端，1954年还发动了一场全国规模的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

    但是，批判归批判，争取还是要争取。5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还作过争取胡适回国的努力。1956年9月周恩来托出国访问的周鲠生通过在英国的陈源带讯息给胡适，1957年回国访问的曹聚仁也曾带过这类讯息。唐弢回忆文章，更讲到一次在全国政协招待知识界人士的宴会上（他记不清是1956年还是1957年春），他坐在毛泽东所在的那一桌的邻桌，听到毛在席间同他人的谈话。有人提起对胡适的批判，毛说：“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有人插话。毛说：“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在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的，不能一笔抹煞，应当实事求是。”又有人插话。毛说：“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毛说着笑了。

    大陆批判胡适的时候，胡适正流亡美国，无以谋生，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当葛斯德东方图书馆馆长（这个小图书馆，同北京图书馆乃至北京大学图书馆都是不能相比的）。两年后以“名誉馆长”的名义被“光荣”解职。他仍客居美国，主要做研究和讲学的活动。1958年回到台湾定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胡适，直到他的晚年，还应当说是属于中间势力” 

    在美国和在台湾，胡适同国民党相处得并不愉快。胡绳晚年论胡适，有一个新论点，就是认为“胡适，直到他的晚年，还应当说是属于中间势力”。没有展开论述，只举出一个事例，即“直到晚年在台湾还因批评国民党受到围攻”。

    这是说的怎么一回事呢？大概指的就是《自由中国》的事。

    《自由中国》是胡适赴美之前，雷震同他商量，发起创办的一个杂志。1949年11月在台北问世，胡适为发行人，并刊出胡适所写的本刊《宗旨》。胡适还不时在上面发表文章，1954年在一篇文章中还攻击社会主义是“到奴役之路”，并对他1926年说过“18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19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表示当众忏悔，可见此时胡适和《自由中国》思想的一面。另一方面，胡适和《自由中国》又反对国民党专制，压迫言论自由。

    总括一句，胡绳晚年谈话论胡适，中心的思想是认为胡适也可以列入中间势力，包括他的晚年。

    （摘自《党史札记（二集）》，人民出版社2014年3月版，全三册定价：16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