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发奎口述桂柳会战

    张发奎，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他在这篇口述中，向我们讲述了与日寇在桂柳会战中国民党军队的内幕，描述了当时的战情和战况。

    1944年4月中旬当日军沿着黄河以南的平汉铁路发动攻击时，从敌军的能力估计，我们判断它会进犯广西，但其主力会用在廓清粤汉路，仅运用牵制行动来骚扰。有关敌军兵力，我有足够的情报。

    当时我的战区中，在广西，仅有十六集团军的三十一军与四十六军，尽皆缺额严重。四十六军驻扎在桂北的柳州以北，三十一军驻在桂南的西江以南。它们的主力在南宁与龙州地区。三十五集团军六十四军的一五五师驻扎在粤西南。按常态来讲，我的战区是平静的，敌人仅是汇集在雷州半岛的一支小部队。

    我同美国空军合作保卫柳州、桂林、南宁、儋州、梧州机场胜任愉快。文森将军常常来我的长官部讨论这一问题。

    1944年5月27日，敌军在湘北发动攻击，第四军军长张德能奉命防守长沙，我派部队去湖南。

    虽然我估计敌军不会出动主力，但我必须为任何突发事件做好准备。我们拟订了疏散计划，我们的政策是“坚壁清野”。 6月下旬，白崇禧对防御桂林作出指示。蒋先生派白崇禧到广西来协助我，因为他是广西人氏，而我的部队又驻扎在广西。白率领一大群随员，其中包括工兵学校校长林柏森。我们每天巡视防御工事，忙个不停。白崇禧相信桂林能守住六个月，因为它的地形与防御工事有利。在我看来，桂林的地形无疑是有利于防守，有许多山洞，例如市郊的七星岩能够容纳好几万人。

    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韦云淞奉命兼任桂林城防司令，指挥全城部队，维持城内秩序。他很乐观，表示完全有信心以他的能力守住桂林。考虑到守城要挨过很长的日子，韦部军官要求准许留下一些妇女充当军妓。也许有一些坏女人愿意留下，我没有批准这一要求，我们中国人不允许这类陋规。此外，我告诉他们，一旦桂林失守不能让这些妇女遭受浩劫！

    6月末，蒋先生下令四十六军“坚守桂林待命”，并发放三个月的粮食与弹药给昆明，向桂林运送三个月的供应，意味着蒋先生要四十六军坚守桂林三个月，直至下一步命令。我相信，守城三个月是困难的，原因我已经提过了：我军战力与装备都比敌军窳劣。蒋先生习惯于为坚守某地规定一个时限，然而他常常不明白当地的真实情况。我同意蒋先生之集中我部主力于桂北的战略，如果我们分散兵力，那就意味着到处陷于弱势。我们准备撤到柳州以南，把桂南地区留给当地的保安团与民团的民兵去防守。

    7月5日，张德能在桂林拜访我，他说他奉蒋先生之命去重庆向中央报告，路经桂林。我问他，是否奉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之令撤出长沙，他说不是，但当时情况十分混乱，别无选择。长沙是守不住的，那儿没有城墙，只靠防御工事。张德能说，他下令几支部队渡过湘江到达岳麓山，那儿有他的部队驻守，有些防御工事是一流的，希望在岳麓山重新集结部队。他们征用了所有能找到的船只，但由于缺乏准备，部队失控了。此外，为时已晚，敌军已经到达岳麓山。士兵们渡过江到达岳麓山以南，向南溃退了。此时他留在长沙的部队也南撤了。

    张德能叙述他在长沙的经历时，看上去精神不错，但是我已察觉到他会受处分——把一名军长从前线召回来作报告是不可思议的。我带他去见（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白询及他的经历后吩咐设宴款待，让大家都聆听他讲述长沙战况。在午宴上，张德能又将讲过的话复述一遍。7月8日我见到白崇禧时，他向我出示一封蒋先生的电报，命令将张德能逮捕，押送重庆交军法署审讯。我问白崇禧，张德能是否大祸临头，他说没什么可以担忧的，还叫我安抚张德能。他规劝张德能起程赴重庆。事实上，白崇禧说，他只身来桂林，特地通知张德能来见他，白答应帮助张德能。

