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口中的历史

    【背景】

    我的父亲（王树常）和张学良将军是至交。工作上，父亲作为东北军前三号的实权人物，是张学良的左膀右臂；私下里，父亲与张学良私交甚笃，感情很深。我的父亲从1925年开始辅佐张作霖，之后追随张学良，一直效力东北军，不事二主。

    我很小就见过张学良将军，后来到了美国，父亲寄来的家书中也提到说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去拜见他。

    我问岳父可否找机会见见张学良将军，岳父答应帮我打听打听。他找到负责看守张学良的王新衡，请他找蒋经国疏通，看有没有可能让我与张学良见面。王新衡以前在戴笠手下的香港情报站工作，和蒋经国关系很好。我的岳父在抗战时作为国民党地下情报人员，负责上海敌后情报，和王新衡交情也很不错。说到岳父，这里还有一个插曲。1945年日本投降，岳父由江西赶往上海接收。有个敌伪汉奸要和岳父拉关系以减轻罪行，送给岳父一件东西，岳父一看竟然是毛公鼎。毛公鼎早年被日本人得到，可是多年来一直不知下落，不知道他是怎么从日本人那偷来的。岳父收下了毛公鼎，然后转送给“故宫博物院”。这是岳父在保全文物方面的一大贡献，著名的考古学教授董作宾还专门写信给岳父表示赞许。

    王新衡受岳父之托找到蒋经国，把事情原委告诉他，请求准许。蒋经国听完，反问了一句：“你看张学良有没有必要见他？”王新衡心下明白碰了个软钉子，于是回来告诉我说这次是没什么机会见张学良了。

    这之后，我一直念念不忘想见张将军一面。1988年蒋经国已经去世，王新衡也不在了。到了1989年3月，王新衡的儿子王一方委托他的同学打电话给我，问我能不能来台湾，王一方可以安排见张学良。我非常兴奋，立即飞往台湾。到了台湾第二天，也就是1989年3月2日，我下午5点钟到达新衡的住所，心里有些紧张，还是不能确定是不是可以真的见到张学良将军本人。

    到了6点钟，我听到门口传来一声东北口音“王冀在哪啊”。转头一看，一位老人正从门外进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张学良将军。万分激动的我知道，多年以来的夙愿此时此刻终于实现了。

首次见面

    张学良将军戴着一副墨镜，黑色的毡帽，穿着衬衫，身边还有一个七十多岁的女士，我想这应该就是赵四小姐了。

    我赶紧迎上去，说：“张伯父，我一直想见您，想了五十多年了。”

    张学良哈哈一笑，说先送一个东西给我作为给小辈的见面礼。我拿到一看是个佳能的傻瓜照相机，这个相机我到现在还保留着一直没有用过。我提出先和张学良等众人合影，他欣然同意。于是我拿出自己的宝丽金即拍即印照相机，张学良看了觉得有趣，说自己从没有这样的相机。我说那我就送给你好了。他不要，说：“只有长辈送小辈见面礼，哪有拿小辈东西的。”

    张将军还问我下次什么时候能再来看他，我说任何时间都可以。他就让我6月再来，因为那是他的生日。

    我和张将军谈了很久，谈的内容很随意。谈到这几十年来的生活，我看到赵女士的眼里泛起泪花，而张将军虽然表情轻松但也难以掩饰那一丝惆怅。

    张将军一直夸赞我的父亲，说我父亲留在大陆没来台湾是做对了。张将军最关心的是中国大陆的情况，得知我曾去过大陆若干次，让我说在大陆的所见所闻给他听，话语中饱含了对故土的无限依恋。他说很想见见邓小平，以前他从没有见过邓小平。我问他：“以您的身份，现在敢去大陆吗？”

    张将军回答：“当然敢！只要台湾放我走，我现在就去！”

    他提到自己所了解的共产党人，最欣赏的是周恩来，他说周恩来是他所见过的政治家中最优秀的，为人也很好，是他的好朋友，不过周不是做一把手的料，周和他一样，适合辅佐别人。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张学良将军，对我个人来说，既达成了长期以来的夙愿，也是一次难以忘怀的经历。同时，这也为将来与张将军的进一步往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张学良口中的历史

    6月份我如约来到台湾庆祝张学良的生日，当时参加祝寿宴会的有我和太太、王新衡的儿子及其弟媳妇等亲属。

    张学良、张群、张大千、王新衡，合称“三张一王”，是台北四大名士，每周都轮流做东聚会吃饭，人称“三张一王转转会”，这也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可以和张学良接触的人。

    次我们在台北圆山饭店吃饭，这是台北最豪华的酒店。

    那一次，张学良对我说，以后去看他就不用通过王家了，直接和他联系，他会派车来接我。他说：“以前带你来的都是特务，都是台湾‘安全局’的，否则怎么能带你来见我呢。以后你自己直接来见我，他们在身边有些话我也不太好说。”

