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馆奴：樊建川的记忆与梦想

    一位草莽中人，殚精竭虑，敲钟不已，只为守护和警醒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

    百岁活神仙，成都老记者，爱讲笑话的车辐先生，坐轮椅看完了建川博物馆群，非常激动，指着樊建川说：“你是妖精！”旧时蓉城，人怪异谓之妖，物怪异谓之精。妖精之称，实有赞美之意，并非《聊斋志异》里的妖精。怪异，是说从未见过像他这样奇怪的房地产商人，半生拼搏，冒风险赚的钱，拿去倾筐投入只赔不赚的博物馆事业。今日钱财投光不说，他日馆群还要裸献公家。献完不说，本人死后还要遗体剥皮，绷成鼓，放置在博物馆，赚敲打钱，用以补贴博物馆的开销。这不是怪之又怪，怪天下之大怪了吗？幸好樊太太明理，不留遗产，馆群裸献，她想了一天半，点头签字同意。同时，幸好樊太太重情，遗体剥皮，敲鼓赚钱，她坚决不签字。我支持樊太太。像建川这样“唯物”到了入魔的境地，堪称双料妖精，不足为法。

    看建川办博物馆立志救世，“为人太多，自为太少”，很像庄子书中的尹文子。至于粗茶淡饭，布服素衣，“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又很像墨子。而其“生勤死薄”（薄到准备绷鼓），正是墨子的苦行啊。庄子评曰：“以此自行，固不爱己。以此教人，恐不爱人。其道太埆。”太埆就是太艰苦，太不滋润，太妖精作怪了。吾国中原黄土深厚，蕴藏哲理，宜有儒道两家之外，墨家一脉精神延续下来，而见之于某人如建川者。

    流沙河

    2012年4月27日于大慈寺路作

    梦想

    人一辈子，到了我这个年龄就有一种紧迫感。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我想建一个改革开放30年馆，一年一个年份馆，让观众走过30年。这个馆太大，我没钱了，看着陈列大纲和文物，无可奈何。为此我曾去见过一些大老板，我编呀编呀，想编出改革开放30年馆来，没成功。

    现在，我又有新的打算，想建一个60层的塔，做一个新中国60年的博物馆。我天天都在想，天天都在画图，博物馆是什么形状的已经想好了——一个竖起来的锥形体，像剑一样，把天都要捅破。

    过去几十年走的路，全部是为现在做准备，现在才是真正往高处走。从现在开始，樊建川决不做一流项目，56岁了，做一流项目就是浪费生命，只做第一的事情。做第一，并不是说花钱多就是第一，而是历史含量、文化创意第一。我们这儿是创造第一的地方。无数个具体的第一，作为零部件，又组合成一个无法复制的第一来，这才过瘾。

    纽约的大都会，巴黎的卢浮宫，都是躺着的，新中国60年的博物馆是竖起来的，中国这60年本身就是冲上去的呀。整个建筑的构想都是我来做，我只是请人做结构。这个建筑是金色的还是红色的，没想好，反正要很炫。给人感觉是一个舞蹈动作，不一定优美，但实在是在运动。有一面墙全是文字，巨大的汉字。我肯定要做成繁体字，公元1978，公元1979……一年一年垒上去。汉字多厉害，比绘画，比雕塑还厉害。

    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一件事情，不是一个楼，是一个塔，一个站立起来的塔馆。塔就是封藏历史经典的，这个塔馆，60年风云装在里边了，多值得看呀。一层层看，顶层是观光台，看海景。我想修在海上，通过几百米的海上栈道走进去。中国要走向大海，改革开放要走向更广阔的海洋。看了海景坐电梯下来——也可以反过来，坐电梯上去，往下一层层参观。往下走不如往上走概念好。看累了，脚走痛了就下来，票三天有效。下面什么都有，餐馆，酒店，商店，茶馆……

    有人也会说，建川，好难哦，不可能。但我一定会办到，就像我过去做那些博物馆时一样。这个事一定要做，必须做。前边做的，都是为这个60年的博物馆！真建好了，让我马上死都可以。这真是我最大最大的愿望。为民族，为国家，也为自己留下这翻天覆地的60年记忆。

    记忆之：收藏之初

    收藏意识一直有。别人问我为什么收藏这么多，收藏这么多年，我想，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行动吧。从小就特别喜欢收集在别人眼里微不足道的东西，收藏意识一直有，一直在做。

    四十多年了，保守一点讲，应该从1966年算起——就是我9岁那年收藏的第一枚毛主席像章和一些传单，再往早算，是那张为了不让小朋友知道我父亲名字而把父亲的名字撕掉的幼儿园的成绩单。把成绩单收藏起来会很骄傲，很幸福，因为同学们都没有，我觉得它好玩。我自己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的证书、照片，一整套，包括从高中开始每天记的日记，我都保存了。我有四十多年的记日记史，每天都没落下。我的日记很棒，各方面的事都记，这对一般人来讲也是挺难做到的。    

