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果戈理的对话

    这是一篇独特的穿越时空的对话，非常有创意。通过他们的虚拟对话，我们能全面了解果戈理与俄国、苏联不同时期的文学与社会政治。全文信息量大，可读性强，是一种独到的“信”文本。

    蓝英年：果戈理先生，您在天堂，我在尘世。您又上了年纪，今年202岁了，我说话您听得见吗？

    果戈理：我虽202岁了，但眼不花耳不聋，看得见听得清，你说的我听得见。

    蓝英年：先向您表示感谢，从小到大，我都在听您讲故事。在我最空虚或最倒霉的时候，您的作品成为我的精神支柱。我还读过评论您的专著，但我仍然对您了解得太少，我想向您请教几个问题。

    果戈理：你提吧。先告诉我你读过谁写的评论我的专著？

    蓝英年：有七八个人。就说主要的吧：叶尔米洛夫、赫拉普琴科和马申斯基。

    果戈理：你怎么读他们的书呢。叶尔米洛夫是打手，凡是与他观点不同的人抡起棍子就打。打手能有什么观点，就知道恬不知耻地歌颂斯大林，歌颂他们建立的体制，对文学一窍不通。他不是写我，而是图解列宁和斯大林引用过我的话，借吹捧领袖邀宠。赫拉普琴科什么都往阶级斗争上扯，我在《死魂灵》里写的几个地主身上的毛病，其实就是俄国人身上的毛病，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有，干吗非把他们与地主和农奴联系在一起？俄国的地主早被布尔什维克消灭光了，可我的人物绝迹了吗？至于马申斯基，不过综合赫拉普琴科之流的著作罢了。

    蓝英年：您怎么熟悉这三个人呢？他们可比您晚出生一百多年啊。

    果戈理：这是帕斯捷尔纳克告诉我的，他可被叶尔米洛夫一伙整苦了。20世纪30年代被他们整得活不下去，书不能出版，连他翻译的莎士比亚剧本都不能出版。他为了活下去，不得不写了一首歌颂斯大林的诗，被迫向新政权表忠心。

    蓝英年：我也听说他是第一个写赞美领袖诗的人。

    果戈理：是不是第一个我不敢说。这是阿赫玛托娃告诉我的，她自己不好意思说。其实，我也写过阿谀沙皇和贵族的信。不恭维他们，能给我钱吗？没有钱我怎么生活，怎么写作？我敢承认。我收了他们的钱仍写我想写的。以我当时的名气，写什么都能出版，靠稿费也能过活，但我那样做就分散精力了，我宁肯向沙皇贵族要钱完成自己的使命。我这种做法很多人不理解。

    蓝英年：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请您谈谈，您那时的写作环境同俄国变成苏联后有什么不同？

    果戈理：我正赶上尼古拉一世，一个反动的时代。全国实行书报检查制度，写了东西先送交检查部门审查，看看里面有没有反对沙皇的话。我的《死魂灵》是检查官尼基琴科审查的。他是文化修养很高的人，别林斯基把手稿带给他，他读后立即批准出版。俄国当时的检查官都是文化水平很高的人，有的本人就是作家。你知道冈察洛夫吧，就是写《奥勃洛莫夫》《平凡的故事》和《悬崖》的那个人，他也是检查官。而苏联的检查官都是契卡分子，大字不识几个，怎么审查？就知道肆意迫害知识分子。

    我在《钦差大臣》里对官员们百般嘲笑，剧本不仅出版，还上演了。首演的那天，沙皇率领大臣们到剧院观看。他们是来寻开心的，喜剧嘛，逗乐而已。特别是丢尔先生饰演主角赫列斯塔科夫，丢尔是著名的喜剧演员，特别善于插科打诨，王公贵族都爱看他的表演。但沙皇和大臣越看脸色越阴沉，看完尼古拉一世说：“诸位都挨骂了，我挨得最多！”

    蓝英年：您可要倒霉了。

    果戈理：我到意大利去了。

    蓝英年：您被驱逐出境了？

    果戈理：怎么被驱逐出境呢！我自愿去的，到意大利写我的《死魂灵》。当局并没有找我麻烦。沙皇时代与苏联时代不同，作家可以随意出国，像我的晚辈同行屠格涅夫，长年住在国外，在法国待腻了就上德国，想回国随时可以回国。根本不存在驱逐出境、叛逃这种概念。

    蓝英年：原来俄国和苏联的检查制度还是有区别的。我原以为苏联的检查制度是继承了沙俄的检查制度。

    果戈理：你怎么这么糊涂，苏联是推翻俄国临时政府建立的，临时政府又是推翻尼古拉二世建立的，怎么能继承呢。你不能看它们相似就认为后者继承前者，两个检查制度不同的地方很多。沙俄的报刊多数是私人办的，苏联的报刊通通是国家办的。不论是《新世界》还是《十月》都隶属于苏联作协，而苏联作协是国家衙门。一个作家组织变成政府部门，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沙皇时代发不发表文章由编辑决定，苏联时代主编没这种权利，还得通过苏共宣传部。特瓦尔托夫斯基跟我说过，他主持《新世界》的时候吃尽苦头，为发表一篇文章要到宣传部跑几趟，同官员们争论、解释、恳请甚至哀求。

