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邦宪（博古），对很多人来说是个陌生的名字。他24岁被推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临时主要负责人的位置；28岁因与王明一起犯了“左倾”错误，交出领导大权；39岁与叶挺同机返回延安，因飞机失事遇难。秦邦宪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占据重要位置，但他给人的印象始终模糊不清，他的三子秦铁口述历史细节，抹去历史的尘埃，重现被忽略往事。
历史给父亲安排了一个犯错误的角色
父亲祖籍无锡。祖父秦肇煌是清末举人，江南四大名园之一的“无锡寄畅园”，四百多年来一直是秦家祖业，直到1952年献给国家。父亲是北宋著名词宗秦观的第32代孙。父亲的十五世祖，号称“九转三朝太保，两京五部尚书”，可算“位极人臣”，大名鼎鼎的寄畅园就是他开创的。所以寄畅园又名“秦园”。康熙、乾隆祖孙十四次下江南来无锡，就住在寄畅园。
父亲1925年9月被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录取，瞿秋白与恽代英等老师亲自给他们讲授马列主义理论课。在他们的教育和影响下，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国共合作，上大党组织决定父亲去上海国民党特别市党部，从事国共合作工作。
1926年10月，由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推荐，经过中国共产党批准，父亲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留学苏联时，按照当时苏联当局的要求父亲取俄文名字BORYHOB，中文音译“博古诺夫”。后来父亲就用“博古”作为笔名。1930年父亲回国，1931年3月团中央书记温裕成由于贪污被撤职。1931年4月他任团中央书记，9月，因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他是政治局常委，是主要负责人之一。
父亲的“左倾”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很大损失。但是我父亲具有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的胸怀。母亲多次告诫我，你父亲因为不懂得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盲目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走了一段弯路。他后来对自己给党造成的损失悔恨莫及。我父亲在中共七大的发言记录记着：“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责人。”所以，在延安中共七大的发言中检查就很深刻，得到了全党的谅解。这种磊落的人品，一直被大家称道。所以总有些叔叔阿姨在底下跟我讲：“你爸爸是好人，很有学问，你长大要学你爸爸，他为人很正直，从来不搞什么阴谋诡计，光明磊落，而且能上能下，服从党的需要，为党做了很多的工作。”
常说这话的叔叔阿姨中，有朱（德）老总、康（克清）妈妈、叶帅和王胡子（王震）叔叔。20世纪50年代，每逢我爸爸的忌日，只要我母亲出差不在家，朱老总就把我们兄弟姐妹接到中南海吃饭，以示对我父亲的怀念。
“文革”期间我经常去看望王胡子叔叔。一次散步的时候，他说：“小铁啊，你爸爸是好人。”他说这话，我也不敢问，一是路线斗争问题我不懂，二是我觉得有些事人家有口难言。他们私底下没有跟我说过关于路线的事。
父亲虽然犯过错误，但是他对党还是做出一些贡献的，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父亲是中共代表团团长，和周恩来、叶剑英一起，与国民党反复谈判，折冲樽俎，最终组建抗日统一战线，功莫大焉；恢复重建南方13省党组织、组建新四军、营救被国民党拘押的我党大批党员和革命群众；1938年创办《新华日报》，1941年创办《解放日报》任社长兼新华通讯社社长，是党的新闻事业奠基人。
父亲与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其实是父亲和周恩来商量后要求开的，目的就是总结湘江战役的失利原因。会议由父亲和周恩来主持，在国民党第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公馆里召开。
