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将军的中国情

    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过去的书中很少有介绍蒋介石与德国军人合作的内幕，这篇文章给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材料和史实。

    夏日的汉口热如火炉，身处喧闹的火车站内，人们更觉得透不过气来。然而对于一群即将告别中国的纳粹德国军事顾问们而言，面对前来送行的中国同事，他们的心中却充满了悲凉。在尖厉的汽笛声中，由国民政府特意安排的专列缓缓驶出汉口火车站，在频频挥手中，这些原本具有钢铁般意志的德国军官忍不住热泪盈眶。这是1938年7月5日，由于此前元首希特勒严令他们归国，否则将以叛国罪论处，已在中国效力了多年的德国军事顾问们被迫离开这个正处于危难中的国家。毕竟，他们中一些人甚至已在这个国家生活和工作了十余年。回想起那些与中国同事一起战斗的蜜月般日子，他们的思绪不禁飘向遥远的广州。

    说起20世纪30年代中德两国的关系，那可不是一般的好。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败之后，德国也丧失了近代以来在中国所拥有的租界和殖民地，不过这无形中却为其开拓对华政策的新纪元创造了条件。上世纪20年代，由于《凡尔赛条约》的束缚，需要发展外贸与军事工业的德国迫切希望寻找合作伙伴，而遥远的中国很快就进入了决策者的视野。与此同时，正进行北伐的国民政府也在寻找外援，而在与苏联政府决裂后，最令他们感兴趣的就是德国人了。

    早在1927年，由于朱家骅等人的努力，国民政府与德国方面的合作便进入了快车道。朱家骅(1893—1963)，字骝先，浙江湖州人，近代著名教育家、地质学家和外交家，后曾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交通部长、浙江省长以及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深得蒋介石器重。朱家骅早年留学德国，进入柏林冶金研究所学习，并与德国工程师协会会长马托诸斯教授结下了深厚的交谊。完成学业回国后，他起先任教于北京大学，后因组织学生示威游行及公开支持国民党而南下广州。1926年，在国民党要员张静江、戴季陶等人的举荐下，朱家骅进入中山大学，以地质系主任的身份实际主持校务。1927年，随着国民党与苏联关系恶化，蒋介石开始将目光转向德国。关键时刻，曾留学德国并在那里有着良好人际关系的朱家骅便扮演了牵线人的角色。虽然他从未在外交部任过职，却是国民政府与德国外交关系最主要的奠基人和推进者。

    其实早在1926年秋，张静江就建议朱家骅，希望他利用曾经留德的身份和对德国的了解，邀请一名德国专家来广东为国民政府设计一座大型兵工厂。11月，朱家骅写信给时任德国工程师学会会长的马托诸斯，请他帮忙物色合适的人选来中国，后者很快便介绍了德国退役军官马克斯·鲍尔。鲍尔原本是德国总参谋部军官、炮兵专家。他头脑精细，目光锐利，是著名的“兴登堡计划”和总体战的最初构想者，深受德军总参谋长鲁登道夫的信任。1920年3月，由于参加了推翻魏玛共和国的政变，鲍尔被迫流亡国外，曾到过奥地利、西班牙、阿根廷等国，据说甚至在苏联红军中担任过顾问。当马托诸斯推荐他前往中国时，鲍尔在短短几个月间便写了有关中国军事的《现代军队整军建议书》，并将这一建议书交给朱家骅在德国学习的大侄子朱谦。1927年8月，朱谦将这一建议书寄到了朱家骅手中。朱家骅经过与戴季陶一起审阅后，又得到了当时广东地区领导人李济深的同意，遂正式向鲍尔发出邀请，聘请其来华担任国民革命军顾问。来到中国后，经朱家骅介绍，鲍尔被蒋介石聘为军事顾问。特别是由于他主张将军政大权集中于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因而深得蒋介石的赞许。而在成为蒋介石的高级顾问以后，他不但为国民政府的军事改革出谋划策，还竭尽所能帮助其聘请了一大批德国退役军官，组成了德国军官顾问团。对于鲍尔的忠心与努力，蒋介石深为感动，曾公开声称鲍尔是自己“唯一的欧洲朋友”。可惜的是，就当鲍尔的工作开展得风生水起时，却突然因病于1928年5月在上海去世。关于他的死因也是一桩疑案。虽然当时官方的说法称其死于天花，但却有传闻说他实际上死于桂系军人的投毒，原因则是他在“蒋桂战争”中一直建议蒋介石采取强硬手段。不管怎么说，鲍尔作为德国军事顾问团的组建者，为随后十年间中德两国的密切合作奠定了基础。

