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国有土地加上国有资产，总产值约七十九万亿元，被13亿人一平均，每个人在2009年竟有6万元的国有资产。国有资产民有化或全民分红，是不可能的；但又要彻底扭转劳资分配格局不公的现象，我们就必须考虑 ——
从国富到民富，并不存在直接的联系，其间枝蔓错综复杂。当浩浩荡荡的GDP增长向人们的钱包奔流时，被不断分流，等到GDP真正抵达个人富裕这一终点时，已成涓涓细流。
从2000年开始，中国居民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逐渐下降，究其原因，就业人数过于充沛，即劳动力供大于求以及政府对资方的政策性倾斜是两种比较被普遍认可的观点。
成本的特点，决定了各种政策的资本倾斜性，并形成以资本而非劳动作为分配参考的示范性收入分配秩序。改革开放初期，资本极度匮乏，而劳动力充盈，几乎到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地步，为拉动经济增长，各项政策不可避免地向资本倾斜，资本决定收入的格局由此形成。政策对资本的宽容与大度，使得资本的贪婪更加肆无忌惮，可随意压低劳动力成本。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资本急遽积累，而劳动力供给则相对短缺。然而，资方主导的利益分配格局已然形成，倚重资本的政策惯性还在延续，资本伸展拳脚的空间依然很大，而劳动力则显出“人微言轻”的态势来。
2008年，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出版的《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引起人们的强烈共鸣。“继续走继续失去”，人们突然意识到，走在一个“流汗不值钱”的价值模糊时代，连“勤劳致富”的古训也会气结：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不富有，我曾试图回答这个问题。1998年时我计算了几个国家的劳动者在当年工作的小时数量，当时我的估算是中国工人2200小时。一个星期工作40小时，再乘上52个星期。工作小时最少的是荷兰人，1350小时，一年度假的时间很多。这些国家的制造业工人增长速度比GDP增长速度还要快，跟中国的情况完全是反过来的。在一些学者看来，他们更喜欢中国这样的模式，以低人权带来的低劳动力成本，将GDP做得越来越大，国家和政府的税收越来越多，表面看来国家更富强了，但是这种模式会使国富民穷的局面越来越恶化。
关于劳工权益，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不能再像原来一样去压制工人的罢工权，或者组织自己工会的权利。如果我们将企业和员工看作是博弈的两方，企业到现在可以通过并购扩大自己的势力，跨越很多行业并购，使企业的地位越来越强，谈判的地位也会越来越上升，就像富士康一样。但是在劳动者层面，并没有发生同样的变化。如果连自己去结社的权利都没有，那每个劳动者只能作为一个单个的个体，没有权利通过自由的结盟形成一个群体，就是说，企业可以通过并购来组织一个越来越大的公司，而在职工这一方却没有这样的变化发生，这种不对称显然不利于工人权益的提升。（陈志武：《中国人为何勤劳而不富有》）
初次分配格局是决定国家繁荣与否和个人收入的决定性因素。在中国，工资占企业运营成本的比例平均不到10％，而发达国家要占到50％左右。中国拥有最多，也相对廉价的劳动力，这成为中国经济腾飞的人力资本优势。付出相同的劳动，中国劳动者比西方劳动者拿到的工资要少。转来转去，又转回人口红利的圈子。2007年，社科院发布企业蓝皮书《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提出企业利润增加这一欣欣向荣的局面背后，是职工低收入的暗淡。方方面面盯着的利润表以绝对性的优势压制不受待见的工资表。从1990年到2005年，劳动者报酬在GDP中的比例从53.4％减少到41.4％，而企业营业余额在GDP中的比例却从21.9％增加到29.6％。1998年，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资总额还是企业利润的2.4倍，而到2005年就降到企业利润的O.43，而同期工业企业利润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从4.3％提高到了21.36％。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这样分析：
财富创造出来以后，国家税拿一部分，现在拿得越来越多，企业的投资所得并没有下降，所以劳动所得就越来越少。那么，如果劳动所得比重要提高，一个国家的贫富差距会得到有效的抑制。在发达国家，一般来讲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里面所占的比重起码在55％以上，我们现在不到40％，那就可以想象一下，按照2008年GDP30万亿来算，差10个百分点就是3万亿元。要给我们涨3万亿的工资，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下，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境遇就会得到很大的改善。
市场的闸门打开，对利润的追求从涓涓细流到奔腾激荡，却把对劳动者收入水平的保障抛在后面。大量企业自行为劳动力估价，而被利润驱使，又有劳动力充足垫底，他们有意或无意地成为新式“周扒皮”，不仅懂得半夜鸡叫，更明白如何钻营取巧，如通过拒绝向员工提供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变相节省人力成本。
