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存这片记忆

    2012年9月，是《书摘》杂志创刊二十周年的日子，二十年了，做为一名在《书摘》工作的编辑人员，会觉得时间过得太快，真有一点稍纵即逝的感觉，二十年前的事情，就仿佛发生在昨天，陈年的旧人旧事会一下子涌上心头，产生无限的感慨，感慨那些曾经和你生活过的同事以及逝去的人，你这时也才会想，应该记下你本不应该忘记的人和事，那些曾经感动你的人和事，那些曾经帮助过你和爱你的人，以及你所尊敬的人。当然首先映入我脑海的就是《书摘》杂志的第一任主编乔福山先生，掐指一算，乔福山先生离开我们是2010年4月，已经二年多了，二年多来，乔福山先生的音容笑貌时不时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激起我心中的惆怅。

    乔福山先生原是光明日报文艺部主任，退下来后创办《书摘》杂志，并任主编。当时没有人叫他乔主编，都习惯地叫他老乔，似乎这样叫更亲切，叫主编似乎总有一点“隔”，这不仅是同事们的想法，老乔的想法恐也如此。所以在下文中我想还是沿袭一贯的叫法：老乔。这样显得自然。

    我刚接触老乔时，就觉得老乔很好接触，他在离你很远的地方走过来时，脸上就已经是满脸笑容，那个笑容很慈祥，很随和，走过来和你说话，声音略显得粗而且很低，好象那话是在嗓子眼里。如果我们不看人，只听声音的话，你会觉得这一定是一个很本分，很讲究规矩的人。而事实上，老乔在性格上也确实与这些相近。我和老乔工作这么多年，从没有听他说过一句诳话，大话，不近人情的话，说起话来总是和颜悦色，平心静气，人做到这点看似容易，其实没有很好的修养很难达到这一境界。

    在《书摘》的创办初期，就老乔所招的编辑来看，都是非常喜欢读书的人，我们现在回头总结一下，因为有这样的编辑队伍事实上是已经给《书摘》定下了格调，就是《书摘》肯定是一本读书人的杂志，带有书卷气，在俗与雅之间，他自然是偏雅的，这就是俗人雅不了，雅人俗不了，你用的是什么样的编辑，就会编出什么样的杂志，就会有什么样的风格和特色，以及什么样的品味，这也符合古人讲的天性使之然的道理。人性决定人的形象和品质。

    比我们老一辈的人，也就是现在已经七八十岁的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他们总觉得自己肩负着责任感和使命感，怀揣着以天下之任为己任，老乔也不例外。他十分关心社会的变革和文艺界发生的事情，关心知识分子的命运和他们思考的一些问题，关心古今中外的政治风云和社会矛盾，他与我们平时聊天的话题总是围绕着这些内容，虽然他没有写文章张扬自己的主张和观点，但他的内心是活跃的，时时思考着这些问题，我们现在管这种思考叫忧患意识，老乔是有忧患意识的。也正是这种忧患意识，使《书摘》具有了深度和广度，具有可读性。如果《书摘》还有读者喜欢的话，喜欢的也正是这些带有忧患意识的文章，因为它发人深思，耐人寻味，这个传统二十年来一直延续至今天，我想这是对老乔最好的告慰。老乔与当时的知名学者和作家很熟，他找了许多名家名人给书摘题词，画画，在这方面老乔做了大量的工作。

    我在《书摘》除编辑稿子还搞过发行，老乔因为跟山东有关系，所以我和老乔去济南搞发行，当时山东省委的同志让我们住高级的饭店，老乔拒绝了。我们住在山东科技出版社的招待所，招待所很简朴，很干净，记得早餐山东科技出版社过于热情，两人的早餐够四五个人吃，老乔跟我讲，让他们明天少做点，这太浪费了。我告诉了王为珍社长，第二天给减下来了，但依然不少，这也看出山东人的热情。那次搞发行很有趣的一件事是，我跟老乔说，我几年前到济南时，早晨逛早市，买过几个小碗是元朝的，一个也就十几元钱。老乔听了很感兴趣，他让我第二天早晨也带他去看看，第二天去时那已经不是早市，而是很安静的街道，不过在街道上有几家古董商店，我们进去，老乔见里面有卖笔筒的，店家说是清朝的，老乔要买，我说可能是假的，但老乔说他很喜欢这几个笔筒，一共买了三个回来。回到北京后，他跟我说，那三个笔筒确实是假的。

