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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摘 2013年12月01日 星期日

    “新知识”背后:废科举方案的提出

    马勇 《 书摘 》( 2013年12月01日)

        以八股为主要内容的科举考试制度所存在的弊端在清廷最高决策层那里也不是一点都不知道,经过几十年的议论,这一制度所存在的问题是再明显不过了,但究竟应该怎样改革,是否可能一下子废除?在清廷最高决策层那里似乎很难下决心,因为这毕竟牵涉到无数青年才俊的出路,必须找到一个妥善的解决方案。所以,光绪皇帝在1898年6月11日宣布《明定国是诏》的时候,一是明确宣布创立京师大学堂,作为新知识教育的基地以及将来青年知识分子获取功名的培养基地,似乎期待以新学堂的创办去取代旧的教育体制;二是将以八股为主要内容的科举考试制度的弊端大体指出,但,对于是否废除科举考试、怎样改革科举考试,并没有提出明确的看法,似乎依然期待能够寻求一个最佳的妥协方案。

        清政府在涉及无数青年才俊前途的考试制度方面的改革取谨慎态度无疑是对的,以先立后破的方式着手创建京师大学堂和各地的新式学堂,以便为青年学子提供一个过渡期的缓冲带,无疑也是政府应该采取的审慎态度。

        然而,清政府对科举考试制度模棱两可的暖昧态度激起了主张变法维新的青年一代知识分子的极端不满。6月16日,康有为利用面见光绪皇帝的机会,直接向光绪皇帝当面指陈八股科举考试制度的危害,他说:  “民智不开之故,皆以八股试士为之。学八股者,不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考地球各国之事,然可以通籍累致大官。今群臣济济,然无以任事变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故台、辽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之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胶州、旅大、威湾、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这就将中国之所以衰败的根本原因归罪于八股科举考试制度,这当然符合当时新知识分子群体的一般认识。

        康有为的当面建议获得了光绪皇帝的高度认同,光绪皇帝也认为中国与西方国家目前最大的不同在于各自的教育制度,西方人所学的为有用的实学,而中国人所学则基本上是没有用的东西。这些没有用的东西当然是指以八股取士为主要内容的科举考试制度。    

        光绪皇帝的清醒认识激发了康有为的勇气,康有为请求光绪皇帝尽快发布废除八股取士的上谕,并自以为聪明地建议光绪皇帝不要将这份上谕提前交给大臣们讨论,否则,这些守旧的大臣们必将提出许多驳议,其结果很可能无法进行这样的改革。康有为这一策略性的建议也自然引起光绪皇帝的深思。

        按照康有为的想法,他期望以皇上的一纸上谕废除沿袭数百年的八股考试制度,以雷厉风行的改革重建中国近代教育体系,彻底解决中国在人才培养上的问题,为中国的振兴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为此,康有为在面见光绪皇帝表达自己的看法之后的几天里,连续写作几份要求清政府坚决废除八股考试制度的奏折,以便为清政府宣布废除八股科举考试提供舆论支持。面见光绪皇帝的第二天,康有为请其弟子梁启超以御史宋伯鲁的名义呈递一份奏折,要求清政府改八股考试为策论,强调八股取士的科举考试是大清王朝不断衰落的根本原因,现在采取的八股取士方式,一律不许用后世书、后世事,美其名曰清高雅正,实以其文空疏谫陋,其弊端为天下人所共知。于是梁启超在这份奏折中竭力发挥光绪皇帝6月11日上谕中所蕴含的精神,强调应该令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以圣贤义理之学为根本,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又广泛采纳西方学术中切合时务的内容认真研讨,以救八股考试的空疏迂谬之弊,以成通经济变之才。梁启超在这份奏折中提醒清政府注意,科举为利禄之途,于今千年,深入人心,得之则荣,失之则辱,为空疏迂谬之人长时期以来的安身立命之所,对它进行任何改革的难度都势必很大。正因为如此,朝廷如果不能痛下决心改变旧有的科举考试制度,那么政府尽管设置诸如经济常科等变通的人才选拔方式,然天下士人谁肯舍素习之考卷、墨卷而别求所谓经济常科?为此,梁启超在康有为的授意下,在这份代宋伯鲁草拟的奏折中请求清政府特下明诏,宣布自庚子年(1900年)开始永远停止八股考试,自乡会试以及生童科岁一切考试,均改试策论,除去一切禁忌,考察义理以观察其知识背景和知识深度,考察时务以观其经世济世的能力。同一天(6月17日),康有为又以自己的名义向清政府呈递一份奏折,以自己追求科举功名的痛苦经历痛斥八股科举考试制度的荒谬,强调中国在甲午战争中之所以失败,其后之所以被割去大片土地,之所以承担大量的战争赔款,并不是朝廷无能,而根本的原因在于八股科举考试窒息了士人的性灵。他强烈要求清政府立下明诏,废除八股科举考试制度,从此中国知识分子内讲中国文学,以研经义、国闻、掌故、名物,则为有用之才;外求各国科学,以研工艺、物理、政教、法律,则为通方之学。他建议政府第一步废除八股考试内容,同时加快新教育建设的步伐,宏开学校,教以科学,等到学校尽开,第三步就是逐步废除科举考试制度。这样,以中国之大,人才之多,  “庶几人士专研有用之学,其于立国育才,所关至大”,中华民族摆脱屈辱,重振雄风也只在反掌之间耳。

        18日,康有为再上请停止弓刀石武科考试制度改设兵校折,就军事人才的培养提出建议,实际上也是对旧的教育制度进行批评,建议政府配合新教育体制的建立改用新式军事学堂训练将校。

        6月19日,康有为又上书建议政府商定教案法律,厘定科举文体。在这篇讨论设立孔教会的奏折中,康有为也不忘攻击八股取士制度。他指出,弱国之故,民愚俗坏,亦由圣教坠于选举,四书亡于八股为之。“故国亡于无教,教亡于八股。故八股之文,实为亡国、亡教之大者也”。因此康有为请求清政府尽快厘正科举文体,立变科举八股之制。

        与此同时,梁启超也联络各省举人联署上书,请求清政府特下明诏,停止八股取士,推行经济六科,以育人才而御外侮,攻击沿袭数百年的八股取士制度“非徒无用而已,又更愚之”;“非徒愚士大夫无用已也,又并其农、工、商、兵、妇女而皆愚而弃之”。请求政府特下明诏,宣布天下,停废八股取士,改用经制六科,培养新式人才,以参加科举考试者的身份呼应康有为等人废八股的建议。

        (摘自《“新知识”背后:近代中国读书人》,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年8月版,定价:2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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