我听到的说法是，因第一天的会议产生激烈争论，第二天的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吸收了红军各总部和各军负责人参加，政治局会议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现在遵义会议专指政治局扩大会议。
参加会议的总人数19人，有表决权的10人。
在会上大多数人建议毛泽东在党内负总责，但毛泽东认为张闻天更适合，所以定了张闻天。会上取消了“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任军事指挥。
我父亲是把党的利益摆在第一位，尊重了大多数人的意见。会后第二天就派警卫员康念祥把党的总负责人专用的两个文件箱送到了张闻天那里。交接完权力之后，父亲唯一的考虑是必须要向共产国际报告，争取共产国际的批准。当时，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秘密电台在长征中被毁坏，导致原有的联系中断。早在1931年，王明到苏联前，曾与我父亲约定一个中间联络人，因为那个时候“白色恐怖”还是很厉害的，他们就选择了潘汉年。父亲向潘汉年谈了遵义会议的经过和与周恩来谈话的经过。1935年9月中旬潘汉年与陈云向王明做了汇报。王明对我父亲的交权表示遗憾，对张闻天上台表示能接受。
争议李德
李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是共产国际派到共产国际上海远东局的，另一方面是苏军总参谋部情报部的情报官，来中国从事情报工作的。父亲后来跟李德关系很近。1932年9月，父亲在上海，当时李德还不是共产国际的顾问，他给联共部送一笔经费到东北，之后也来到上海，因为那时正值反围剿，李德便留在了上海，后来我父亲通过联共部远东局的一个波兰人弗雷德，认识了李德。至于其他流传的说法，都是胡说。李德在民主德国写了一本回忆录叫《中国纪事》，对他与中国领导人与中国革命的曲折、恩怨都有提及。《中国纪事》里谈到过他和父亲相识的过程，我小时候在延安时还见过李德，当时他还抱着儿子。
1932年，他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父亲根据他的俄文名字，给他起了个“李德”的中文名，他本来应当只有建议权而无决定权，更无指挥权，但是父亲没有实战经历，而李德讲战略头头是道，自然就认为他是有水平的，而且李德到中央苏区后，也提出了几个好的建议，所以他渐渐取得了我父亲和其他人的信任。李德与父亲关系比较密切，他们俩可以不需要翻译，直接用俄语交谈。李德与张闻天、王稼祥会面时，也用俄语交谈。他的英语也很好，与周恩来交谈则直接用英语。
但后来发生的事证明，李德机械照搬苏联红军的一些东西是不适合当时红军的情况的。后来红军有惨痛的教训，比如广昌会战、湘江战役等，我父亲都承认犯了严重错误。
但是，我认为现在对李德的评价是不客观的。李德是德国人的“民族英雄”，参与创建巴伐利亚苏维埃，两次越狱后到了苏联，在骑兵师里做参谋长，又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据我所了解，在李德的个人经历里，没有过直接指挥战争的经历。后来他到共产国际是属于情报系统特派的，相当于克格勃。
1939年8月28日清晨，李德接到通讯员送来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速来机场，你飞莫斯科。张闻天，8月28日。”李德愣了一下，不知道让他去干什么。就急忙收拾东西，并给在中国的第二任妻子李丽莲看了纸条，李丽莲也惊呆了。李德后来回忆：“我急忙穿好衣服，匆匆向李丽莲告别，向机场飞奔而去。”原来，共产国际发来电报，要求李德回苏联述职。这天正巧有一架飞机，送因不慎骑马摔伤胳膊的周恩来去苏联治伤。来机场送行的有毛泽东、张闻天等许多人，还有邓颖超和他们的养女孙维世。李德说：“这时李丽莲也到机场来了，她希望同我一起去莫斯科。”洛甫说：“李丽莲没有到苏联的入境签证。”李丽莲当场晕倒。周恩来答应到莫斯科后帮助李德争取一下，李丽莲最终也没有去成苏联，与李德天各一方。李德长达7年的中国之行就此匆匆画上句号。
眼睁睁看着王实味挨整
父亲领导《解放日报》时，正好发生“王实味事件”。当时丁玲是《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我父亲是社长，陆定一是总编辑。1942年3月9日，丁玲在副刊发表文章《三八节有感》。3月13日、23日发表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文章对延安的供给制提出批评，发了一些牢骚。
在当年4月举行的一个高级干部学习会上，8个人发了言，有7个人对文章提出了批评。毛泽东在总结时说，《三八节有感》虽有批评，但是也有建议；最后定性为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