    初中高中时，除了自己的东西，也只收了一点烟盒和糖纸。知青的时候就更少了，接触面更小，没有交流，基本上见不到东西。但我一直保持着收藏的姿态，把自己的东西，比如工分本啊、奖状啊收起来。当兵的时候，一个连队就那几十个人，也不会有什么信息。1979年到西安读书后，情况也差不多，就是把自己的东西收藏起来，也捡了一些毛主席像章和语录，仍然不多。

    七八十年代，一个家庭就是三四十平方米的房子，东西就堆在那不动。垃圾桶里面没东西，连个香烟盒、废电池都没有，连个纸片都没有。整个社会是凝固的，火车站没有几个人，飞机场根本就没人，人都不挪动，沉闷得像一潭死水——整个社会就是一潭死水。

    在重庆三医大教书的时候，收到一些东西。三医大的资料，他们放在柜子里边，我有职权，清理时拿走了。宣传处有一些回收的毛主席像章，可能有半麻袋，二三十斤，把它提走了。

    在三医大的时候，也没有市场，但是工资高了，就到废品收购站去买，找到一件算一件。到父亲或者岳父老战友家拜访时，跟他们要。记得一个姓刘的老红军有一个缴获的日本饭盒，已经七歪八翘了，他用来放盐巴。我把盐巴倒掉拿走了。

    我还在垃圾堆里面捡。走过一些垃圾堆的时候，会注意一点，比如我们机关宿舍的，三医大的。里面有什么东西呢？毛主席的石膏像，有点残缺的；印有“文革”语录的脸盆，下面烂了两个洞，因为生活好起来了，补的钱还不如买个新的，就扔垃圾堆了。最厉害的一次，捡了一把小提琴，背板开了，上面有毛主席语录。这时，茶缸、脸盆、毛主席像虽然能够捡到一点，但是实际上都很有限，一个月能够捡到一件东西都会很兴奋，会把玩半天，

    虽然一直在收集，但是范围很窄，量也不大。很不容易找到一件“文革”时的东西，很不容易找到一件抗战时的东西，因为没有市场，没有买卖。古玩市场兴起的时候，也只卖唐宋元明清的东西。从1990年到现在，才叫收藏。以前就是要，就是捡。你认识一个人，就跟他要，不认识，就找不到东西，永远找不到，你可能总共认识1000个人，1000个人里边最多10个人会有东西，而他要给你，就非常非常不容易。一个国家，收藏没有市场的时候是很可怕的。

    记忆之：博物馆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我的文物，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花钱买的，但很多重要文物是花钱买不到的，是别人捐赠的。    

    黄埔军校的课桌课椅课凳三件成一套，上面有军校的烙印。据我了解，这是一套孤品，在四川省黄埔同学会手里。黄埔军校的本校抗战时就在成都。国内许多大博物馆都想征集这套珍贵文物。后来，经同学会集体研究，捐赠给了我们。我想，一是我这里有个专门的“正面战场”馆；二是离成都近，他们随时可以过来看看；三是相信和支持我这个人，大家相处，有了感情。

    彭嘉衡是原飞虎队老兵，我2007年11月到北京拜访他，取了他的手印，还得了他收藏多年的飞行罗盘。

    一次到聂力中将家去，在她家待到很晚了。她说，建川，聊得差不多了，你该走了。我说，我不走。她问为什么，我说，你没有给我东西啊！她说，哪有你这样强求人的嘛。后来她又磨蹭半天，把聂荣臻的一个皮包给我了。我请她写个说明，说明这个包是聂荣臻抗战时期用的包。这个包和说明已经陈列了。要让大姐把如此珍贵的文物交出来，是很不容易的，说明她对我的信任。

    开国大将罗瑞卿是四川人，我想方设法找到了他的长子罗箭少将。罗箭1938年在延安出生，那时条件艰苦，连裹孩子的布和褥子都没有，罗瑞卿就用分到的一床缴获的侵华日军毛毯来裹罗箭。这条毛毯跟着罗箭七十多年，一直都在用。我知道后一直追着他要，要了三四年，2010年12月的一天，他打电话说，建川，你来拿毛毯吧。我去取的时候，他还是舍不得——肯定舍不得，内心是很不情愿的。从什么地方判断呢，我一般拿了东西要赶紧走，因为有教训，怕被要回去。我拿了毛毯正要走，他叫“建川”，我心想，糟了，要被要回去了。他拿过毛毯摸了又摸才又交给我，我出他家门后，他嘭地把门碰得很响，这样他是在给自己下一个决定，或者给自己一个理由：樊建川已经拿走了，要不回来了。    

