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几岁的时候经历了一个伟大的时期，我对八十年代非常有感情，八十年代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都能看到，而且信息突然涌进来，带来巨大的冲击。邓丽君早就开始有了，可是邓丽君对我们来说有点老气，因为工厂的男孩子，可能更多的需要有力量、比较有劲的东西。我记得最早听到一个派别叫“西北风”，唱的是“我家住在黄土高坡”，突然开始有一些不一样。然后崔健开始上台唱《南泥湾》，他唱《南泥湾》是有解构精神的，具备某种不一样的东西。摇滚乐所渗透出来的浓烈情感，我觉得跟我是有肌肤关系的，让我有触觉。他们唱的情歌，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事，是哥们家邻居家的事，没有那种遥远的距离，所以它会留得更久一点，你会发现它的力量更强。然后开始喜欢听国外的。
然后小说也特别蓬勃，那个时期一本一本的，像苏童、莫言。一直维持到九十年代中期，我在山西觉得那是很蓬勃的一个时期，文艺上很活跃。我记得那时候看到小说《活着》，看得非常激动，你突然发现原来当代还有这样的活着的作家，写得很好看。你的注意力从那些已经死了跟你没有什么关系的作家身上突然转移。有现实主义色彩的东西，我其实非常喜欢。包括王朔，包括鲁迅，鲁迅的东西我特别喜欢看，严格说我最早喜欢看书是从读鲁迅的书开始的。鲁迅不是我们概念中一个简单的斗士而已，我上小学就把《鲁迅全集》都读完了。那是个信息量巨大的时代，我很感谢八十年代的那种洗礼。
我在山西电影学校上了四年中专。那四年很关键。因为我的人生观和方法论建立的阶段是那四年，可能比一般的孩子要早一点，很多孩子是在大学完成的。因为普通高中没时间思考这些问题，只顾考大学了，这是中国小孩晚熟的原因，你给他太大的压力，他没有时间思考青春期等等那些问题，没时间谈恋爱，没时间听音乐，没时间去思考问题，只有语文、数学、化学这些，所以把他们的成熟阶段整整推后了四五年，推后到高校里面去完成，我幸运的是没上高中。
山西电影学校最早是为了培养电影放映员，训练维修电影放映机这个职业技能的，我们是第一批所谓的艺术类的学生。为什么招我们去呢?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些画海报的人。
我当时在上高中，我其实很不想上高中，我跟我妈也说过不想上大学，我英语特别差，几乎没有考上大学的可能，上高中也不好好读书。刚好跟初三的一个学生打架，那个学生也不是什么好孩子，上着课打起来。老师在上面讲课，我们就冲到里面把人给打了。打完之后，性质比较严重，当时我正在琢磨怎么处理。山西省电影学校第一年招生是十一月份，一般艺术类都早招，它经历了一次决定，决定存在还是不存在，最终是存在下来，所以错过了招生时间，就晚到十一月份，我正好打了一架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时候，学校给我发通知书说你可以考这个学校，我说好，我不上课了，我去考这个学校去。基本上只要考就能去。
那个学校完全是一个放羊的学校。一年多没校长，因为那个学校已经在半死不活的边缘状态，没人愿意来当校长，一个无政府状态。我们在电影公司里头，底下是发行部，楼上就是办班的，一共四间教室，两间上课，两间是宿舍，一个宿舍睡三十多学生。太热闹了。三十多个十五六岁的，就跟戏班子一样。什么毛病都在那学会了，什么抽烟啊，全是在那学会的。关键这帮孩子有大有小，我们班就有二十岁的，年龄差很大，老的教着小的学坏。但是很好的是，它给了你那么自由的时间。终于调来一个校长，因为电影公司也接不住，最后把学校交给文化局，文化局就给我们批子一块地，天天忙着盖房子，一盖房子我们就停课，我妈都奇怪我上的什么学校，放假比上学时间多。老师也觉得不像话，就说出去写生吧，然后拉着一帮学生出去玩，到绵山、乔家大院，反正就玩儿吧，就跟旅游一样，一跑一个月。要不然就到部队，跟部队借一个院，在里面画画，还得军训。就这样过了非常有趣的四年，因为那个学校一直在忙它的事，结果我们玩儿得很开心，压力很小。
我觉得那是最好的成长，你突然解放了，你以前读十年的书，都是天天往那一摁，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必须得塞进去。现在你感觉你自己是一个社会人了，我觉得比大学都舒服，没考勤。我们在学校里面发动运动搞斗争什么的，罢考，基本大学里干的事我们都提前干了。然后谈恋爱。