那个时候人人自危，我父亲在延安整风时已经停止中共常委工作了，而且康生在会上点名《解放日报》、新华社是特务成堆的地方，一定要抓典型出来。所以我父亲日子也很难过，他对丁玲也只能是精神安慰了，王实味挨整更是爱莫能助，因为他自己也在挨整啊。后来王实味的遇害，应该只是与康生等人有关。听说王实味被杀后，毛泽东还发了脾气。解放后王实味总算平反了，这对我父亲的在天之灵多少也是个安慰。
1941年，为了打破新闻封锁制度，将中共的主张毫无保留地传递到全国乃至全世界，父亲向中央请缨筹办《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在清凉山，所有人都知道，博古熄灯最迟，休息最少。每天凌晨四点，博古便来到办公室审稿；抽空，他还用砖头压一本马列原著，翻译上一段。就这样，在父亲的感召和带动下，当年《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的许多编辑记者成长为党的新闻事业的中坚力量。新中国成立后，不少人相继成为各大报社的负责人。当年在父亲手下当过编辑的人中，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就有四位，还有几位改行后，担任过国务院其他部委的正、副部长。
父亲遇难
1946年4月8日，我和母亲张越霞一起到延安机场接父亲。前一天晚上，母亲告诉我说父亲明天就要回来了。当时，父亲以中共代表身份在重庆参与修改宪法草案，已经一个多月了。第二天，我跟着母亲去延安机场接他。当时机场人很多，五大书记都去了，只有周恩来不在，还有很多领导和群众。
父亲他们在谈判和宪章起草过程中，遭到重重阻力，王若飞和父亲急于与中共中央商讨应对办法，冒着恶劣的天气乘飞机回延安。被释放不久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夫妇及其儿女、出席世界职工大会的解放区职工代表邓发以及王若飞的舅父——贵州省老教育家黄齐生等亦同机回延安。失事的飞机上，包括机组成员在内一共有17个人。
那天天气不好，下小雨。大概下午两点，我们听到天上有轰隆隆的声音，大家都说，来了，来了，但看不见飞机。因为能见度差，飞机无法降落，一会儿就飞走了。我和母亲都很着急，一直到傍晚，仍不见飞机的踪影。有人安慰家属们说，飞机可能会折回重庆或西安，过两天天气好了再飞回来。
延安接下来的天气依然是阴雨绵绵，不断有人跑到山顶上去看看有没有飞机，除了雾蒙蒙的天空，什么也没看见。之后的情况却让大家都有一种不祥之感：延安与重庆、西安联络，两个地方都回答说没见过这架飞机返回。几天后，我们家的窑洞里，来来往往的人突然增多了，安慰的、陪我妈哭的……我们才知道，4月8日当天飞机在260公里之外的黑茶山失事。
目击者张根儿老人当年是民兵队队长，2005年还健在。75岁的张老向我回忆说：当我们赶到飞机失事地点，惨状目不忍睹，十几具烈士遗体分散在飞机残骸四周，面目全非，地上凝固着殷红血迹。因为村民捡到父亲和黄齐生的两枚图章，确定了这是父亲他们乘坐的那架失踪的飞机。他说，首先在飞机遗骸东西两侧较远处比较顺利地找到了父亲和王若飞、邓发和叶挺四人的遗体，他们四人大概是坐在一起的，遗体都很完整。此外，因为父亲高度近视，常年戴眼镜，脸颊上有戴眼镜的痕迹，就断定是博古。黄齐生因为遗体上有白胡子根茬，只有他岁数最大，就断定是他。剩下一个是邓发，在代表团里只有他们4个个子比较高。还有一个比较完整的遗体是叶阿九，挂在树上，肠肠肚肚都刮出来了，但遗体还比较完整。最惨的是四个飞行员，肢体不全。后来，陆陆续续找出法币、金条、还有些散落文件，有十多麻袋。
遗体运到延安时，参加接灵仪式的有三万多人。4月19日，在延安机场举行隆重追悼大会，我还不懂事，就知道人山人海，花篮和花圈像海洋，很多叔叔阿姨搂着我哭……毛泽东亲笔写下“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的题词和《向“四八”烈士致哀》的悼词。
延安追悼会结束后父亲下葬，棺材埋好以后，坟头上插了个木板儿，母亲说：“侠，这是你跟你爸爸的最后一面，你给爸爸磕个头吧……”母亲让我给父亲跪下磕头，我没有磕。父亲死的时候，我已是6岁的“延安娃”，因为6岁孩子对死不懂。我看那是个土包，心想给土包磕头干什么。后来母亲打了我，我才勉强跪下，但头还是没磕。现在回想起来这件事我就难受，后悔没给父亲磕那最后一个头。
（摘自《失落的巅峰：六位中共前主要负责人亲属口述历史》，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版，定价：3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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