    张学良和我十分亲近。我起初喊他汉公。他说不用，这么称呼显得太老，就让我直接喊他汉卿好了。我们平时会天南海北聊许多，当我问到“九一八”事变为什么不对日作战的时候，他回答说：“当时怎么打？这仗根本没法打。像马占山那种游击队，打完仗就跑到苏联去了，他可以，东北军不可以，东北军没法这样打。有人说蒋介石给我条子命令我不准抵抗，其实没有这回事，蒋介石发来电报没说打也没说不打，他希望由‘国联’来帮助中国解决日本侵略问题。最后的命令是我下的，要部队尽量避免和日本军队接触。我当时认为日本人只是挑衅找事，并没想到会真的发动战争。后来东北军仗没打好不能怪别人。我直到现在还觉得最对不起的是东北父老乡亲。“九一八”打得不好，那些将领都是我父亲的老部下，我也没办法。蒋介石又派何应钦去北平监督，出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主任。这么一来，我这个国民革命军副司令就是有名无实了。”

    “1934年，从欧洲回来，你父亲问我打算做什么事，我希望当侍从室主任，这个职位很低，但是很要紧，离蒋先生的决策中心很近，我也想好好观察蒋先生的行事风格。到了上海，还是你父亲几个人去码头接我。我还记得你父亲对我说，‘蒋介石对你不信任，不会给你重要职位的，侍从室主任肯定不会给你当，你想的那些位置都已经安排了他的亲信坐了。现在东北军在西北，如果蒋介石让你为了‘九一八’认错，你就认；如果他让你去西北，你就去。只有这么一条路’。我问他那你怎么办，他说我怎么样不重要，关键是你。我知道自己不被蒋介石信任，十分难过。好在你父亲对我们父子两人都是忠心的。”

    “到了西北，东北军和共产党联系本来已经很紧密了。共产党里周恩来是好人，他是绍兴人，但在东北长大，他的叔叔在沈阳电报局，我还照顾过。我和共产党合作就是因为周。先是通过地下党员刘鼎，然后又见到了李克农，最后把西安事变的方案定了下来。”那时西安有个抗日救国会，这个组织是共产党地下党和东北军将领联系的桥梁，刘澜波是其中的骨干，就连赵四都是救国会会员。”

    我问他：“你觉得西安事变做得对吗？”

    张学良说：“当然对！为了要抗日必须这么做。作为一名军人这么做违反军法应该砍头，但作为中国人站在民族大义角度上一点也没做错。”

    “还有人说我是收了好处，根本不是。当时的具体的情形就几个人清楚，蒋介石、周恩来他们都不在了，现在还在的只有我和宋美龄，我们心照不宣，她不说我也不会说的。对于蒋，我一直都是支持的。”

    “主要反对我的人是何应钦和陈诚。我还给你父亲写过信说自己的现状。你要多多向你父亲学，他是好人，于国于民都做了很多好事；不要学我，我做了很多坏事。”

    他还说：“最好是能去大陆看看。如果能成行，就让你陪我去。”

    我欣然应允。

    和张学良将军一起聊天是很轻松、很开心的事情。每次我去台北见他都很兴奋，他也很高兴。

    张学良将军很喜欢字画，他家的客厅挂了很多字画。有张大千的、宋美龄的、蒋经国的，还有很多明清的字画。他告诉我说：“之前还挂你父亲的一幅字——《兰亭集序》，写得非常好，那是他最喜欢的一幅。后来宋美龄看到，赞不绝口，说要拿回去给老总统（蒋介石）看看，我知道估计她拿走就还不回来了。果然，再也没拿来。”他问我有没有父亲的其他手书能给他一份做个纪念，我身边没有，不过后来向北京的哥哥打听，他们还藏有父亲写的佛经——心经，于是就送给了张学良将军。

    说到字画，张将军特别提起孙中山先生那幅著名的“天下为公”，这是孙中山手书送给张学良的。不过这幅字一直都不在张学良手上，一度遗落，后来被博物馆收藏了，所以不能把原件给张学良。我特别请北京的朋友把几个字照样复制两份，我送给张学良将军一份，自己保存了一份。

    1993年张将军决定离开台湾迁居美国时，他决定把所收藏的所有字画在苏斯比拍卖行卖掉了。我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就找到中国大使馆，提出国家应该想办法把这些珍贵字画在拍卖之前全部买下，收藏在沈阳张学良纪念馆里，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我四方奔走，可惜最终没有成功，张学良的三百多张字画都以高价拍卖出去。

    1990年6月1号，由张群发起举办庆祝张学良90大寿的午宴。张群很有心，因为是90大寿，所以特意邀请89位相关的知名人士作为主办人，我也被请去作为主办人之一。从那以后，张学良正式恢复了自由。

