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先生片言琐记

    陆昕新写的这些启功先生片言琐记,大都鲜为人知,不仅体现了启功先生的幽默，还让人深省、深思，也是别一种的诲人不倦。

    我在先生家闲谈时，先生兴之所至，常有卓识独见或掌故逸闻，使我获益匪浅，亦更深入地了解到先生的性情为人。

    有一次与先生谈论诗歌，我说先生以口语入诗，而且入出“打油”风格，在当代应推第一。先生听了，并不以为然，说：“这类诗聂绀弩作得比我好，人家那是真好，我比不了。”姑且不论两位大诗人如何分割秋色，先生这话却是由衷之言。后来我们又谈到张中行先生的《负暄琐话》一书，先生的评价是：“哲理深，情意浓，议论周密严谨，很有逻辑性。真好真好。”谈到张先生的《顺生论》，先生笑道：“那可以算是一部《春秋繁露》。”

    先生作有一首七言律诗，题为《一九九四年元日口占》，诗曰：“起灭浮沤聚散尘，何须分寸较来真。莫名其妙从前事，聊胜于无现在身。多病可知零件坏，得钱难补半生贫。晨曦告我今天始，又是人间一次春。”先生说，此诗的末一句“又是人间一次春”的“次”字，原来写的是“度”。但细推敲，“度”字文人味儿重，不如“次”显得直白。我听了后，觉得先生的话只说了半截儿。我的体会，“次”字除了直白，并有调笑的味道外，还有一种无奈的心境，很有意味。由此我联想到曾经问过先生作诗的速度，先生说：“有时作一首诗倒不难，很快。但常常被几个字或一个字别倒了，好久才能爬起来。”

    先生又曾谈起，说胡适先生讲，作诗必应有幽默。其实不是必应有，而是诗歌中本身就有调笑的成分。先生对古诗词亦多有独到之见。如对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末尾的解释，先生说：“末尾这句‘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我有个解释，即，谁在多情而笑?这个人，是周瑜，是周瑜的鬼魂在多情笑我早生华发。为什么这样说呢?苏轼词中所游之处是周瑜当年拥兵坐镇的地方，是吴国的属地，所以，故国是周瑜的故国，即吴国，而不是苏东坡的故国，‘故国神游’，指周瑜的鬼魂于吴地飘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是指周瑜赤壁破曹时正值壮年，雄姿英发，风流飘逸，人号‘周郎’；而‘我’，即苏东坡，此时也值壮年，却已‘早生华发’，两相对比，想周郎若多情，是要笑我这未老先衰的样子的。所以下面才有‘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我这个讲法还从没有人讲过，为什么呢?因为容易被人讥为‘活见鬼’!苏轼瞧见周瑜的鬼魂了，这还不是活见鬼!虽然没人敢说，可是我敢说，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么回事。”顺带说一句，先生对苏轼是很推崇的，他曾作《东坡像赞》道：“香山不辞世故，青莲肯溷江湖。天仙地仙太俗，真人惟我髯苏。”

    先生有一次谈到《红楼梦》时，说：“我有个老朋友，有一回闲聊，说到《郑板桥集》和《红楼梦》，他就给了一句话的评价：‘那都是人道主义。’我回来琢磨，还真是。《郑板桥集》不必说了，《红楼梦》里有一段，讲贾宝玉的书童茗烟与丫头万儿在书房里行男女事，可是不巧，正让贾宝玉进来撞见。两人魂飞魄散，一齐跪下了。宝玉却一跺脚，说：‘你们还不快跑。’两人这才如逢大赦，飞一般地跑出去。宝玉又追在后头喊：‘你们别怕，我不会说出去。’你说这是不是人道主义?”

