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怀旧是人生难免的一种情绪,陈年旧事说过去就过去,将大师风范及时代沧桑娓娓道来,读着别有一番味道。
遥想当年名士,因缘际会,成时代的风流人物。其人其事,令人不由得心向往之。名之曰“陈年旧事”,慨叹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
蔡元培:其生也荣,其死也哀
辛亥革命那年,武昌的起义很突然,星星之火立刻燎原,不到两个月,除了南京,南方诸省已宣告光复。袁世凯的北洋大军将武昌团团围住,置身于自己炮火之下,只要他愿意,随时可以拿下武汉。
也正是在这节骨眼儿上,南京光复了,前往武汉的革命党人赶紧转向,直奔南京,显然这里更适合建立新政权。于是乎,南京成了一个大官场,远在四川的同盟会会员吴玉章,代表蜀军政府风尘仆仆赶到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像点样子的官衔早就被瓜分一空,部长位置没了,次长位置也没了,以至于老朋友只能抱歉,让他任选一个司局长干干。
当时选出来的教育总长是蔡元培,以资历看,他无疑是合适人选。若以名望看,另一位老革命章太炎更有资格,因为学问更好,而且不是一般的好。若要选一个人掌管教育,当然应该选学问好的章太炎。不过,最好的运动员未必适合当教练,未必适合当体育总局的最高长官。
傅斯年先生评价蔡元培,说他有两大优点,一是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是西方自由博爱之理想。这两个优点让蔡成了教育界的不倒翁,只要愿意,只要不辞职,教育部长或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所有这些学界的最高领袖,都是禁鼎一脔,非他莫属。
一九四零年,正值抗战相持阶段,蔡元培在香港逝世,享年七十二岁。国难期间丧事从简,当时的中国不分政治派别,均表深切哀悼,可谓极尽哀荣。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用了一大堆好词,“道德文章,夙负时望”,“推行主义,启导新规,十气昌明,万流景仰”。
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亲自撰写挽联:“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还在延安窑洞的毛泽东,也特发唁电,称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极尽哀荣可以玩味,哀荣这两个字,并不是说一个人死得热闹,丧礼隆重,规格非常高。孔子的学生子贡赞扬恩师,说他“其生也荣,其死也哀”,意思是说像孔子这样伟大的人物,活得光荣,死了让人感到悲伤。因此哀荣是并列关系,说明一个人的生和死,对社会都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章太炎说自己善于搞政治,做学问玩文艺,只是失意时的消遣,这句话用在蔡元培身上才更合适。考察他一生,从来没有真正地离开过官场,他的学问并不惊人。在晚清,弃官从教,创立光复会排满,玩的是政治。到了民国,在教育的最高权力位置上下,玩的还是政治。
蔡元培这样的人不可能离开政治,他的辞职本身就很政治。他的辞职书最见性格,最值得品味。袁世凯挽留他,他说我不是为你辞职,而是为四亿中国人。他不当北大校长的理由,是屁大的事都要向上面汇报,“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当然不能。理由二,“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中国非要和别人不一样,这鸟校长不做也罢。理由三,“北京是个臭虫窠”,无论何等高尚人物,无论何等高尚事业,一到这里便染了臭虫的气味。
蔡元培有其特立独行的一面,他反对过孙中山,孙中山要北伐,要和北方开战,他坚决反对。反对过共产党,一九二七年的“四一二”清共,他是民国元老中投赞成票的人。著名的五四运动中,作为北京大学的校长,他坚定不移地站在学生一边。十多年后的“一二九”运动,学生要求抗战,到南京示威,他出来跟学生对话,结果被打得头破血流。
作为一名教育家,他把学业看得非常重,认为“因爱国而牺牲学业,则损失的重大,几乎与丧失国土相等”。显然,教育和政治分不开,然而教育不仅仅是政治,教育家绝对不能只是政客。
陈西滢:鲁迅最痛恨的人
陈西滢就是陈源,就是那个写《两滢闲话》的作者,那个曾经让鲁迅最痛恨的人。鲁老夫子骂人一向厉害,喜欢痛打落水狗,他如此这般痛恨,死活不肯放过,不是没有缘由。堂堂北大教授陈源,居然写文章说他剽窃,白纸黑字,男盗女娼是最歹毒的骂名,鲁迅焉能咽下这口恶气。
陈源从国外留学归来,一直当教授,先在北大,后来又去武汉大学。做了许多年文学院院长,当年武大的派系斗争十分厉害,有湘军和淮军之分,陈源是无锡人,夹在湘淮两军之间,日子并不好过,焦头烂额。最后终于辞去教职,从政,成了国民政府的外交人员,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席代表。
