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发展意识、市民化意识和维权意识有所增强，但实际与期望的落差使他们并不能完全融入城市生活。
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新生代农民工，指出生在1980年至1994年的“80后”“90后”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大学生所占比例超过5％。由于工作经验等限制，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水平仍偏低，平均月收入1660元，仅在社会服务业高于其他农民工群体。
新生代农民工的新特征
就业目标明确化。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是直接从学校步入社会就业，他们外出就业的最终目标是成为城市人或发家致富，实现体面就业、体面生活。
择业趋于多元化。新生代农民工大多采取灵活方式就业，就业区域、就业行业和就业途径趋于多元化，找工作主要依靠市场。随着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农民工就业的行业不再局限于传统制造业和餐饮服务业，从事零售业、保险业、物流业等的人数日益增多，行业选择趋向多样化。随着中西部经济的崛起和县域经济的发展，就近就地转移就业的比重逐步上升。
城市融入快捷化。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同龄人具有相似的经济价值观，习惯城市工作节奏、生活方式和消费理念。城市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已不仅仅是打工赚钱、“来了又走”的地方，他们对城市文化、生活方式有着较多的认知和高度的认同。同时，他们的工资收入主要用于消费和投资，储蓄较少，甚至有了“月光”和提前透支的现象。
价值观念理性化。新生代农民工对事物的看法普遍基于对社会环境和个人条件的现实认知而非感性的判断。据调查，60％的人认为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能够“实现幸福”，81％的人愿意通过从事待遇不等的工作、尝试不同职业、去不同城市发展等方式来实现个人能力的提升。同时，他们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90％的人以捐款、献血等方式主动为社会作过贡献，其中近八成的人没有考虑过社会会给他们相应的回报；74％的人主动对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生产效率提出过建议；99％的人愿意在别人遇到困难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80％的人表示特别期望自己的工作、学习、行为等得到他人的认同。他们更热衷于读书看报、上网、购物、交友和运动。自费培训(如电脑)、购买书籍，成为许多新生代农民工的选择，这说明他们已意识到自身能力的发展和提高的需要。
身份地位边缘化。受现有二元体制的制约，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依然面临社保、子女教育、住房等显性障碍，以及就业歧视、婚姻、交友等隐性障碍。这使他们与其他群体的交流和融合存在诸多困难。随着户籍概念和城乡界线的模糊，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过程中容易交往到异性朋友，但社交圈子仍比较单一。他们无法在短时期融入城市社交圈，对乡情、亲情和友情的依赖特别大，绝大部分重视传统“乡族”关系并经常参加聚会活动，社会交往范围局限于狭小的同质性的农民工群体之内，与市民之间缺少互动与对话。这需要社会的转变。
新生代农民工：不满城市却又离不开城市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发布的《湖北经济社会发展年度报告(2010)》显示，在主要由“80后”“90后”组成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近七成人主要依靠“亲缘”关系找工作，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生活满意度并不高，但他们渴望融入城市，维权意识增强。报告建议我国完善以互信为基础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支持体系。
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总人数大约有1亿，占外出打工农民工总数的60％，他们构成农民工的主体。报告指出，只要我国还处于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农民就会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成为新一代的农民工，这一现象不会因为新农村建设的开展而停止。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成为影响我国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因素。
——市场竞争力差 找工作靠关系
在农业大省湖北，武汉是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主要地点，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对新生代农民工务工状况的调查表明，52.2％的被调查对象接受过技能培训，可见新生代农民工较上一代农民工更注重提高自身技能，以便能立足于城市。在参加过技能培训的人中，以单位组织的培训为主，占所有被调查对象的比例为38.8％，工作地有关部门组织的培训比例为9.8％，家乡政府组织的培训比例仅为3.6％。
报告说，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参加过的技能培训多限于用人单位的短期岗位培训，企业出于成本的考虑，很难为他们提供技术含量较高的职业培训，而主要是较为简单、上手快的操作性短训。因此，大量新生代农民工只能进行低技术含量的重复性劳动，市场竞争力差。