    先生非常推崇和敬佩弘一法师李叔同先生。先生说：“弘一法师那不单是大文学家，最令人敬佩的是他的救世济人之心。举个例子，他每天只吃一顿饭，白水煮萝卜，连一点油也不放。旁人都认为他太苦了，我揣度他的想法，大概他认为自己既是佛门中人，又解救不了大众之苦，于是只有自己多吃些苦来作为补偿。真是可敬。”先生曾有诗赞扬李叔同先生，诗曰：“吾敬李息翁，独行行最苦。秃笔作真书，淡静前无古。并世论英雄，谁堪踵其武。稍微著形迹，披缁为僧侣。”

    先生曾在闲谈中说：“我这些诗词歌赋作文章的底子，以及古汉语的基础，全是从戴姜福先生念书时打下的。”至于具体如何打下的，先生没谈。近阅侯刚先生《学高人之师身正人之范》之文，内中对此有所记载。文曰：(启功先生)经他家的一位老世交介绍，随戴姜福先生学习中国古典文学，习作旧诗词文章。他(启功)见到戴先生时已是青年。先生对他说：“你已这么大年纪，不易再从头诵读基本的经书了。”于是教给他一个有效的途径，就是拿没有标点的木版古书，先从唐宋古文读起，自己点句。每天留给他的作业，有厚厚的一叠，理解上既吃力分量又重。启功有时想：“这些文句没经老师讲授，自己怎么能懂呢?”老师第二天拿到作业后，便顺文念去，将点错的地方一一指出，并详细加以解释。这样在老师的“追赶”式的帮助下，他读完了一部《古文辞类纂》，又读《文选》，返回又读“五经”，从似懂非懂，逐渐懂得了读书的要领。不懂的地方也学会了怎样找资料，以及读一部书时先了解全书概貌，再逐步弄清细节的方法等等。掌握读书要领之后，他读书的兴趣愈加浓厚了。以后，他又买了一套“二十二子”，先读了《老子》、《列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戴老师喜欢《说文》、音韵诸学，选了常用字若干，逐字讲解它们在“六书”中的性质和意义，真使他如获至宝。戴先生又谆谆嘱咐他要常翻《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并用《历代帝王年表》作纲领，了解古代历史概貌，再去读《资治通鉴》。戴先生还经常出题命他作文，并教导说，在行文上要先能“连”，懂得“搭架子”。用现在的说法，就是作文要讲究语言的逻辑性，文章要有主题，要层次分明。至于作诗、填词也经常练习，要按时交出习作，老师再给予修改。由于老师的精心培养，加上他刻苦自学，从青年时起，(启功)便对中国古典文学和历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先生论及自己的诗词风格时，说：“我的许多诗，都是在很难过的情形下写的。”继而又笑道：“即便是打油诗，那也是化悲痛为玩笑。”我随便说了句：“您可以少作一些应酬诗，多写心曲之作。”先生正色道：“凡收入集子里的诗，即便是酬答之作，也都有些意思在里头。完全应酬的，我也不收。”

    某诗词学会出了一本诗歌大赛的优秀作品集，题为《金榜集》。友人送我一本，我又转送先生。先生拿起看看，随手翻翻。我说：“我看了，觉得好的不多。跟朋友一说，朋友说：‘那当然，好诗都在《落榜集》里。’”先生抚掌大笑，说：“妙!”

    我祖父在北大念书时，当时国文系名教授、诗人黄节先生善书。祖父曾请黄先生书写一副对联，联句集的是宋人词。联曰：“海棠如醉，又是黄昏，更能消几番风雨；辽鹤归来，都无人管，最可惜一片江山。”上款为：“颖明学弟属书楹帖集宋人词句”，下款为“甲戌中秋前十日黄节书于北平”。我某日将此楹联带与先生观赏，当时先生家中正有几位贵客。先生打开一看，连声赞叹。当着客人的面即道：“这写得好，写得好，我那字算什么呀!”先生谈到自己作为博士生导师时，又说：“带博士生，你爷爷，行。我怎么能带博士生呢!”

