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从阿富汗不光彩的退场，成了莫斯科在第三世界政策失败的一个全球性象征。苏联共产党人的失败，并不仅仅在于未能在阿富汗这个苏联从20世纪20年代早期开始就密切介入其政治的邻国成功安置一个长命的左翼政权。他们的失败还在于，由于这场干涉，他们将国内和第三世界对苏联对外政策的支持破坏殆尽。
在整个第三世界，苏联对阿富汗的干涉加速了知识分子和政治领导人脱离共产主义、转向其他各种认同的趋势。这些新的认同大多是民族主义的、部族的，或者宗教的。在很多伊斯兰国家，这场战争打开了一道闸门，使得20世纪70年代末和整个80年代的年轻一代纷纷从社会主义涌向了政治伊斯兰(political Islam)，就像早先的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一代人从伊斯兰教转向世俗社会主义。在很多情况下，所涉及的是同一批人——阿富汗所有的激进伊斯兰领导人，在其青年时期都曾与左翼团体有牵连。就在戈尔巴乔夫由强调胜利转向强调撤军之时，从北非到印度尼西亚的穆斯林地带，大多数介入政治的年轻人们已经将他们的目光从莫斯科转向了麦加。
面临着特定的国内思想情境和国际环境的阿富汗战争，除了沿着既已开启的路线往前走之外，别无他途。事虽如此，但撤军的决定却是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所做出的一个有意识的选择。虽然苏联面临着经济消耗、人员伤亡以及国内外的批评，但毫无疑问，只要苏联愿意，它完全可以再将1985年的阿富汗局势维持很长一段时间。但到了1987年初，总书记已经决定撤出苏联军队，并且在以后的两年内这一政治方向始终是清晰的，尽管在手段和具体时间的问题上苏联方面常常是混乱和有争议的。为什么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助手们要这样做呢?
尽管此处着重讨论的是戈尔巴乔夫做出决定的直接原因，但还有一些长时段的、范围更广的原因当然也要提及。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苏联关于第三世界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变化。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戈尔巴乔夫关于阿富汗的很多作为备选方案的决定就已经成型，甚至可以说早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末期就已经存在。不仅如此，党内对于苏联对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政策的批评，1979年之后就从未停止过。此外，苏联所面临的经济困难也对阿富汗相关问题产生影响，而这在戈尔巴乔夫所有的决策中都有所体现。20世纪80年代之初，主要是由于其重要原材料出口价格的下降，苏联经历了收支盈余的巨大下滑，这是一个武器开支如此巨大的计划经济体所面临的最糟糕的事。国内和国际上对阿富汗战争的批评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1985年以前，能为莫斯科所听见的批评当中最为重要的是来自西欧共产党人和第三世界的激进派。1985年之后，这种不满在苏联内部的批评中也变得更加明显了。最先是在写给党的领导层的信件中反映出来，随后就是通过越来越开放的大众媒介表达出来。
当然，要理解撤军的决定，还必须讨论其直接原因。就此而言，撤军有三大主要原因。首先是苏联对第三世界社会主义的批评，由于戈尔巴乔夫对其顾问的遴选，这种批评进入了党的领导层。其次是苏联希望通过在第三世界做出妥协来消除美国的敌意。第三则是在意识形态上对民族自决原则的恪守。
过去几年里，我们逐渐重新发现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联共产党和研究机构内部进行着一场关于第三世界革命的性质的马克思主义争论。对官方政策的批评的要点是说，莫斯科对发生在埃塞俄比亚、安哥拉以及阿富汗的革命中的阶级内涵的认识是错误的。批评者们指出，与马克思主义“先锋队”所领导的民族独立革命所不同的是，诸如门格斯图之类的政权代表的是反对资产阶级的“封建”利益，实际上阻碍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苏联支持这些政权，就等于站在了历史的错误一边，必然走向失败。在阿富汗进行的战争使这样的批评有所平息，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批评的声音再度出现，并构成戈尔巴乔夫决策的重要背景。
对苏联在第三世界干涉的批评之所以产生了重大影响，是因为它在根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是因为从1986年底开始，作为公开化政策的结果，这些批评越来越多地被诉诸公众。它当然被用于解释苏联政策的失误——首当其冲的是阿富汗问题，但也越来越多地用来解释在第三世界其他地方的干涉。如果这些国家并没有准备好迎来社会主义，则苏联政策的整个基础就都是错误的。这不仅仅关乎苏联撤军的主张，还确凿地需要在路线上做出重大转变：从一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关于团结外国同志的观念转向一种稍微狭隘一些的、关于支援第三世界国家反抗帝国主义进攻的观念。当然，这种调整在苏联历史上也并不是什么新东西，我们在早先的20世纪20年代、50年代和60年代的历次转变中，都曾经看到过。做出这种调整，对苏联来说是颇为简便的，同时又不会妨碍其在第三世界继续进行冷战，尽管是基于一种不同的战略原则。
真正的新东西，是依赖苏联支持的第三世界盟友的数量，是先前的各种政策批评的未加控制的公开表达，以及这种批评直接指向苏联曾支持的国家和运动。一方面，苏联在第三世界下的赌注比以往更高了。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社会开启的变革，又引发了对于过去(并且也越来越多地关于当前)政策的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其结果是，自从1987年以降，出现了一场针对苏联干涉主义和苏联援助的第三世界接受者的批评风暴，这已经远远超过戈尔巴乔夫所希望看到的。很多批评者们在口头上赞成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推进社会主义，但他们又认为苏联干涉主义的代价太大了，而且他们还直率地提出了一个令人难堪的问题：到底取得了什么成果?
