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春节，也就是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政策近10年的时候，邓小平到深圳、珠海去参访。本来，南方人出身的邓小平通常在春节前后，都会和家人到上海等南方城市“避寒”，他到南方过春节，虽然也带有社会考察的性质，但是并不是什么“大新闻”。
然而，这年邓小平在深圳、珠海等城市参访时，针对当时中国各阶层执行改革开放的脚步不够快，态度不够明确，决心不够大的状况，发表了严厉的批评，甚至疾言厉色地表示。
邓小平这番话后来被各方称为“南巡讲话”。他的一系列谈话，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作了明确的指示，也被国内外的专家们认为这种态度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路已永不回头。
如今，经过十年的时间，中国改革的面貌已经天翻地覆，无论在思想上、态度上或是实际执行的绩效去看，如今的中国，在改革的成果上，已经自豪地成为世界先进国家无法再轻视的大国。因此，邓小平在1992年春节为何发表“南巡讲话”，他是临时“有感而发”，还是“有计划而发”，当然是各方所关切的话题。 此后在美国，我有机会与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曾为此进行过长时间的对谈。在谈话中，邓朴方透露了邓小平这番谈话的前因后果，也说出了他对当时改革开放政策的一些看法。虽然邓朴方说，那都是他个人的看法，但是，长时间受到邓小平的熏陶，没有人会怀疑，邓朴方的“个人看法”会有极浓厚的邓小平成分。现在重新审视十年前的历史旧幕，仍令人得到许多启示。
邓家每年都到南方过春节
1992年2月，农历春节期间，邓小平曾到深圳，珠海等南方城镇参观访问，并且发表过许多关于改革开放政策的谈话，旗帜鲜明地要坚持改革开放政策，他甚至于宣称：“谁不搞改革，谁就下台。”
关于这段经过，邓朴方说：“外传我父亲是有计划地到南方去发表这些谈话，我看倒未必见得。我们家每年过春节都到南方，今年改到广东一带，开始的时候我在北京有事，没跟去，过几天我到了广东才知道。他老人家已经看过许多地方。每看过一个地方就发表谈话。”
“据家里人告诉我，本来大家顾到他的身体，毕竟岁数大了，不好太劳累，只安排少数几个地方让他散散心，可是到了广东以后，他每天都要出去走动，到哪儿，看什么，讲什么，完全顺他的心，根本不事先安排，走这么一趟下来，他的身体很好，精神很好，话讲得不少，这些话在外头引起不同的反应，这也是正常的。”
那么，难道邓小平那些被国内外视为重要表态的谈话，都是无心之论吗？
邓朴方说：“您也知道，我父亲在政治上的修养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经常思考国外的问题。许多谈话也都是有感而发，不是信口开河，因此，在深圳、珠海的那些谈话当然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说的。譬如，他说谁不搞改革，谁就下台，我想，这倒不是针对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说的，而是泛指。”
改革的发展要全面，速度要均衡
“我想，我父亲在那些谈话中，坚持改革开放，主要是因为：不改革，中国就没有出路；不稳定，中国也没有出路。前一阵子，国内有人强调经济发展的步子要稳。所谓的稳定方针，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如果把改革的步调限制得太紧，活力压得过紧，时间长了，就有问题。这次我父亲所要强调的是，路线不同，思想不同，倒无所谓。改革的方向却不能变，大家干了再说。因此，那些谈话发表之后，各级官员都很高兴，因为大家体会出，改革的路线不变，大家干活也不必有所顾虑。”
“在我父亲的心目中，只有改革才能受人民群众拥护，中国共产党如果不改革，也站不住脚。这种危机感我父亲的体会特别深。他一直认为，既然不改革中国就没有出路，那么，中国就不能因为改革的发展速度和步调出了问题，就怀疑改革的方向，或者改变方向。中国改革的发展要全面，速度要均衡，因为中国毕竟是个大国，不能靠用蓄水池的方式补不足之需，譬如台湾地区、日本等外向型的经济，在中国就不合适。在中国，发展必须考虑全面的工作。发展一项工作，会带动其他环节，譬如要发展汽车工业、电力、钢铁等等都要跟着动。因此，发展一切，要讲求均衡。1958年大跃进的发展毛病就是比例失调。一般来讲，像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年发展率应该是6%到7%左右。太快了不行，太慢也不好。”