    1995年夏，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为祖父举行九十诞辰纪念活动，启功先生到会并写了两首诗，诗曰：

    陆颖明先生(宗达)诞生九十周年学术纪念会颂言(二首)

    学溯蕲黄承绝诣，微言故训首名家。

    后堂丝竹传经乐，多少英贤出绛纱。

    回首交期六十春。人间已换几番新。

    《汉书》下酒微伤雅，何似擎杯听《说文》。

    (昔年诫聚，必推颖老讲《说文》数字，四座举杯而听，今惟不佞一人在矣。)

    先生不仅写了字幅，而且还亲自托人裱好。听说开会的前一天，主办者曾想先拿去以布置会场，先生未允。第二天他亲自挟着坐汽车来到会场，亲眼看着悬挂起来。挂好后，与会者皆称赏不已。有位师大资深教授对我说：“先生给你爷爷写的这幅字，在他的字里，也要算是绝精的。”发言时，先生忆道：“陆先生算是我的老前辈，比我大七岁，管我叫小启。当时在辅仁的青年教师中我也是岁数小的，后来又来了个比我更小的周诅谟，于是他成了小周，我升成中启。对陆老我有几方面的认识，人是最坦率，平易近人，说错了什么，也乐于承认，表里如一。除了人品外，还有学品，特别值得我们纪念。陆先生不摆架子，不摆训诂学家、音韵学家、语言学家的架子，讲一个字不厌其烦，真正诲人不倦，不教会你不罢休。兴趣也广，会唱昆曲，还上过台，唱《游园惊梦》，扮过大花神。通文学，对史学也有研究。记得我们在辅仁教书时一起吃饭，饭前等菜时，陆先生就用饭馆里开菜单的条子，拿笔在上头写写画画地讲《说文》。比如‘碗’字古时候怎么讲怎么写，‘炸’字在古文字里怎么写怎么念，到今天意义有什么变化。不讲几个字，大家不吃饭。所以当时我们都怕早上菜，大伙举着杯不喝酒，陆老讲一个字大家喝一杯酒。而今，当初席面上的那些人只剩我一个了，所以今天我心里头这酸甜苦辣也说不出个滋味。”会后，先生对我说：“你爷爷跟我说过，黄侃曾经告诉他，做学问不怕标新立异，但是一定要能自圆其说。今天我好几次想说出来，最后还是没说。”我问：“为什么?”先生说：“我一看，台上坐着那么多语言学家，心想，人家那都是内行，我还是别说了。”

    先生谈及文人逸事时，曾说到清末民初名士吴江沈羹梅先生，先生道：“你爷爷和赵元方(著名版本学家、藏书家)跟他学过文词。这位老先生很有意思，他有个特点，非常爱整洁。有一回他去某人家，见某人桌上杂物堆积如山，于是他一边说话一边收拾，一会儿便书归书，本归本，笔墨纸砚一一摆好，连掉在地上的东西都给捡起来。等沈先生走了，那人告诉他的朋友们，谁家乱，又懒得收拾，一定请沈先生来做客，一会儿准干净。解放后，沈先生与潘伯鹰先生等人都在上海文管会负责监督文物，那些个老先生在一起时真有意思，太有意思了。”

    某次先生谈及人生的遭逢际遇，最后说到自己时，从容道：“我这一生经历坎坷，哪一步也没走到点儿上，到现在也就什么都无所谓了。”我问先生为何不写回忆录，先生摇头道：“不能写，不能写。”我追问原因，先生笑道：“用曹家麒的话说，这叫‘自寻烦恼’，何必把烦恼重温一遍?”曹家麒是先生的挚友，因面长，绰号“老驴”。

    有次我在先生家，正碰上某出版社来人求先生点儿事，同时送先生两本巨大开本、印刷精美、装帧讲究的“文革”时代的图录，上面什么红卫兵造反、抄家、打人、游行、批判、揪斗、喊口号、大字报、认罪书、唱嚎歌、剃阴阳头、坐喷气式、脖子上挂牌、头上戴高帽、两派武斗、大联合、样板戏、芭蕾舞等等，千奇百怪无所不有，集愚昧凶暴阴暗狠毒外加狂热之大全，倒真是难得史料。几位一边给先生翻看这书，一边争先恐后地说这书的图片如何难得，史料如何丰富。孰料先生的脸色越来越难看，突然厉声说：“你们把它拿走!”几位一愣，不明所以，还是劝先生收下，先生又厉色道：“赶快拿走!我看着它恶心!”