    张德能去了重庆，并没有马上被捕。当然，我不知道他是否被秘密监视。我和白崇禧都没料想到他会被枪决，根据他本人所述的情况，他似乎罪不致死。有人告诉我，薛岳向中央报告：张德能违抗命令擅弃长沙，这才致张德能于死地。我相信这话是真的。

    当然，我们都想救他。张德能擅自弃守长沙固然不当，但从他在桂林所谈的情况来看，长沙显然是守不住的。

    军事形势日趋严重，但我没有要求美制装备。据说，薛岳要求提供在桂林储藏的装备以及美国武器，但白崇禧说桂林并无仓存军用物资。我认为桂林其实有军火库存，只是白崇禧与薛岳的关系一直欠佳而已。

    薛岳有无要求直接从陈纳德那儿接受补给，我不知情，但我想这是完全可能的。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薛岳的参谋长吴逸志写信给罗斯福总统，提出一些军事建议。美国人通常是会复信的，罗斯福复了信。蒋先生发现此事后十分恼怒。于是吴逸志被撤职，赵子立接任。起初，蒋先生甚至想扣押吴。

    我拟订了一个全面反攻计划（见张发奎8月26日日记）。我一贯信奉攻势防卫，不赞成困守孤城，因为长期困守孤城是办不到的。我不愿意像衡阳之战那样，坐等敌军来攻打昆明。我不想在桂林重犯这一错误。我向白崇禧表达这一观点，但他不同意。

    在9月上旬，敌军分兵几路进犯广西：第一路，沿湘桂铁路到全县；第二路，从道县与永明到龙虎关；第三路，从四会、广宁和怀集进攻梧州；第四路，从肇庆、德庆向梧州；第五路，从雷州半岛进攻儋州。

    敌军攻克衡阳后休息了一段时期，不是因为美国空军参战，而是在重大战役之后通常要休息一下，重整部队、补充给养、修理军械等等，交通断绝也使他们头痛。我们已经拆除了铁轨，把所有的机车与车厢都南撤了。

    1944年9月9日，我去桂林以北的全州。路上遇见六十二、七十九军以及四十六军的新十九师等残部，六十二军由黄涛率领，含有广东部队；七十九军由王甲本率领。他们从湖南撤至我的战区，军纪荡然。我命令这两个军的主官约束军纪，到指定地点集中。我命令将新十九师调回四十六军。撤入广西的部队一进入我的战区就要归我指挥，但这类命令要由最高统帅部下达。

    我在高参们陪同下，巡视了全县的野战工事，发觉并不合格。全县没有城墙，再者，阵地延伸过于宽广，以致备多力分。九十三军军长陈牧农告诉我，蒋先生命令他死守全县三个月，问他能不能守三个月，他说能。因此，蒋先生下令运送三个月的医药、弹药、粮食等供应品去全县。这一切我都不知晓，也不知道全县守军的实力、城防工事的范围等详情。九十三军装备都是精良的美式装备——卡宾枪与冲锋枪。

    基本上我不同意死守任何地方。死守的目的乃是等待援军到来后内外夹击粉碎包围圈，换言之，是为了等候机会反攻。这类战例，譬如1930年在南宁发生过。我们必须订定目标。在全县之役，守军奉命坚守三个月，甚至不惜与城池共存亡。没有援军派出来，我们派不出援军去全县的原因很简单——无兵可派。我认为全县迟早会陷落，牺牲那么多士兵有什么意义？在抗战期间，我从未滥用权力下令死守，我认为“死守”这一做法基本上是错误的。

    我相信陈牧农无法实践他对蒋先生的承诺，我甚至认为他守不了三天。但是我相信，如果我尽最大的努力，我能在两周内利用湘桂线把所有军需物资运离全县。考虑到火车车厢与卡车数量不足，至少可以在短期内把重要军需物资后撤到桂林。

    陈牧农承认他不能坚守三个月，我告诉他，他最大的错误是对蒋先生夸下海口。我问他为什么要吹牛？他说，他已做了承诺，驷马难追。我告诉他：“陈军长，坚守三个月是不可能的，我期望你守两星期。”我说，我会报告蒋先生，要求减轻他的负担。他感激我的关爱，承诺守城两星期。

