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的“角儿”多了，既高兴，也麻烦。高兴是我能集中认识这么多的名伶，麻烦是他们彼此都有些互不服气。有时在私下谈话中，某人会亲热地贴近你说：“城北啊，咱们是自己人了，要是别人的话，求我讲给他听，连门儿也没有！不过，咱们说话是哪儿‘说’哪儿‘了’……”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很感谢他的热诚；可等他说出来一听，才知道完全是一片废话，甚至是一些嫉妒他人的“小话”；不仅没有艺术价值，连其他方面的参考价值也没有。但我还会第二、第三次遇到这种情况，人家岁数比我大，又是很认真地讲，我不能不听，但时常又是很厌烦再去听它。我能有抑制、阻止他们再说这类话的办法么？我是否得请出名震梨园的祖师爷或人格神出来呢？
思想很久，最后想出办法。因为我工作的是京剧的国家剧院，其第一任院长就是大名鼎鼎的梅兰芳。他离开我们五十多年了，但当年我作为中学生看他戏的情景还历历在目。相信与他同过台的后辈对他的忆念更深，在他的精神感召下，那些不甚光明的东西就不好意思再拿出来了。我何不专心研究一下梅兰芳呢？他既是我们的前院长，更是今天梨园（扩大说，就是整个的梨园）的人格神。
我当时住在西城区的三不老胡同，这里是全国政协的机关宿舍。同住在一个院的冯亦代伯伯，给我写了一封给梅兰芳第二个儿子梅绍武的“介绍信”，信上介绍了我母亲当年访问梅兰芳的过程，也介绍了我今天的工作单位。我预约了绍武，就到他们夫妇当时住的西城西旧帘子胡同的梅家“副宅”去看望了他。何谓“副宅”呢？“正宅”在护国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这“副宅”是解放初期以梅夫人的名义买的，专为接待老家泰州亲友或梨园子弟学戏进京而用。等梅兰芳本人去世，这房子空闲下来。等1976年闹过地震，梅夫人等便搬到了这边，并派梅家的第三代把许姬传老人也接到这里来住。渐渐的，梅家的几个子女也搬了来，一人一面房子住了下来。当初，我第一次进入院子，一种下意识就告诉我，怎么那么眼熟？那廊子，那房檐，那台阶……怎么我似乎见过似的？回到家翻出老照相本，忽然翻出自己的一张老照片：只四五岁年纪，冬季，穿棉袍，独自站在廊下，雪花正扑进我的怀里……这时的房子，主人还是《大公报》三巨头之一的女婿，由于天津《大公报》向北平派驻了办事处，而办事处又没有现成的房子，于是我父亲（办事处主任）选中了这房子，就由《大公报》老板向房主洽谈，办事处就顺利进驻了这所房子，这也才有了我那张幼年的照片。
我进入这梅家副宅时，梅夫人已去世，我向住在北屋耳房的许姬传老人述说此事，他也连连称奇。我曾先后进入各面屋子访问梅先生的各位子女，分别写成小文章连续发表。随后，又先后采访程宅、尚宅和荀宅，又分别写成连载文章发表在不同的报刊之上。走访这些梨园的世家，一来对我深入了解戏曲规律有帮助，二来可以稳固自己在剧团的地位。如果有哪个宅门中的再传弟子“犯刁”，我就去他那个宅门中告状。这么做还真有用，今天京剧演员可以不听剧院领导的，但就是不敢在梨园宅门里“犯刁”。
话说某日，我无意来到西旧帘子胡同的梅宅，进来才知道那天是梅先生的忌日。梅宅本来是准备了饭的，准备如果有弟子前来祭拜，就一定要留饭。但那天偏巧就没一个人来，梅家子女心中感慨：老爷子在世时，学生们几乎踩破门槛，如今老爷子不在了，就世态炎凉一至如此。他们说：“城北啊，你赶上了也就别走了，先参加我们的家祭，完事再在我们这儿吃中饭……”这么恳切地一说，我也就不能不留下了。随后在北屋的西侧梅先生的照片前，摆了香案，绍武举香，子女陆续磕头行礼，男性在先，女性随后，女性中也是女儿在先，媳妇在后。等家族行礼完了，才是外来宾客。先由许先生上前鞠躬，随后有梅先生早期弟子（男旦）磕头，最后该我了——是鞠躬？还是磕头？我略有犹豫，葆玖在一旁说“鞠躬吧”，而五嫂屠珍则说“给艺术大师磕头，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这一说，我就只能横下心来磕头了……就在这一刹那，我脑子转了好几转，梅兰芳死时是党员，我如今可还不是党员，他欢迎家里今天举行这样的仪式么？……时间过得飞快，也容不得我细想，我只好磕头了，磕得半深半浅的，远不如梨园人物磕头那么虔诚与自然。