与强势自作主张压低员工工资的资方相比，劳方则处于弱势。经营者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寄希望他们有一天“慈悲大发”是痴人说梦。让劳动者欣慰的是，随着劳动力红利的消失，资方“一言九鼎”的日子渐成明日黄花，劳方工资终于慢吞吞爬出谷底，划出上扬的曲线。
同时，行业差距也被学者们看作中国基尼系数偏高的重要贡献者，各行业收入参差不齐，部分行业的收入远高于其他行业。在2011年12月1日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中国劳动论坛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提供了这样的数据：
行业、企业间工资差距扩大。2010年，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36539元；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20759元。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是金融业70146元；最低的农林牧渔业16717元。最高与最低之比为4.2:1。上世纪80年代,我国行业间工资收入差距基本保持在1.6～1.8倍左右。世界上多数国家行业间差距在1.5～2倍左右。企业间工资差距更大。2010年调查上海某银行员工工资及奖金人均为29.66万元，员工的其他福利人均6.08万元，合计35.75万元，是当年城镇单位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10倍。（原载《人民日报》）
从行业特点看，“交通、运输、邮电、通信业”、“金融、保险业”以及“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供给业”等行业员工收入明显偏高，而这些行业普遍具备国有垄断性质。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对垄断行业的利益触动较小，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仍凭借垄断地位获取高额利润，稳坐“高收入”钓鱼台。
从经济学的角度上看，某些行业工资过高并非垄断的必然结果。然而，阶层流动的板结性，尤其代际传承的痕迹过重，导致就业门槛高高竖起，使普通劳动者失去了公平竞争的机会。
此外，本应全民共有的国有资产，我们实际上并未拿到分文。
2009年4月19日，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公布数据，2008年一百四十多家中央企业实现利润6652.9亿元。英国《金融时报》2009年5月29日公布的世界500强榜单中，中国有47家企业入榜，企业总市值超越了日本和英国。2009年，国有土地加上国有资产，总产值约七十九万亿元，被13亿人一平均，每个人在2009年竟有6万元的国有资产。
不过，国有资产就是国有资产，归根到底还是国家的，虽然结算到个人头上的是6万元，但实际上我们在算家庭收入时，根本不会将这6万块纳入收入之列。这6万元，买不了面包、鸡蛋与肉，买不了房子，也不能做投资，更没有分红。
我们拿不到理应拥有的6万元国有资产，有些人却能拿到，部分在国有企业体制内工作的人用起国有资产来大手大脚，有的甚至还动了“贪心”，将大家的钱据为己有，放入自己的腰包。此类种种暗渡陈仓的行为，老百姓可能还被蒙在鼓里。
每个人平均能拿到6万元，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不断有人提出不能再任由这6万元成为空头支票，应理性改变目前国有资产的分配方式，直接给老百姓带来实惠。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主张将国有企业股权、国有资产等通通打包，成立一个国有资产基金。管理者将这些国有资产基金以股份的形式分摊到13亿中国人身上。如此一来，老百姓就真正成为国有资产的持有者，并切切实实拿到了股份。国有企业的利润，可以直接进入老百姓的腰包，让老百姓切实享受到经济增长带给他们的好处。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提出，可以将国企股票平均分给每个公民。而清华大学世界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则直言不讳地指出，全民分红，是个很糟糕的主意，不能“一刀切”，可以根据各市的情况对低收入家庭进行补贴。
不过，要彻底扭转劳资分配格局不公的现象，提高劳动者报酬，还需不断增强劳动者在资方的话语权，并不断完善工资共决机制及配套措施。这个过程注定漫长而曲折，需要劳方与资方不断斡旋博弈，更需政府提供有力的制度与法律庇护以及行业垄断与就业板结的消融。
中国人口多达13亿人，国情复杂，以“财产民有化”的方式提高国民收入可能并不现实。不过，我们的确可以改变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的格局，也有可能改变当前“国富民穷”的状况。提高居民工资，扩大对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领域的投资力度以及加强对居民的产权保护等，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增加居民口袋里的钱。
（摘自《共识：中国在改革中前行》，东方出版社2012年6月版，定价：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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