    我回到桂林后，9月11日打电话给蒋先生，我说，鉴于兵力不足、防御工事脆弱，守全县三个月是不可能的。蒋先生问我能守多久。我建议让九十三军在全县与灵川之间凭借有利的地形条件抵抗，然而，在9月27日前，九十三军不可撤至灵川以南。我解释道，把军用物资后撤，至少需要两星期，蒋先生同意我的建议。我告诉陈牧农，已经为他向蒋先生缓颊，但他必须对我信守诺言守城两星期。他感谢我帮他摆脱险恶环境。

    当天，九十三军守卫黄沙河的部队未经抵抗就后撤至全县的主阵地。我打电话训斥他，黄沙河的陷落标志了桂柳会战的开始。谁想到，当敌人逼近全州，九十三军由四川开往广西时，沿途拉夫扰民，到处殴打百姓，在贵阳市架起机枪同保安部队斗殴。5月离开四川綦江，7月间到达全州。陈牧农治军怠忽，又不积极备战，有些军官竞用汽车运载物品去重庆出售图利，这些物资不是盗取国有财产，就是从湘粤的商人、难民手中压价买进的，也有强行扣留、明夺暗抢来的。九十七军一六六师师长王之宇、副师长黄淑皆住在重庆公馆中，怕吃苦不随部队行军。陈素农是浙江人，他接替被撤职的湖南人李明灏，军委会中的湖南系人员就扯陈素农后腿，不发给汽车运兵，所以九十七军的物资、给养还得士兵们背着行军，他们连草鞋都穿不上，光着脚板走路，造成士兵厌战畏战。

    我报告蒋先生陈牧农擅自后撤，他命令我立即枪毙陈，接着我收到蒋先生的电话，确认他的命令。不然，我是不敢执行处决令的。蒋先生有权下令立即处决，但他通常是交付军法署审理的，例如张德能案。

    陈牧农向我庄严承诺坚守全县两周，但敌人一逼近他就逃跑，我气坏了。损失三个月的医药、弹药、粮食供应所引起的后果是无可估量的。九十三军团以上军官要求我帮忙求情，我没有理由拒绝。另外，陈牧农已往是一员勇将。蒋的恼怒只是原因之一，有足够的理由判他死刑。但作为中国人，我必须为他求情，我们中国人常常强调人情。我请求蒋先生下令将陈牧农移交军法署审理。

    9月17日，我派一名高级军官通知陈牧农出席会议。我不能告诉他，他将面临什么——若他知道就会逃走。他晚上才到。9月19日，我收到蒋先生电报，拒绝我的请求。蒋先生严令务将陈牧农枪决后的尸体拍照呈核备案。我将蒋先生的电报向陈牧农出示，问他要不要写一纸遗嘱。他要求我批准他与蒋先生通电话。我打电话给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林蔚，称陈牧农要直接向蒋先生报告，林答：“委员长已经休息了，不必报告，命令已经下达，请长官立刻执行就是了。”我告诉陈，我已回天乏术，我叫他准备遗嘱。我下令夏威负责执行。翌日，我离开桂林赴前方柳州指挥战事后，陈牧农被枪决。九十三军隶属于十六集团军，夏威是陈的顶头上司。

    如果蒋先生不越权指挥，这一惨事不至于发生。全县在我的战区，蒋先生应该让我指挥，我绝不会命令陈牧农在第一个阵地死守三个月。是蒋先生自己的过失导致陈牧农之死，为此，我必须批评他。

    9月下旬，六十二、七十九与六十四军抵达四战区。10月5日，杨森率二十七集团军抵达桂东平乐，辖有杨汉域的二十军与丁治磐的二十六军以及广西人罗奇的三十一军，后者系中央嫡系。这些全是从湖南战场溃败下来的部队，都严重缺额。

    军、师级单位上报长官部的兵力数字比实有人数少，因为他们害怕再被指派担负艰难的任务。上报长官部的人数与上报中央不同，他们上报中央则是多报。 敌人沿西江进逼时，我们不顾中央作出在柳州、桂林取守势的决定，断然实施我先前提出之在西江以南发动攻势的计划（见张发奎11月11日日记）。美国人十分赞同我进攻桂平敌军的计划。