等从地面上“起来”，葆玖、葆玥都上前说“谢谢”，我发觉他们在手心中用了力。而过了几天，等我再去中国京剧院遇到其中梅派的再传弟子时，发现他们对我态度都特尊敬。我有些不解：“呦，您几位！今天这是怎么了？”他们笑笑：“没什么，您参加了我们家门里的祭奠，那天我们本来也想去的，还担心自己资格不够。结果一懒没去，最后都挨了骂……”当然，是谁骂了谁，是怎么骂的，我都没问，但我总觉得其中蛮有“戏”的。如果有知道的细致描述一下，必然挺好玩，当然，也许还不止是好玩。梨园当中这类事情很多，研究一下必然大有意思。
我就在这一时期，还先后访问了四大名旦当中的其他三家：程家老宅在西四北三条，离我们家咫尺之遥。我认识并熟识了程老夫人，熟悉了她的四个儿子，并逐一访问过。他们家有些隐私，我探求几次而不得。后来等我知道了其中一些，反倒彻底放弃。因为有些细节对我来说，似乎还是不知道更好。尚家我去了不少次，尤其是与他们家的张秘书搞得很熟。他们家的客厅很小，但家具都是硬木的，每件背后还用毛笔写着一个人名。我问其故，老夫人直爽地说：“等我死了，写着谁名字的，就分给他。人人都有份，既不要打架，也不要看见别人的眼热！”荀宅我结识了张伟君，她实在是个大能人，并且想“用”我整理荀先生的日记。我思索了许久，没敢接这个活。我和她的女儿、女婿也搞得挺熟。深入到他们派内或家内之中，我多少知道了他们本人本家本派的另一面。另外，中青年演员进入这些大宅门后，那神态那思想那行为那举止，就和他们在剧院时的常态太不一样了。在这些大宅门中，他们有着各自的辈儿，当然，同一辈儿的演员成就不同，这又让他们也萌生了不同表现。在大宅门中，旧的礼节比较多，也比较好玩，至少是我这个外人看来如此。总之，如果新知识分子进入工作状态之前，不先懂得一些大宅门内外的知识（光懂得还不够，最好要亲身参与几回，要得到里边的认可），否则是不容易把工作做到位的。
还有一件事是需要谈的。有一年天津举办四大名旦联合的纪念演出，弟子们与家族成员都住在某宾馆。我恰也在场。演出之后，别的流派屋子里都说说笑笑，非常热闹；唯独梅派这边的屋里非常安静。我一推门，发现梅派时下的几位“大角儿”，一个个屋中端然安坐，梅家人物正讲述着大师生时的某件陈年往事……这真是重要的对比。不比不知道，一比就吓一跳啊。“吓完一跳”了还能再反思一番，就觉得其中大有琢磨之处。再等我后来先写出《梅兰芳三部曲》的书后，再与其他大牌演员谈艺术，我明显感到对方大多能够自我约束，再不像从前那样放肆地大吹大擂了。以往，我习惯采访他们时由他们去说，顶多事后多去调查甄别一番。总之对他们诸位，我采取一种叫“等距离外交”的政策。但每一次都这样，事后也耽误不少时间。如今发生了这变化，我也是由衷高兴，想不到研究去世多年的梅兰芳，还能对于约束眼前的梨园起到如此的作用！我更深思并感慨起来，要想挑拣认真研究并写作的素材，是需要认真进行甄别的。真值得的，再下大气力不迟，否则，就干脆节省点精力吧。
（摘自《城北说戏：京剧这玩意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5月版，定价：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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