    老乔后来退休了，说起来真是凑巧，他与我的姐姐住在一个大院里，而且相隔不远，这样，我去姐姐家时，就常到老乔家去探望他。他住在一楼，南窗不是很大，屋里东边的墙壁书柜里放满了书，书柜顶上还放着老乔买来的瓷器，所以屋子的空间小了，自然显得有一点昏暗，昏暗看似是弱点，但是它也会给人带来一种意境，就是宁静，老乔给我沏上一杯茶，我们就可以在促膝大的地方长聊，而且无拘无束，老乔说话比较低调的声音此时也显得格外清晰。老乔确实喜欢瓷器和古董之类，他退休还买一些新的瓷器，但是他也买一些旧砚台，老乔跟我讲：“我对砚台还是懂的”。他大概买了有十几方，每次我去都拿出来让我欣赏，在他去世的前三、四个月，我去他家，那次不知为什么他非要送我两方砚台，他说：“你老来看我，我也没什么好送你的，你喜欢写字，送你两方砚台”。我再三推辞不过，最后只有接受。现在这两方砚台到是成了我和老乔友谊的见证。有时候我也胡思乱想，他为什么偏偏要送我砚台，而后过了三、四个月就告别人间，病重住院也没有让大家知道，就这样匆匆而去，是不是他有预感。每次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后悔我和老乔最后一次见面时应该多待会儿，多聊会儿，要知道这最后的一面真的是永别，永别意味着什么，对生者来说是痛苦，对逝者来说对这个世界是全然不知。在我得知老乔逝世的消息时，独自在家里落了很多眼泪，因为他是我十分尊敬的师长之一。在人的一生中，其实我们是要感谢那些曾经帮助你和爱护你的人，对于老乔我是要感谢和崇敬的。

    我和老乔聊天内容很丰富，老乔知道很多文艺界的纷纭趣事，他也常给我讲，比如他到钱钟书那里，钱先生跟他讲的话，他到杨宪益那里，杨宪益跟他讲的话等等，都极有趣，还讲那个写《疯话连篇》的作者老宣，那是他的高中老师，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我所知道的老宣》，当时老宣的书卖得很火，但是大家对老宣的了解却知之甚少，老乔的这篇文章，到是给读者了解老宣打开了一扇窗户。从他的那篇文章中得知，老乔年青时还写诗，极富有个性的老宣当时对老乔寄予希望。他还常跟我说：“这个时代我最佩服的作家是邵燕祥，何西来(著名文学评论家)说邵燕祥是当代鲁迅，我看也是。”他和邵先生是中学校友，过去不知道，只是在前些年的校庆时才彼此清楚。当邵先生听我说老乔去世，还特意给老乔的女儿写了封信以示问候。老乔对我的学习和工作情况很关心，常问这问那，问单位的情况。他的这份关爱给我带来许多温暖，至今想起这温暖还在，热乎乎的，我现在也五十多岁了，叫做“知天命”。我越来越清楚，人间的关爱比黄金还珍贵。当我们得到他时并不在意，当我们失去时你才清楚他的价值。好在老乔把这份温暖和关爱给予了我，谢谢他。

    老乔晚年出了本书，叫《文艺伦理学初探》，钱锺书先生题写的书名。这本书一般人是不会读的，但老乔对这本书其实很重视，他曾经跟我说，他写的这本书其实是很有开拓性意义。我认为也是这样。文艺伦理学涉及的面很广，伦理这个东西是超出文学之外的，所以要想写好有相当的难度，老乔却知难而进，这能有几个人理解呢？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事情，你在干时别人是不理解的，所以写作者是要承受寂寞和孤独的。

    回想我和老乔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在私人的交往上，用什么来形容老乔才恰当准确，我想《诗经》里有四个字确是能描述出老乔的学养和性格，就是“温温恭人”。“温温恭人”是儒者的风范，是一种涵养，是读书人的品质。

    在《书摘》杂志创刊二十周年之际，我们是不应忘记我们本不该忘记的人和事，尤其是《书摘》的第一任主编乔福山先生，此时此刻，我想跟老乔聊一件事：前些日子，我到邵燕祥先生家，我让邵先生在他的书上给我写几个字。邵先生略加思索写下：“五百年修得同船渡，保留住船票再渡五百年”。他写完我十分欣喜，此话说得太绝妙，太有意境和诗意，现在我想把这句话转告给地下长眠的老乔，我们也是五百年修得同船渡，我们的友谊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