    我命令三十一军的一三五师（师长严僧武）与唐纪率领的广西保安第一、第二纵队进攻平南西部敌军。以上部队组成左翼军。罗奇的三十七军配属邓龙光指挥，其任务是配合左翼的军事行动。

    10月21日，六十四军对桂平（在西江北岸，已沦陷）发起进攻。该部从广东开拔，行军一千里路在进攻前一日才到达石龙，所以没有足够时间了解战场形势。它本应休息一下，但我没办法，进攻兵力不够。六十四军包含新组建的部队。

    我很激动也很得意，这是我第一次向日寇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也是我第一次指挥空地联合作战。美国低级军官、士官、士兵加入了我们的前线部队，他们配备了无线电台，所以能引导第十四航空队的战机，这些美国人很勇敢；美军飞行员也很勇敢，他们低飞轰炸敌军，在能发现敌军时，战果十分辉煌。

    我有信心夺回桂平，然而，我知道即使成功了，如果敌人反攻，我们仍会失败。我希望赢得尽可能多的时间。有人说，我们明知最后会失败还发动对桂平的攻势，这是为了显示我军的威武不屈精神。

    10月27日，第一三五师与广西省保安第二纵队从平南地区后撤。翌日，我命令四十六军接替攻击桂平周边的蒙墟。28日，六十四军占领了三分之二的蒙墟，但当晚敌军增援时，又被迫撤出。我命令四十六军再次夺回。29日，我下令部队撤到桂平以西的新阵地。

    我下令邓龙光守住武宣以便掩护国军撤至柳州以及阻碍敌军前进，当晚我奉白崇禧指示返回柳州。

    10月31日，我下令部队摆脱敌军。我估计我们难操胜算，同时我们担忧桂林前线，敌军已经穿透桂林的周边（10月28日九十三军从高田撤至桂东北，10月31日敌军进抵桂林郊区。详见张发奎日记10月28日与31日）。我们担忧，敌军占领桂林后，将同从龙虎关进逼荔浦的敌军会师。

    蒋先生（11月2日亲拟文稿）发来电报，要我“守住桂柳待命”。我的同事们同我一致认为这是做不到的。柳州不像桂林有城墙与山洞，防御工事薄弱，缺乏防守的所有必要条件。我报告蒋先生，柳州守不住，要求他改变命令，他没有答复。

    我集中了柳州附近的部队，主要依靠杨森的二十七军。鉴于部队战斗力薄弱，我不得不采取内线作战策略，这就意味着我们放弃周边防御。坦白讲，这一策略比较容易执行，因为缩小了作战范围。诚然，如果有大量部队可以调度，我不会采用这一策略。在我的部队安置完成之前，11月5日，九十三军在桂林以南的永福被击溃。翌日，夏威与他的参谋长到达柳州。

    敌军逼近柳州，我命令二十六军军长丁治磐在柳江南岸尽可能坚守，该部虽在湖南激战过，但状态尚可。换言之，我授权他自行处理后撤事宜。

    11月9日，韦云淞从桂林来电称敌军已占领省政府所在地。我要求蒋先生，允许桂林守军突围，但未获准。当天我与桂林的电话被切断。

    韦云淞逃出桂林。城防司令一走，其部下便不可能继续抵抗，有些人突围了，伤亡极为惨重，三十一军一三一师师长阚维雍在七星岩山洞自杀身亡。 敌人使用了毒气，其实它根本不必违反国际公法诉诸这等残忍手段，要对付山洞里的国军只须使用烟幕弹就能奏效的。在战争中发生的事是讲不清楚的，敌人残忍极了。在那乱局中，幸存一命就不容易了，谁能保留毒气的证据？

    三十一军这么快就弃守桂林，我也感到惊奇。正如我已说过，桂林的有利条件是多山地形、坚固的城墙与防御工事，它不应该这么快就放弃。至于柳州，我们没有接战，是的，在柳州始终没有抵抗。

    桂柳会战失利的主因是士气低落，不同层级军官的战斗意志都动摇了。桂柳会战，三分之一官兵阵亡、负伤或失踪，被俘的却不多。失踪人数很严重，有些人在撤退途中乘机逃跑，情况比淞沪、武汉会战严重。（张发奎 口述   夏莲瑛 访谈及记录  胡志伟 翻译及校注）

    （摘自《张发奎口述自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7月版，定价：5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