谈到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邓朴方认为，中国必须找出一条宏观的道路，既有宏观的计划控制，又有市场调节的优点。“在过去，对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大家都有过争执，如果我们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就可以创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
他说：“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是有阶段性的。从温饱到小康的阶段，人民和社会的要求不同，生活质量的差距拉开以后，矛盾也跟着产生。这时候，国家应该有控制的手法，有健全的社会工作，使人民有安全网。这样，市场经济的竞争才不会造成社会混乱。改革带来进步，但是我们的社会福利工作如公医制度、如社会保险这些具体的对策，我们是不能放松的。”
“大锅饭”也有它的历史需要
谈到“大锅饭”的问题，邓朴方有一套综合历史与现状的分析。他说：“中国大锅饭的情况有他历史的道理，您知道，中国是个农业国家，农民占了人口很大的比例。在过去，农民普遍要求平均主义，希望人人都有饭吃，尤其在解放初期，大资本家跑了，有钱的人跑了，中国在那个时候是个拥有4.5亿人口的赤贫国家。再加上中国共产党大部分干部都来自农村，对平均主义的要求体会特别深刻。统一国家之后，当然希望有公平分配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因此，那时候，大锅饭的制度不能说它没有道理，而是正确的。您想，那时候如果不走平均主义，而走市场经济，中国肯定会大乱。”
“但是，‘大锅饭’虽然有它历史的需要，走久了也会出现毛病，因为整个社会的积极性慢慢下降，国家把人民养懒了。社会没有竞争性，没有积极性，干与不干都一样，谁干谁倒霉，不干不吃亏。到了文化大革命时代，大锅饭、平均主义的毛病就充分暴露了出来。社会越来越缺乏活力。因此，中国现在必须打破大锅饭主义，增加社会积极性。不过，中国也不能搞无节制的发展，我们还得认真考虑到一些相对公平的分配问题。不能把贫富的差距拉得太大，我们必须根据现实发展着手，搞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哪方面出毛病，改哪方面的毛病。”
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中所出现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问题，邓朴方说：“条与块的矛盾一直是中国的老问题，地方不能完全不受控制，但是中央如果控制地方太死，也会限制地方的发展。就拿上海来说吧，上海的纺织业无论在技术、在生产、在设计上，都已经达到国际水平，但是近几年来大家出现一个吃味儿心理，不但不供应原料给上海，也尽量不买上海的产品。这种地盘主义如果没有中央去协调，中国的资源就不能互通有无，就会引发混乱。我的看法是，中央应该少管，让地方多管些事儿，对地方的项目审批工作要少管一点，使各生产单位能有更大的活力，但是地方也得接受中央的协调，把各种狭窄的地盘主义纠正过来，不让地方封闭式的发展冒出来。”
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有它一定的功能
东欧、苏联等共产国家发生变局后，邓小平身为国家的舵手，他的反应又如何？邓朴方说：“我父亲经历多少风浪，对于东欧、苏联的改变，对中国会造成什么影响，他的反应很冷静，很实际。中国的情况和东欧、苏联不同，我们面临的问题当然也不同，我父亲劝大家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我相信这种态度是正确的。” 对于中国前途的问题，邓朴方有他独特的一套看法，他认为，目前中国的社会缺乏一种贯穿社会的中心思想和做法，他说：“过去我们反对一切形式主义，但是，社会里也许还得有些形式主义的东西。譬如，我们国家在过去四十多年以来，学生们不懂得尊敬国旗，各级学校也没有升旗典礼，这几年开始做了，但不普遍，没有硬性规定。您看，美国各地的小学，早上上课之前，要对国旗宣誓效忠，这种用形式来潜移默化、长期熏陶的方式，我们今后非仔细想想不可。
“就拿儒家思想来说，这种逻辑虽然是被历史上的统治者用来作统治臣民的工具，但是，在中国社会里总有它一定的功能，像台湾社会目前的乱象，也许就是原有的儒家思想不受重视的缘故。今后的中国，就长远的目标来说，我们可能要多多思考这种代代相传的社会思想体系的问题，如何建立一套属于中国社会的思想体系，才是我们现在起要努力的目标。”
(摘自《大沉浮》，中国发展出版社2012年7月版，定价：3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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