在1987年底的一次讨论会上，米尔斯基和第三世界著名问题专家诺达里·西莫尼亚(Nodari Simoniia)告诉苏共中央国际部的领导成员们，苏联必须修正其处理第三世界的整个路线，并且尽量将其建立在第三世界的真正是怎样——而非其应该是怎样——的基础上。他们警告说，第三世界不稳定的后果(比如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内战)之于苏联可能不是机遇，而是危险。这一警告并未被苏共中央国际部当作耳旁风。在波诺马廖夫离开后，该部本身就成了苏联第三世界政策的激进批评者。苏共中央国际部不愿意放弃苏联在第三世界的盟友，同时也在考虑对苏联和第三世界的关系加以改革，即莫斯科通过订立使用苏联援助的严格准则来推动第三世界国家的内部改革。
克格勃也对营造苏联与第三世界关系的新气氛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苏共中央要求其提供关于第三世界国家腐败、管理不善以及两面取利行为(包括同时从西方和苏联获取工程款项)的证据，克格勃的驻外特工们源源不断地提供了有关此类事件的秘密报告，从1986年中期开始有相当一部分都被呈递到总书记的桌案上。戈尔巴乔夫大为震怒。这位苏共领导人在私下谈话中告诉他的顾问们，一些他真心钦佩的第三世界领导人，到头来却是道德败坏的两面派。他提出的问题是：如何应对这种状况?戈尔巴乔夫在这一问题以及很多其他问题上的首席助手是切尔尼亚耶夫，早在1986年他开始为戈尔巴乔夫效力时就已经确信，苏联将不得不从第三世界撤退。
被苏联置于首要地位的是阿富汗，在很多方面，苏联从第三世界其他地区撤退的进度就是根据这个国家的事态制定的。与苏联的东欧盟友们一样，苏联的很多第三世界盟友直到很晚才认识到，莫斯科的政策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一些国家试图按照戈尔巴乔夫的出牌调整他们自身的政策，却发现那是在拿他们自己的生存冒险。
1988年6月，一位曾参与美苏谈判的年轻的外交部助理副部长安德烈·科洛索夫斯基(Andrei Kolosovskii)在一篇得到其上司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认可的文章中，就苏联在第三世界事务上应对华盛顿的一种全新策略发出信号：
我们需要一种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新观点，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必须是去意识形态化的，必须能够认识到那里所发生的进程的独特性，及其之于两种相互竞争的社会经济体系的独立性……经验清楚地表明，绝不是每一个与美国人争吵的政权都会走上一条追求社会进步、公平和民主的道路……如果外部世界看到，民主和尊重人权的准则在我们对其他地区的事态做出评价和对朋友和盟友做出选择的过程中是一以贯之的，社会主义的形象就会变得极具吸引力。
1988年10月，苏联外交部的另一位官员、后来成为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BorisYeltsin)的第一任外交事务部部长的安德烈·科济列夫(Andrei Kozyrev)用更为激进的言辞继续跟进。科济列夫在《国际事务》杂志中说道，苏联不再有任何理由“与美国或其他国家维持一种阶级对抗的状态……社会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抵抗帝国主义上有着共同的阶级利益的论断是个神话，是经不住批判的。这首先是因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已经采纳，或者倾向于接受西方的发展模式；其次是因为，它们所受资本主义之苦并不比它们因缺乏资本主义所受之苦更多。”对美国人来说，戈尔巴乔夫本人对第三世界看法的转变，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尽管他们对此感到兴高采烈，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利用这位新的共产党领导人在经济和政治上的难处；同样被美国人利用的还有他的理想主义、他的慷慨，乃至于他有时候的天真。
戈尔巴乔夫和他的顾问们，尤其是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后来获得独立的格鲁吉亚的总统)。培育出了一种之于民族自决的重要意义的认同，这种认同超越了20世纪任何一位大国领导人。这位苏联总统实践了20世纪初自由主义者和革命者们共同发出的号召：坚定不移、充满理想地投身于使世界各个民族在不受外国干预的情况下决定自己命运的事业。
（摘自《全球冷战》，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8月版，定价：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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