    多年前，我出了本儿书，准备送先生，题名时有点儿犹疑。因为先生长我四十多岁，小时自然叫他爷爷。可那年我也四十了，不知道这称呼是否还合适。可是写先生，生分；写老师，更生分，最后还是沿袭过去。先生接过一看，果然说：“不用这么称呼。”那怎么称呼?先生说：“回头我拿个刀片儿，把后边这个爷字刮去，这样我就成了启爷，以后咱们就是张爷、李爷、马王爷的那类称呼。”

    某次我去琉璃厂逛书店，无意中从旧书摊里拾得曾是先生收藏的《文心雕龙》，清末湖北崇文局本，两册。上册钤一图章：“启功”，下册钤一图章：“元白”，索价亦不高，我遂买下来。后来我给先生送去，先生看了看，说：“当年我嫌这书纸脆，老掉末儿，处理了。那时处理的还有一种什么书，上头有我的批，你见过吗?”我说，没有。谈话中我向先生请教有关版本的问题，先生非常认真地对我说：“这类问题你以后还得多请教书店的老师傅。人家卖了一辈子书，经眼无数，版本知识不得了。别看咱们是教书的，在人家面前可不能端架子。要虚下心，多问才能多受益。”

    外界传说先生对京剧很不以为然。有一次，我问先生。先生连连摆手，说：“不是这么回事。我是说，清末时，许多贵族子弟生活腐朽，无所事事，无聊中爱上梨园这行，粉墨登场，摇头摆尾，拿腔作势，那真叫丑，恶心。至于京剧本身，那是艺术，人家演员是正正经经的艺术家，我有什么可反感的!”由这儿先生又谈到清末时事。先生说：“其实清政府也不是不想振作，好把它的统治维持下去。可它所依靠的这些子弟已然腐烂了，站都站不住了，还振作什么呀!对于清政府来说，这也是最痛苦的事。它眼瞧着自己一步步灭亡，就是想不出救自己的法子。这就好比一个人长了大疮，干瞧着自己身上的肉一块一块往下烂，就是留不住，烂完了算，你说多痛苦。”

    前些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举行《启功诗作墨迹影印本》、《郑板桥集善本影印本》首发式，先生到会并讲话。先生照例先客气了一番，然后话锋一转，说：“不过我感谢之余，还得指出，出版社今天把我和郑板桥的诗集弄到一块儿开首发式，这里头可有意思。我们这些写写画画的徒子徒孙能和祖师爷相提并论吗?把我和郑板桥的书放到一起，这是出版社有意让大家对比着瞧，你们说这有多损?!”先生话音未落，立时赢得一片笑声。随后王世襄先生讲话，头一句话是：“我们这些个人，连启功的脚不丫泥也比不了!”

    有一天，先生跟我说：“有人打电话给侯刚，问，启功怎么了，中南海那儿有人聚会，说要给他一说法。一打听，原来是一群练气功的。这以后我要改名了。我不叫启功了，我叫启(起)哄!”

    有一回李双江去看先生，送先生一张自己的CD。先生把盘从纸袋中拿出，还给李双江，自己留下空袋子。李双江正奇怪，先生慢悠悠地说：“我不听音乐，我也没有放你这个东西的机器，所以这个还给你。袋子上有你写的字，我留下。”

    （摘自《启功：诗书继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6月版，定价：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