    最好玩的一次是2008年12月到台湾访问，连战推荐我见郝柏村先生，说郝是抗战研究专家。我到郝家，与他交谈许多抗战事。原来郝在抗战时曾任过炮兵连连长，我向他征集文物，他苦笑，说什么都没有了，只能给我几张照片。我发现我俩之间的茶几上郝老之杯是原“行政院长”李焕所送。告辞时，我说，李焕先生参加过抗战工作，此杯，我馆要收藏。郝老天真地说，我正在喝茶呀。我说，倒了即可。郝老抚额大笑答应，叫秘书倒茶洗杯。离开郝宅时，他的秘书苦笑着说，先生大胆，敢抢院长水杯。出了郝家，我高兴得大叫了好几声：我抢到了！我抢到了！有些时候为了要到一件文物，我几乎就是“抢”啊！

    记忆之：“向中国抗日壮士致敬仪式”

    因为征集文物，我找到一些壮士的后代，比如罗瑞卿、陈毅的后代，四川人嘛，给他们讲我们博物馆。他们说，建川，你干脆给我们一起讲讲吧，我们就在北京，把大家一起叫来吃个饭。2007年12月，我们就搞了一个活动：“向中国抗日壮士致敬仪式”，请他们，他们来了，有李敏、孔东梅、周秉钧、周秉德、陈丹淮、左太北、谢继民、戴复东、戴澄东等二十多位。

    致敬仪式由我主持，有致辞、献花、献酒、鞠躬。我们写了一个稿子，大家推举陈丹淮代表壮士后代致辞，他答应了。他很认真，在稿子上认真修改。稿子不长，一张纸，后来我收藏了这篇稿子。整个活动的安排他们都知道，高高兴兴等着第二天早上举行。晚上，突然有几位媒体朋友提醒我说，建川，还有问题，你安排大家给壮士鞠躬，如果有人断章取义，说毛主席的女儿给蒋介石鞠躬，就抓住这一点，把事情闹大了，你怎么办？我想是个大事，已经凌晨两点过了，我对还在加班的刘主任说，仪式中的鞠躬取消。天亮后，我又想不过，觉得人都来了，都是壮士后代，不鞠躬，觉得不太对劲儿，还想争取。二十多个人里边，只有三个人是带队的人，我第一个找彭钢。我说，彭大姐，咱们给鞠躬的里边有蒋介石，你觉得有问题吗？她说，我伯父也在旧军队干过，也做过旧军官，当时八路军也叫国民革命军嘛。彭钢的伯父是彭德怀，彭钢是个很牛的人，说话通情达理。我又去找周大姐周秉德，她在里边是个组织性的人物。她说，我觉得没问题，不是统一战线吗？我们是向抗战的行为致敬，是对抗战致敬，建川，这个没问题。我又去找李敏大姐。李敏大姐说话最少，总是笑眯眯的。她是留苏回来的，和任远芳早上都要喝牛奶吃面包。我找到李敏大姐，任远芳也坐在旁边。我说，大姐，等会儿我们要鞠躬，蒋介石也在里边，我们鞠躬，有问题吗？她不吭气，我就有点紧张了，这事她不开口，还真不敢做。我又说了一遍，这时她看着我，只说了一句，他们都是长辈嘛。我立刻说，好好，那我们就按计划进行。后来《峥嵘岁月——成都建川博物馆的非常记忆》电视片出来，这个镜头效果非常好，也没有哪个人去断章取义，风平浪静。

    这次活动，我征集到了不少文物。比如任弼时的女儿任远芳捐给我一张照片。她说，我父亲去世得早，什么都没有留下，我就把这张照片捐给你吧。我一看，很激动，是任弼时去世时刘少奇和朱德为其盖棺的照片，特别珍贵。

    信念

    也许我的每个馆平平淡淡，温良恭俭让，但内在是有力量的，每次都想得很多很多才来做。入馆处的铁牌坊是我设计的，用乌木来做售票台也是我设计的。每个博物馆都代表我在说话，都表明了我的态度：有人说我们缺的是现代展览方式。我对所谓的现代展览方式不是抵触，那些声光电的东西可以用在网络和游戏，用在电影院，对博物馆而言，最有发言权的不是科技，是文物本身。科技在博物馆是一种附属地位，所以我强调博物馆是以文物说话。所以我信心满满。

    所谓天才，都有多种人格。有些人一辈子都是那样，而我最大的愿望是超越自己。现在我天天在琢磨后边几个馆的陈列，每个细节都挖空心思，要否定前边的博物馆，包括否定前边的陈列方式。

    别人说，你建博物馆好了不起哦。我说，没有什么了不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博物馆。你的博物馆就是你的错误，你的经验，你的教训。有了这些经验教训的沉淀，就使你面对挫折，正确选择你的道路。那么一个国家的记忆呢？我们民间办的博物馆，我们借助抗战，借助我们三千多万同胞的死难，才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们借助“文革”，使我们不犯这样荒唐的错误。所以我特别希望通过我们的博物馆，我们民族的记忆，我们的警钟，使我们永远走在希望的大路上，走在光明的大路上，走在富裕的大路上，走在民主和法治的大路上，走在民族复兴的伟大的大路上。

    （摘自《大馆奴：樊建川的记忆与梦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7月版，定价：39.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