我的人生观和方法论是在那个阶段形成的。在头一两年觉得开心好玩，但是玩两年之后就不好玩了，因为你会觉得无趣，其实那就是一种拷问，你将来会怎么样?到三四年级的时候，快要成年，靠近那个界限的时候压力就开始产生了，你开始转向另外一种方向。那是我到现在都觉得最像学校的一个地方，那是我的大学。我后来再上大学完全没有上大学的感觉，我到上大学的时候心态已经非常成熟了，已经很有目的地知道自己要学什么和不学什么，所以我在大学上课都是有选择地上。
你快活之后换来的是什么？是一个特别迷茫的东西。人在短期内的快活之后换来的是另外一个东西，就跟吸毒一样，跟喝大酒一样，你喝完一个大酒，今天晚上特开心，第二天早上起来痛恨昨天晚上喝酒，它会马上变成一种反作用力。那一段时间是我思考的阶段。不光是迷茫，还有一个自我琢磨的阶段，那个阶段其实是很痛苦的。那时候感觉很像你被抓了，关在拘留室里，你也不知道等待你的是什么，你也不知道现在是几点。当人进入到那种状态的时候，有一种莫名的焦虑和恐惧。
毕业时，我觉得我不能在这儿待下去，而且还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就是你看不到希望。
大概到九十年代中期，我觉得一个美好的时代结束了，一个文化蓬勃发展的时期结束了，物质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现实这个问题开始明显起来，而且我们也刚好卡在那个年龄上。
当时我分配到山西话剧团，给人打了几个月开水，我觉得太绝望了，你学的东西在这个地方根本用不上。我每天的工作就是打水擦地，在话剧团里只干了一件事，抄了个板报。在一个黑洞洞的筒子楼里面，一个半死不活的剧团，你每天只要来一趟就行了，甚至找别人给你签个到就行，你也不用去，一个月一百八十块钱，你会觉得非常绝望，而且你看到周围那些人是那样的结果。
那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你就会很焦虑。在关键点上总会有那么几个人出现，那时候我跟一个老师学音乐，也算不上是学，他开琴行，而我那个时候老呆在琴行里面帮他卖东西，我们之间是一种很松散的关系，也不是雇佣关系，就是朋友。但是他比我大十来岁，那个时候我们十九二十，他三十多岁，他走过一些别的道，比我们走的路长，所以他经常会给我一些意见。他当时跟我说你应该出去读书。我当时已经想着拿一笔钱到太原开个店，当时我们家有钱。说你开个服装店吧，我在到处找开服装店的地方，其实就是选择了现实。他说你应该去读书。我说为什么?他说道理很简单，因为你想做生意，四十岁的时候也可以做生意，可是出去读书，也就只有现在能干，四十岁干不了，所以你应该出去走走。我说那我的家人不同意怎么办?他说我给你钱。我说好吧，我也不需要你这笔钱，但是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
我觉得他给我的影响还是比较重要的，起码有人肯定了你，暗合了你的潜意识想法：离开这里。我在想能去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北京。因为上中专的时候总来北京，北京还是代表着很多不同的符号，它毕竟是文化中心和政治中心。那会儿经常来北京看画展，那时候也没有网络，你要获取信息，北京是最直接的信息中心。我记得九二年第二届中国油画展，来的时候就惊了，觉得在这可以看到这么多高手的绘画，因为你在山西只能看到教科书上传统的塞尚、米勒的那些东西，你到这能看到国内的高手作品，我现在都记得好多那个时候的画，印象很清楚。你只能在北京听到最先锋的音乐，你能在酒吧听到有人现场唱，在地方上这都不是一般人能接触得到的，所以要去的话只能去北京。
九七年，我跟单位请了病假就来了，来了就没回去。
刚来北京的时候还不是很明确要干什么事。当时我爸也不支持我，都得闹翻了才能来，你到这他不支持你，也不给你钱，不给你钱生活质量直接掉下去。我当时揣着两千多一点来的，到了北京我报中央工艺美院考前班，一年收三千多块钱，我说我能不能先交一学期的，人家商量半天，讨价还价，最后收了一学期的，一千七百五十，我就剩下三百多块钱，还要在北京活下去，这就成了最要命的问题。先住地下室，那时候住地下室很普遍，大家都住地下室，一个地下室八个人。交了地下室一个月一百七十五块钱的房租，还剩下一百多块钱，那就得算计着过日子，天天想着每天吃两顿，一顿小笼包，一顿是烧饼，再买一瓶酱豆腐，到现在我还很爱吃酱豆腐，就是那个时候养成的习惯，一块酱豆腐加一个烧饼是最便宜的生活成本。
我觉得刚来那个状态还不如在太原，压力更直接。因为当时还有别的人一块来，后来好多人纷纷回去。再到后来其实还有更大的一个打击，就是我考工艺美院。我当时考了好几个学院，工艺美院、服装学院、电影学院。当时没觉得要搞电影，因为我们叫山西电影学校，所以我才考电影学院，我没有建立电影梦想，我只把考学当作一个出路。当时美术是我的梦想，我是觉得如果有机会将来从事美术工作，到杂志社或者哪儿做一个美编什么的，是一个特别理想的工作方向。我当时还考过中国戏曲学院、无锡轻工，反正我拿了六个学校的文考单，第一志愿填了中央工艺美院。考完之后成绩单下来，没考上。英语单科没过。