    鲍尔去世后，朱家骅代表国民政府先后聘请德国军官赫尔曼·克里贝尔和乔治·闵采尔担任军事总顾问的职务，而这两人并没有像鲍尔一样赢得蒋介石的充分信任。克里贝尔曾参与希特勒的“啤酒馆暴动”，与鲍尔也是患难之交，但由于战略思想方面与蒋介石存在矛盾而遭到冷落，最终于1930年5月被撤换。继任的闵采尔曾是德国国防军总参谋部作战处处长，此人在拟订作战计划、实施作战指挥方面能力很强，在一系列战事如“中原大战”、  “围剿”红军、  “一二八”事变中都对蒋介石提供了很大帮助，并为国民党军队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不过尽管闵采尔功劳很大，但与蒋介石的个人关系却很一般，因为他性格粗暴率直，经常大声地批评中国指挥官，与包括当时的军政部次长陈仪在内的很多中方高级将领都发生了矛盾，最终与蒋介石的关系也不断恶化。1934年4月，在中国备受冷落的闵采尔离职回国。

    还在闵采尔离职两年前，对其不满的蒋介石就已私下里嘱托朱家骅物色新的人选。1932年，朱家骅听说德国前国防部长、大名鼎鼎的汉斯·冯·塞克特将军已经退休，于是向蒋介石建议可以进行聘请塞克特的尝试，而后者也当即表示热烈欢迎。那么，这位神秘的德国将军究竟系何人，竟能得到蒋介石的热烈关切?

    汉斯·冯·塞克特在1920—1926年间担任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是一战后德国陆军的缔造者，被称为二战德军之父，因其沉默寡言的天性和谦虚保留的处世方法而被尊称为“斯芬克斯”。

    当赋闲在家的塞克特接到南京方面的邀请后，欣然于1933年5月抵达上海。当时，朱家骅以国民政府的名义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其间，在朱家骅的陪同下，塞克特与蒋介石进行了为期3天的会谈。会谈结束后，大有相见恨晚之感的蒋介石立即向塞克特发出了邀请。不过由于自己曾是闵采尔的上司，有心保全老部下面子的塞克特委婉地拒绝了邀请。但是在临走前，他答应就中国军队现代化问题向蒋介石递交一份备忘录。在这份名为《教导师的建议书》的备忘录中，塞克特巧妙地将自己的军事思想和蒋介石可以接受的领域结合起来，因而大受赏识。

    塞克特虽然回国了，求贤若渴的蒋介石却并没有就此罢休。他让夫人宋美龄亲自给朱家骅打电话，要求后者想方设法邀请塞克特来华担任德国军事总顾问。随后，朱家骅一遍又一遍地给塞克特发电报。在电报中，他先是透露蒋介石与闵采尔的矛盾已经发展到了难以调和的地步，只有塞克特能够弥补这种矛盾所引起的中德裂痕，促进两国共同利益的发展。另外他还说，如果塞克特不来，那么蒋介石将很可能任命一位法国人代替闵采尔的位置。面对南京方面如此的诚意，同时也为了维护德国顾问团的在华地位，塞克特终于答应了朱家骅的请求。1934年4月，他再次来华，随即担任蒋介石的军事总顾问，致力于国民政府的军事整顿，同时还致力于沟通两国的经济与贸易。一个星期后，闵采尔愤然离职。

    在华期间，塞克特不仅担任蒋介石的军事总顾问，其正式的身份还包括“委员长委托人”。也就是说，作为蒋介石的代理人，可以代表蒋与国民党政府各机关首脑谈话，其地位简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就连国民党的军政部长、陆军训练总监等高官想与他会谈，都必须提前预约，而且时间限定为每周二、五上午10时至12时。任期内，塞克特主持为蒋介石训练了德械中央军，首次系统地发展了防空警戒体系，还曾计划建立一支潜艇舰队。由于工作过于投入，1934年底，塞克特终于积劳成疾。1936年3月，这位已经深深爱上中国的德国老将军不得不离开南京。回国前，他推荐自己的得力助手法肯豪森为继任者。即便是回国后，他还成功说服希特勒将德中关系升格为大使级。只可惜在返回德国后不久，他就因病于1936年底去世了。不过可以告慰塞克特将军的是，他的继任者又沿着他的路线继续前进，很快使中德两国关系进入了蜜月期。