    蓝英年：您也见过特瓦尔托夫斯基？您还见过哪几位苏联作家？法捷耶夫、马雅可夫斯基或者潘费洛夫、柯切托夫？

    果戈理：法捷耶夫和马雅可夫斯基不能到我这里来，因为他们是自杀的。潘费洛夫和柯切托夫也没到这里，去了另外的地方。

    蓝英年：后两位在中国名气很大。潘费洛夫的《磨刀石农庄》20世纪50年代就译成中文，但读者不多。柯切托夫的《茹尔宾一家》《叶尔绍夫兄弟》《州委书记》《落角》和《你到底要什么》陆续译成中文，读者要比潘费洛夫多得多。您怎么看这两位作家？

    果戈理：儿童文学作家丘科夫斯基同我谈过他们，所以我对他们略知一二。潘费洛夫是顽固不化的极权体制的护卫者，声嘶力竭地歌颂农业集体化。但他不仅缺乏文学才华，文化水平也不高，句子都写不通，高尔基就曾批评过他。读他的作品是浪费时间。柯切托夫同他是一路货，一味歌颂当局的政策，只不过文化水平略高一些，更善于投机一些。他们的得意门生是巴巴耶夫斯基，就是那个写《金星英雄》和《光明普照大地》的家伙，比他们两位文化水平还低，算个半文盲吧。听说巴巴耶夫斯基的作品也译成中文，中国太迷信苏联了，凡是获得斯大林奖金的作品就翻译。潘费洛夫主持《十月》杂志多年，柯切托夫主持过《文学报》。他们能发表什么好作品？他们看中的必定是拙劣的，优秀的绝不允许发表。

    索尔仁尼琴告诉我柯切托夫是拍苏斯洛夫马屁爬上去的。他讲了一件趣闻：每当柯切托夫接苏斯洛夫的电话时，第一句话一定是：“苏斯洛夫同志，我站着接您的电话。”苏斯洛夫是仅次于勃列日涅夫的大人物，苏联意识形态总管，人称灰衣主教，拍他的马屁自然爬得快。你说柯切托夫的读者比潘费洛夫多得多，我知道什么原因了，是你们的巴金告诉我的。柯切托夫后几部作品是在你们“文革”后出版的，那时不让读书，把年轻人赶到乡下。年轻人不读书怎么行？于是他们各显神通，到处找书，找到后互相传阅。柯切托夫的书就是那时读的。柯切托夫的书里有故事，也有点爱情什么的，青年们就读他的书，饮鸩止渴，因为没有别的书可读。中国青年没有接触过优秀的俄国文学和苏联文学，便把柯切托夫当成俄国和苏联文学的代表，太荒唐了。而潘费洛夫的《磨刀石农庄》是早翻译的，“文革”前已列入禁止阅读的苏修文学范畴，所以青年们没读过。

    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让青年人读书？中国不是学习苏联吗？苏联还让人读书呢。当然，有他们的宣传导向，号召青年人阅读宣传他们政策的书，但其他的书也可以读，比如我的书，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的书。

    蓝英年：后来中国很多书也可以读了，可“文革”期间外国文学（包括苏联和西方）和中国古典文学被定为封资修文学。还不止文学，也包括其他学科。我不多讲了，您弄不清，不是中国人谁也弄不清。这是中国特有的现象。我请教您第二个问题：谁是您的嫡派传人？包括俄罗斯的和苏联的作家。

    果戈理：要说嫡派传人一个没有，要说受到我创作影响的人就多了。俄罗斯著名的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和契诃夫，苏联著名的有苔菲、布尔加科夫和左琴科。当然不止这六个人，我不过举例而已。也不是说他们的创作风格跟我一样，完全不是，如果那样就变成模仿了，而他们各有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就连屠格涅夫也受到我的影响，但他的风格与我迥乎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们都是我的小说《外套》孕育出来的，布尔加科夫说愿用我墓碑下的一块石头做他的墓碑，而他的太太居然弄了一块。他和我都安葬在莫斯科新圣女公墓。我提到的三位苏联作家，除左琴科外，其他两位你们中国人可能不大熟悉，不得不多说几句。布尔加科夫一直受到拉普（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攻击，写过许多剧本都不能出版、上演，直到他死后二十多年，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得以出版、上演。他把我的《死魂灵》改编成剧本，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一段时间就靠《死魂灵》的演出税过活。至于苔菲，是苏联时期的作家，但并不是苏联作家。她自己对我说，她热爱俄罗斯，但仇恨布尔什维克。确实如此。十月革命，现在中学教科书又改为十月政变了，不管叫革命还是政变吧，反正1917年以后苔菲逃到法国，这才是流亡呢，与我到意大利完全不同。苔菲是聪明的女作家，善于捕捉人性可笑之处。1917年以前她在俄国已经闻名遐迩了，从王公大臣到邮差摊贩，没有不读她的书的，连沙皇尼古拉二世都爱读她的小说。