我本来英语就不好，我放弃上高中就是因为英语不好。我当时就找了一个跟我长得很像的人替我考英语，我让朋友帮我在全太钢找，他说长得像怎么就知道他英语好呢?我说是个人就比我英语好，我英语太差了。因为我们那时候上中专也不学英语，几年没学过。前两门课是我去考，到考英语的时候他换上我的衣服进去考，我告诉他第几考场，进去哪个桌子。我们俩剃一样的头，穿一样的衣服。还很危险，进考场的时候他在那排队，后面有一个人过来，推他说，宁浩，喊你半天也不答应。搞得很紧张。结果考完以后，我一打听他考了三十几分，一共一百五十分，他才考了三十几分。我说你这个好像跟我去考也差不太多，我要都填A，四分之一的概率，好像也差不多这个数。他也感觉很抱歉，可是我也没什么办法，最后我们俩人坐汾河边抽了一盒烟，就告别了。两个长得很像的人在一块抽了一盒烟，这个场面很戏剧化。
这个事情给我的打击倒不是很大，我没考上，那是我技不如人，都使了鸡贼招也没上，我认了。我考试之前就防着这一手，我考过一个成人高考，我其实最需要的是一个留在北京的借口。当时有一个叫中国文化干部管理学院的地方，我成人高考考的那儿，成人高考也没那么复杂。结果体检的时候医生跟我说，你好像是色弱。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打击比较大。我都画了快十年了，然后突然告诉你你画不了画，我觉得这个事情挺荒诞的，上帝跟你开了个玩笑。
当然现在不那么想问题，现在我觉得色弱是具备不一样的色彩角度。柯罗很有可能也是色弱，他的色彩感觉很单一，而且你还可以搞雕塑嘛，但是当时的认识有局限。
当时我还考了北师大的成人教育，考的是制作。虽然我现在是搞制作的，但我从小就鄙视制作，觉得制作跟艺术没关系，所以不在我的选择范围之内。但是当时有一个比我低一级的学弟，山西电影学校九三一班学制作的，他上学跟我关系好，他要考北师大，他的专业对口，觉得电影学院考不上就考北师大。可是他找不着北师大门在哪，我那天是带着他找学校去了。结果他没考上，我考上了。这种故事很多，很烂俗，但是事实就是这样。
我想了三天，最后决定放弃绘画，很痛苦地上了北师大，心情非常不愉悦。我每天坐在那儿听他们讲那些摄像机原理什么的，都觉得自己特傻，觉得很愚蠢。第一年的状态就很糟糕。
过了一年，还有一个是生存问题，你没有时间老在那哀怨。因为我说我要去上学，我们家人很不同意，家人不同意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你经济上只能选择独立，经济独立才有尊严。我跟我妈说，我以前跟你说过不想上大学，今天要上大学你也没备这钱，那我就自己去弄，但是你也别限制我的自由。把话说到那份上了，就得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也没时间考虑那么多美术的事，就是一头扎进去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所以才学摄影、图片这些。其实学摄影，我来北京第一年就已经在干这个事，在读工艺美院考前班的时候就已经靠摄影赚钱。上北师大的时候基本上已经自己挣钱了，而且还挣不少，解决了生存问题，自己还买照相机，买摩托车。一直到第二年的时候，我才觉得我好像能干制作，开始慢慢有点兴趣。
有兴趣也是因为第二年大量地拍作业。我觉得我拍作业的能力还行，因为我常出去给人拍MV，原理又都是一样的，我现场的招多，而且我不想老实地完成，我比较喜欢瞎玩儿，就是想怎么不一样。老师们开始注意我。我只是把某些绘画的思维带到作业当中，而绘画的思维实际上是创造性的，然后开始顺利起来。
读山西电影学校的时候，电影学校后来请了一些电影学院的老师过来给隔壁班上课，我们沾光去蹭课听。当时我都没觉得听的东西对我有什么吸引力，可是他们来的时候会带一些电影，所以我很早就看到了一些电影，像《情迷六月花》、《布拉格之恋》、《新桥恋人》、《人鬼情未了》那一类比较不一样的电影，那个时期在别的地方看不到，我当时也不知道这些东西会对我产生什么作用，甚至有些你看不懂，《布拉格之恋》我当时看不懂。那个种子在那个时代种下，你并没有什么感觉，经历了漫长的折腾之后，到现在开始发酵出来，你开始觉得应该做这个事情……
（《混大成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4月版，定价：24.00元。因篇幅所限，删去了访问者的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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