由于技能水平有限，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难以提高。调查发现，虽然新生代农民工的年均收入为两万多元，但众值不到两万元，也就是说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存在收入较高者，但大多数受访者的年收入仍处于底层。与此相应地，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条件不甚理想，半数人租房住，三成以上的人住单位提供的宿舍。
现实与期待存在落差，导致新生代农民工有较高的职业流动性。67.2％的被调查者表示自己经常换工作，其中，42.9％的人换过2～3次工作，24.3%的人换工作超过三次。至于求职途径，67.5％的人通过亲戚朋友、同乡、同事的介绍找到目前的工作，12.9%的人通过招聘会，6.8％的人通过职介所，4.9％的人通过报纸广告，2.9％的人通过招工启事。网络成为新的求职途径，1.8%的人表示通过网络找到现有工作。
——生活满意度差 渴望融入城市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分别从职业、收入、居住条件、社会保障、文化生活、社会地位、政治权利和政府公共服务等8个方面测量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生活满意度不高。
以7分作为满分标准，被调查者给予职业的分数平均值是4.1，收入和居住条件的分数平均值都是3.5，社会保障是3.0，文化生活是3.6，社会地位是3.1，政治权利和政府公共服务均仅有2.9。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工作和收入不稳定、工作竞争激烈、生活条件差、社会保障缺乏、本地人歧视、住所不稳定、乱收费和乱罚款、各种针对农民工的限制等，依次是他们在城市生活中最需要解决的困难。
调查显示，当权益受到损害时，77.5％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求助。其中，两成选择将网络作为维权工具，包括上网发帖发泄不满或寻求帮助，这一情形随着年龄的降低而增长。特别是在20～24岁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有29％的人选择使用网络，是25岁及以上年龄群的近三倍。同时，58.6％的人认为他们应该和城市市民享有同等权益，39.5％的人表示会参与所在城市的管理。
报告说，和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发展意识、市民化意识和维权意识有所增强，但实际与期望的落差使他们并不能完全融入城市生活。研究人员发现，基于城乡居民制度性身份差别形成的一系列社会资源再分配，使新生代农民工形成了强烈的被剥夺感和社会不公平感。这种心理体验和现实经验共同降低了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满意度。
然而，超过半数的新生代农民工明确表示喜欢城市生活，六成人表现出较高的留城意愿，不愿意留在城市的仅有19.6％。在都市生活的影响下，新生代农民工对家乡的认同和依恋有所降低。其中，5.2％的新生代农民工明确表示对家乡的观念、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已经看不惯；对家乡事比较关心的人数占比由2007年的86.9％降至2010年的69.5％。
——社会支持体系有待构建和完善
报告说，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较强的市民化意识，他们中的许多人期望成为“新城市人”。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很大一部分是市民化问题，然而在社会政策调整滞后于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一个突出矛盾是强烈的市民化诉求和薄弱的自我能力。
报告指出，发挥社会支持的作用对于解决这一矛盾尤其重要。社会支持指“各种社会形态对社会脆弱群体即对社会生活有困难者所提供的无偿救助和服务”。一个符合其特点的社会支持体系的建立和良好运行，能够更好地维护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帮助他们融入城市社会。
然而，目前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呈“内卷化”倾向。除求职主要通过投亲靠友外，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交往中，和市民群体之间存在隔离，两成人表示可以给予自己支持和帮助的朋友中没有城市居民，四成人表示只有一两个市民朋友。无论是物质帮助还是情感支持，非正式社会支持作用明显，近九成人在困难时得到过家人的经济援助和情感安慰，五成人获得过同事和老乡的帮助。相比之下，单位、政府和民间社团的支持力度薄弱。
造成上述事实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新生代农民工对就业、医疗等政策缺乏足够的了解，只有两成人表示知晓部分内容，导致他们在日常生活、工作中难以利用这些社会资源维护自身权益，造成正式社会支持的低利用率；二是当新生代农民工希望融入城市生活的同时，发现自己被挡在城市运行体制之外，职业身份改变的同时，制度性身份依然未变，一些基层组织人员对农民工的排斥多于接纳，管理多于服务。面对有形无形的排斥和不公正的社会待遇，新生代农民工更愿意相信与自己社会身份相同的人。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专家指出，有必要建立和完善以互信为基础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支持体系。为此，政府要进一步增强农民工政策的宣传力度和执行力，让他们确实享受到政策带来的好处；社区要实施统一的居民公共服务体制，开展各种活动拉近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的心理距离，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进入社区生活圈、参与基层民主管理的渠道；各类群团组织要从解决具体急难事入手，体现社会公平与关怀，为新生代农民工畅通诉求渠道，增强其在权益保护中的话语权。
（摘自《幸福写在民生上：中国十年民生路》，新华出版社2012年7月版，定价：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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