有文章说陈源很会骂人,与鲁迅打笔仗,也算棋逢对手,触到了对方的痛处。陈源太绅士,英国味道太足,文化有余,幽默凑合,说战斗性就那么回事。他与鲁迅交手,也与周作人和刘半农对过阵,说岁数,陈源年轻许多,学历高出不少,可是一点都不气盛,基本上处于下风。
因为鲁迅,以往的现代文学史,陈源往往是个反面角色。后来不时地有人出来为他说话。确实事情也没多严重,文人相轻,吵吵架,红个脸,说几句狠话,本是思想自由之体现。这场争斗过后,鲁迅与陈源也见过面,两人还握了手,并不是你死我活。
印象中的陈源,老实,很无用,是个老好人。他的妻子是凌叔华,既是作家,也是画家,标准的才女。家有才女往往好坏参半,难免有麻烦,有难言之隐,会有这样那样的矛盾。有矛盾很正常,然而作为名人,拿出来让别人八卦,便有些不堪。
他的文笔曾得到过好评,有人吹捧,说他的英文比英国人还地道,结果《语丝》同人哗然,刘半农很刻薄地挖苦,说没想到陈源的水平竟然比英国文豪更厉害,害得他有口难辩,只好装哑巴。
陈源与傅斯年同岁,虽然都有留学英国的背景,却一点都不强悍。他身上没匪气,更没霸气。觉得自己文章写得不错,也明白靠这个未必能养活一家老小,毕竟他不是英国的文豪。据说在国外的那份差事,也是凌叔华帮他讨来,由此可见,除了不强悍,还不能干。
作为国民党政府的公职人员,陈源忠心耿耿,可怜一片老臣心。由于蒋介石已失去了大陆,台湾在国际上的活动空间日益受到挤压。一九六四年,法国与大陆建交,关闭了台湾驻巴黎的大使馆。“驻法大使”不得不黯然下旗回台湾,留下陈源以“联合国中国代表”名义驻馆看守。法国人不讲交情是有历史的,翻脸不认人,巴黎冬天很冷,既然断交,那就将暖气也停了。陈源孤身留守,相当狼狈,连吃喝都没有一个着落。两年以后,法国人要收回使馆,陈源据理力争,倚老卖老,最后被巴黎军警强行架出。
陈源大病一场,然后便去伦敦养老,走完生命中最后一段路。
林风眠:画者的浪漫与凄凉
林风眠的发妻是德国人,林风眠和这位妻子的故事充满传奇,一九二三年,在法国学了三年绘画的林风眠,忽然有了游学德国的念头,便与铁哥们儿林文铮,还有学雕塑的李金发,一起去柏林。学艺术的人难免浪漫,林风眠很快与罗拉小姐热恋上了,他的德语很糟糕,两个人感情交流,最重要的工具竟然是字典。
从相识到相恋,回巴黎结婚生子,最后因难产妻子双亡,也就一年多时间。林风眠很在乎这段情感,半个世纪后重回巴黎办画展,曾去寻找过当年的墓地。或许为了尽快忘记,他又找了一位新人,按照中国人的传统想法,时间实在太短了,前妻逝世的第二年春天,他又一次结婚,这一次是位法国女士。
林风眠的婚姻,似乎很浪漫,很艺术家,很法国派头,很国际化。林风眠与这位法国妻子,相处更像朋友,聚少散多貌合神离。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自古就有这句话,然而男女既为夫妇,两相厮守本是最基本的人之常情。
抗战前,林风眠的夫妻生活没什么不同寻常,这以后,他去内地,太太留守上海,一分别就是八年。抗战胜利重新相聚,到一九五六年,太太离开上海出国,辗转去了巴西。从此他成了孤家寡人。晚年定居香港,快八十岁时,曾去巴西探过一次亲,与二十多年没见面的老妻短暂相聚,也算最后告别。
看林风眠的画,总觉得意外,个性鲜明特立独行,是寂寞,是非常的孤傲和冷淡。
说起中国现代美术教育,有三个人绝对绕不开,徐悲鸿、刘海粟,还有就是林风眠。林岁数最小,资格不比其他两位差。大家都知道,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国有过几所著名的美术学校——北平艺专、上海美专、杭州艺专。北平艺专后来成了中央美院,与徐悲鸿的领导分不开。林风眠创办的杭州艺专成了中国美术学院,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专演变为南京艺术学院。
很多人不知道,北平艺专的创始人其实是林风眠,最早聘请齐白石老人到课堂上讲课的,也是他。一九二五年国立北平艺专成立,应蔡元培的请求,林风眠离开法国,回国担任校长兼教授。从人脉看,林风眠有很好的资源,首先,当年的教育界大亨蔡元培十分欣赏他,在美术教育刚起步之际,前后两次让他执掌美术学校的牛耳。其次,共产党的重要人物,与他也有不错交情,叶剑英是他同一诗社的校友,周恩来在法国期间曾住他家,受过他的资助。
林风眠显然不善于利用这些,和杭州艺专分手后,他基本上过着一种隐居生活,甚至没再与老友林文铮见过面。在一开始,他的人生理想或许还是美术教育,感觉到这条路行不通,便毅然决然地将自己封闭起来。他不再跟国民政府玩,也不与新的共产党政权打交道,成了一个纯粹的画师。
林风眠与徐悲鸿和刘海粟没什么交往,艺术观点并不相同,或者说很不相同。徐和刘都有过非常风光的岁月,尤其是暮年,位置显赫,名头响亮,都有年轻的粉丝太太照顾和陪伴,林风眠老境凄凉,孤苦伶仃。
林风眠潦倒时,靠每月交两张画生活。最糟糕的日子,连画也画不成。他将数十年积累的精品力作,沉浸在浴缸,化成纸浆,用抽水马桶冲走。
当然,林风眠的画现在已是天价。
(摘自《陈年旧事》,中信出版社2013年5月版,定价: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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