    亚力山大·冯·法肯豪森(1878—1966)，德国将军，曾在1940年至1944年间担任被德国占领的比利时军事管制政府的首脑。1935年，当塞克特推荐法肯豪森继任南京政府军事总顾问时，蒋介石当即欣然接受。在此后长达4年的时间内，法肯豪森积极参与中国的最高机密筹措与各项战争准备工作。鉴于当时红军已经暂时被打败，而南京方面所面临的最大危机则是日本的侵略，因此法肯豪森的主要任务便是迅速组织一支战斗力强大的机动部队，布置南方沿江沿海的防线，并尽力发展军火工业。令人信服的是，早在1935年8月，他就根据自己对日本的了解起草了一份《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书》作为南京政府的参考。在这份文件中，他几乎是不可思议地预见了两年后爆发的中日全面战争，并对战争的大致走向进行了准确判断。而在促进中德军工合作的过程中，法肯豪森也尽力维护中国的利益，以至于有些德国公司气恼地骂他不是德国人。由于他的努力，中德经济军事合作达到了最高潮。1936年4月，两国达成一项重要的物物交换协定：中国每年可用2000万马克在德国购买军火，条件则是以价值1000万马克的矿砂及其他原料偿还。这种密切的合作一直持续到1939年，即使日本政府屡次劝说，德国当局也拒绝解散驻华顾问团及终止对华武器贸易。中日全面战争打响后，法肯豪森立即奔赴华北协助抗战。而在“八一三”抗战中，德式样板师第87、88、36师重创日军，有些德籍顾问甚至不顾希特勒的禁令在前线参战，以至于日本人称上海保卫战为“德国战争”。

    总之，正是在历届德国军事顾问的努力下，在上世纪30年代，中国一跃成为德国在远东的最大贸易伙伴。由于德国对中国政府的援助，日本曾多次对其进行指责。1934年8月，中德两国签订《原材料及农产品与工业及其他产品互换条约》，中国开始用钨砂、锰砂等战略性原料和农产品换取德国的工业产品，尤其是军需品。1936年，双方还拟定了一个工业合作三年计划。该年4月，当双方签订《德华信用借款合同》时，蒋介石还与希特勒互致贺电。在德国的援助下，1938年中国的兵工厂已经能够生产20毫米、37毫米和75毫米火炮炮弹。1935年至1937年间，中国从德国订购了31.5万顶M35钢盔、步枪子弹以及各式防空炮。不过也就是在此时，德国内部在对华关系问题上出现了分歧。

    与当时德国国防部长勃洛姆堡和外交部长纽赖特等人的亲华态度不同，纳粹外交高官里宾特洛甫等人却采取亲日立场。1936年11月，德国与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日本从此取代中国，成为德国在远东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为了争取德国的继续支持，蒋介石先后派出驻德大使程天放以及财政部长孔祥熙等人去做工作，但由于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一意孤行的希特勒开始动摇。中日战争爆发初期，德国外交部希望保持完全中立的立场，既不得罪日本，也不疏远中国，并且展开了著名的“陶德曼调停”。

    1937年7月28日，希特勒指示外交部设法阻止日本把中日冲突升级为战争。8月27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尤其使德国震惊，冲击了德国外交部中对中日战争采取中立态度的传统派势力。10月中旬，戈林和里宾特洛甫要求国防部终止向中国供应军火，并要求外交部采取鲜明的亲日立场。在这种情况下，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展开了调停工作。不过随着南京沦陷以及国民政府拒绝日本提出的苛刻条件，1938年1月17日，  日本内阁会议发表了《对华政策声明》，宣称“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陶德曼调停至此以失败告终。

    陶德曼调停失败后，德国决定改变对华政策。1938年初，德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改组，国防部长勃洛姆堡和外交部长纽赖特均被撤换，亲日的里宾特洛甫上台。1938年2月21日，德国承认伪“满洲国”为独立国家。同年3月3日，德国决定在中日战争结束前不再接收中国军事学员，并遣散现有的中国在德军事学员。4月22日，陶德曼通知在华的德国军事顾问返回德国。6月24日，里宾特洛甫命令陶德曼大使立即回国。后者第二天便向蒋介石辞行，此后德国在中国只保持了代办级的外交官员，直至1941年中国对德、意宣战为止。与此同时，强硬的里宾特洛甫还通知在华的德国军事顾问，如有不遵元首指令、拒绝回国者，将被视为公然叛国，并遭受取消国籍及没收财产之处分。面对如此严厉的最后通牒，国民政府只得同意无条件放回德国军事顾问。7月5日，德国军事顾问乘坐国民政府安排的专车离开汉口经香港回国。在启程回国之际，法肯豪森将军曾向蒋介石许诺，他绝不会向日本人透露任何在中国期间的工作内容，并且充满感情地说：  “我确信中国将赢得胜利。”回国后，他一度担任比利时总督，后还曾因涉嫌参与刺杀希特勒事件被捕入狱。

    （摘自《经典影像背后的民国社会：1928—1949》，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5月版，定价：49.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