回大陆的努力

    在这次祝寿晚宴后，张将军再次对我表达了回大陆的愿望，还向我打听很多旧部的情况，张学良一直都很挂念他的老部下。

    到了1991年初，张将军给我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去台湾，想和我谈谈。我立即动身前往台湾拜会张学良，到达台湾的第二天，赵四小姐有事出门了，张学良说要我一起去他的院子里看兰花。张学良家里种了很多各式各样的兰花，这是他长期以来的一大爱好。到了院子里，他告诉我屋里有窃听器，有些话不能说，只能到院子里才能谈。我明白一定是有要事与我商议。

    果然，张将军郑重地对我说：“我打算去大陆老家看看，去东北给父老乡亲认个错。你能不能去大陆帮我先打个招呼？”

    我一听，意识到此事非同小可。为了探知他的决心，我追问了一句：“汉公你决定了吗？”

    他肯定地说：“决定了！我已经是九十多岁的人了，不能等下去了。”

    我说：“那台湾这边能放行吗？”

    “应该可以，如果我能拿到邓小平或者杨尚昆的邀请信，就没什么问题。”张学良接着说，“不过先别声张，要保密，对谁都不能说。小妹现在都还不知道，如果知道了她肯定要反对，我会做她的工作。”邓小平在晋察冀时得伤寒病，张学良还特别派人赠送乳粉等营养品，邓小平对他很感激。杨尚昆他也认识。得到邀请函后，可以从香港直接进入大陆。

    我说：“明白，我立刻和北京方面接洽，一有消息就告诉你。”

    回到美国我反复思考应该如何操作，随后我和北京政治局的朋友直接取得了联系。那是“六四事件”之后不久，大使馆工作能量有限，估计无法来安排张学良回大陆之行，所以我决定直接和北京联系。

    3月初，我到了北京，台办几位朋友在国际饭店招待我。第二天，我就去人民大会堂与台办负责人详谈。他们说，张学良将军回大陆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大陆方面非常欢迎，接着我们就具体谈关于邀请函的事。对方告诉我，请国家领导人写邀请函没问题，不过如果由邓小平来写邀请函，需要层层上报批准，估计要4周时间；如果要杨尚昆的邀请函可以快一些，2周就可以。我说张将军并没有特别指定谁来写，杨尚昆的邀请函也行，越快越好。但是此事一定要保密，信写好务必要直接交给我，我会亲自来北京取。对方说，好，等到信写好以后会让大使馆通知我去北京。

    一切敲定。我很高兴，回到美国以后为了保密，这些事连太太我都没告诉。

    从我离开北京到张学良回台北，我一直都没有得到北京方面关于邀请张学良回大陆的消息。没有邀请信，张学良回大陆一事就石沉大海了。

    到了1991年秋季我前往台北，打电话给张学良要去看看他。他依旧把我接到官邸，依旧是在院子里看花。

    我问他，回大陆的事情有没有什么进展。他拉过我的手拍了拍说：“咱们以后别再谈这件事情了。”

    我不太明白：“您是不是改变主意不想回大陆了？”

    “我想回去看看的愿望没变过，也不会改变。不过这次的事情很不妙，总之，我们以后不要再谈它了。”

    一听他这么说，我也不好继续追问了。那天晚上他约了几个朋友请我去吃西餐，什么都没有提。后来我就回美国了。

    我一直很奇怪为什么张学良的态度改变这么大，这事情背后一定有隐情，而他又不方便直接说。而且，我也不明白大陆方面原本说好的邀请函为什么一直没有给我。这两件事会不会有什么关联。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到了圣诞节，我回大陆，顺便打听打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碰见一个前政治局委员，也是当时中共决策层的核心人物。他和我是世交，他的父亲是我父亲20世纪30年代的旧部。

    他告诉我说：“邀请张将军这个事情是我们弄砸了。邀请信倒是写了，可是信没有交给你，没有送给张学良手上，而是到了不该给的人手里，弄巧成拙了。如果当时把信给你，估计就成行了，坏就坏在信交错人。到底是怎么交错，谁交的，我也不是特别清楚，也不太好说。”

    后来，我慢慢了解到整个事情的原委。邀请信没交到张学良手上，而是让台湾当局方面的人得到了，台北提前得到了张学良想回大陆的确切情报，这样一来，张学良回国就没希望了。蒋经国死后，张学良将军一直受到李登辉的厚待，并且得到自由。然而，张学良秘密联系回大陆的事情是台北方面不能容忍的。这件事台北当局提前知情，使张学良在李登辉面前十分难堪，威信扫地。如果神不知鬼不觉回去倒也罢了，怕就怕台北先得到消息，这样不但无法成行，张学良也有失体面，两头为难。像张学良这样好面子重尊严的人，出了这样的纰漏，颜面尽失，自然非常不高兴。于是只好作罢，彻底断了回大陆的念想。这也是为什么他对我说以后不要再谈了的原因。

    我对此事也很烦闷，很内疚，也很后悔，深感有负重托。如果当时我不回围，一直等在北京，也许就可以拿到信，就应该能成功。将来有机会的话，我会把更加具体的过程公之于众。

    （摘自《从北京到华盛顿——我的中美历史回忆》，华文出版社2012年8月版，定价：3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