    1946年夏天西蒙诺夫和爱伦堡访问巴黎。斯大林给西蒙诺夫一项任务：把俄国作家布宁或苔菲请回国，两个人都请回来最好，请回其中的一位也行。苔菲告诉我，布宁对布尔什维克的仇恨不亚于她。两人决不回苏联。但苔菲听说西蒙诺夫和爱伦堡要在苏联驻法国大使馆举行招待会，宴请俄侨作家。二战期间他们在法国过的日子苦极了，平日吃不饱，几个月不沾荤腥，现在有宴会岂能不去饱餐一顿？一群衣衫褴褛的俄侨作家抱着同样的想法来到大使馆。桌上摆满珍馐美味，莫斯科的香肠，堪察加的马哈鱼，令人垂涎欲滴的俄国鱼子酱，这次可不是过屠门而大嚼了。西蒙诺夫先致辞，介绍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苏联人民为此付出的巨大牺牲，斯大林的英明领导是胜利的保证。西蒙诺夫致辞时，苔菲向布宁使个眼色，两人抄起刀叉，瞄准鱼子酱大嚼起来。西蒙诺夫举杯为斯大林的健康干杯，大家都站起来碰杯，没站起来的只有苔菲和布宁，他们完全沉浸在美味中。等到西蒙诺夫请同胞们品尝祖国的美味时，马哈鱼只剩下鱼头鱼尾，鱼子酱也所剩无几。

    斯大林为什么这时邀请苔菲和布宁回国呢？领袖的想法莫测高深，让人捉摸不透。过了两三个月开始猛烈批判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苏联党魁日丹诺夫把他们俩骂得狗血淋头，可他们是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呀，从未公开说过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话。左琴科跟我说，表面上批判他们，实际上是日丹诺夫派同马林科夫派的斗争。批判左琴科是因为他在列宁格勒杂志《星》上发表《猴子奇遇记》，但这篇小说不是他的投稿，而是马林科夫一伙捣的鬼，把他发表在儿童刊物《脏孩子》上的儿童故事转载在大型刊物《星》上，嫁祸给日丹诺夫，因为列宁格勒是日丹诺夫的地盘。他的地盘上竟发生这样的事，说明日丹诺夫丧失警惕性。马林科夫一伙知道斯大林看列宁格勒刊物，在严肃的刊物上突然出现一篇儿童读物必定引起他的注意。这是左琴科最重的罪行。批判阿赫玛托娃是因为她过去的经历，1917年前写的诗，翻陈年旧账。可布宁和苔菲不同，他们公开咒骂布尔什维克，咒骂苏维埃政权，咒骂苏联领导人。布宁在《诅咒的日子》里骂得厉害极了。把他们请来接受批判？按照苏联的法律他们两人都应处决。

    蓝英年：听说左琴科被开除作协后断了生路，靠修鞋过活。他为了发表作品，写过“歌颂讽刺小说”，结果失败。

    果戈理：荒谬绝伦，怎能把对立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呢？都说左琴科是我的传人，其实不是。我写的是俄国人身上的劣根性，他批判的是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对苏联人的影响。

    蓝英年：我想向您提第三个问题：您是怎么写作的。

    果戈理：苏联作家魏列萨耶夫写过一本《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你读过吗？

    蓝英年：“读过，并且把它译成中文。这本书很受中国读者的欢迎，印了五六版。鲁迅很推崇这本书，请孟十还译成中文。我算是重译。您同意魏列萨耶夫的看法吗？”

    果戈理：你说鲁迅推荐过这本书？我见过鲁迅。他很喜欢我的作品，除自己翻译《死魂灵》外，还请年轻朋友韦素园翻译《外套》。鲁迅大概不是从俄文直接翻译的，把死农奴译成死魂灵容易让人误解。我的故事梗概就是乞乞科夫利用已死但尚未注销的农奴发横财。译成“魂灵”就费解了。俄文这个词有两个意思：农奴和灵魂。“灵魂”容易理解，而“魂灵”还是死的，就不知所云了。

    蓝英年：鲁迅是根据日文并参照德文翻译的。书名译得确实有问题，不看过书不知是一本什么书，而您的俄文书名概括全书，一目了然。

    果戈理：魏列萨耶夫从搜集材料、写作过程、修改手稿和征求别人意见等几个方面谈我的创作，大体不错，基本同意他的看法。他说我不深入生活，我身在生活中，到处有生活，还怎么深入？我与人接触就是观察人。我特别愿意听人清谈，从中能汲取很多创作素材。《外套》的故事就是听来的，我不过改变一下情节而已。

    蓝英年：与您对话受益匪浅。谈的时间不短了，您该休息了，如果有机会再向您请教。

    （摘自《私信@他们：跨越时空的对话》，新星出版社2012年8月版，绿茶主编。定价：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