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环境和市民的生活方式是互相塑造的。中国从制造业到创新社会的转型，不仅是个经济转型，也是个文化转型。城市的风格要变，生活方式也要变。我们每个人的行为，对这样的转型都会产生影响。城市环境和市民的生活方式是互相塑造的。中国从制造业到创新社会的转型，不仅是个经济转型，也是个文化转型。城市的风格要变，生活方式也要变。我们每个人的行为，对这样的转型都会产生影响。
2l世纪的城市化，明显有一股走出汽车城市的潮流。关于“绿色城市”、“再生型城市”、 “可持续性城市”的讨论和书籍汗牛充栋。在这一潮流中领先的，是一批“精英城市”，如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阿姆斯特丹、苏黎世、波士顿、旧金山、波特兰等。在广义上说，像纽约这种大都市，也正向着这个方向发展。在人们的印象中，这些城市的生活很“酷”、很“前卫”。这种“酷”和“前卫”，和中国中产阶级的时尚几乎是相反的，进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之所以出现这么大的差异，主要是这些“精英城市”是后工业社会的核心，属于创新社会，社会文化习性为低碳生活、热衷运动、偏好步行和公交。中国的大城市，其实还是制造业的核心，即使是白领阶层，其习尚也是蓝领的习尚，比如工作之余不好动，喜欢机动车等。这就严重地影响到了这一阶层的生活质量和健康状况。如今，我生活在波士顿地区已经有16年。波士顿是所谓世界“精英城市”之一。亲身的生活经验所呈现的反差实在太大了。
比如，2010年年初我看到一则新闻：重庆体检数据显示了日益恶化的中国城市居民健康状况：脑溢血这种老年人的病症已经潜伏到三十多岁的人群中。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三高”也逐渐年轻化。重庆的这一数据，和《2009中国城市健康状况大调查》所揭示的全国性数据大致相似。这后一项调查回收答卷300万份，针对的是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十余个城市的“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阶层。其结果表明：主流城市的白领亚健康比例达76％，处于过劳状态的接近六成，真正意义上的健康人比例不到3％。在35～50岁的高收入人群中，“生物年龄”超龄趋势明显加快，平均超过实际年龄10年左右。
白领是否比别的阶层更加早衰?目前缺乏比较研究加以证实。我怀疑，白领健康状况之所以一直成为新闻热点，一大原因是白领的话语权比较大，使自己的健康状况比较能够吸引媒体的注意。毕竟白领的生活和医疗条件比农民工阶层好得多。我很难相信他们的健康状况会比农民工阶层还差。
不过，抛开和其他阶层的比较，白领健康状况的恶化本身还是足够令人震惊的。在发达国家，白领的健康状况和平均寿命近年来突飞猛进。比如2008年哈佛的一项研究揭示：美国受过l2年以上教育的人口，平均寿命达到82岁。受过12年教育以下的人口，平均寿命仅78岁。当然，前者主要是白领，平均寿命上涨明显；后者主要为蓝领，近年来平均寿命没有上涨。除了白领医疗状况好外，最大的原因就是白领的生活习惯好。比如，吸烟是影响健康的最大因素。在这方面，白领比蓝领的吸烟率要低得多。
我个人在美国的所闻所见，也基本证实了这样的结论。白领阶层大量从事体育运动。比如，硅谷IT精英中最流行的是极端体育运动，如铁人三项、马拉松、长距离自行车、深海潜水等。而中国IT精英早夭的新闻则不绝于耳。美国白领的饮食也非常清淡讲究，甚至有人给自己定出卡路里“预算”，严格遵守。良好的教育，又使他们在执行自己健康食谱时有足够的知识，并及时吸收最新的健康研究成果。
为什么中国的白领不能如此?以我个人的经历和观察，首要原因大概是中国的教育轻视体育。“四肢发达、大脑简单”的观念深入人心。进运动队的人多是功课不好的。在美国则正好相反，体育是教育的核心内容，学校的运动明星经常学业出众。对白领来说，体育是终生之事业，乃至七八十岁还乐此不疲。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曾经在书中写道，在河上荡舟时你会发现：开机动游艇的经常是劳动阶层，在那里吭哧吭哧划船的往往是白领。当然，一天到晚骑自行车的也是白领，蓝领多半开车出门。摩根大通这一大名鼎鼎的金融机构的副总裁卢茨·伯恩，就坚持骑车上班。他几年前才放弃冒雨骑车上班的习惯。那些吃自然食品，不吸烟，注意锻炼身体，又日程繁忙的白领精英，是这一生活方式的领导者。一位波特兰的律师说，他过去每年上班开车8000公里，如今每年骑车8000公里，三年骑车上班，竟帮他减了30磅体重！2009年股市大跌时，金融分析家上电视给观众推荐最保险的股票。其思路是先确定什么产品是人们的基本需要、不会因为经济萧条而牺牲。其中一项竟然是体育用品!那专家问观众：想想看，经济不管怎么萧条，难道你能不运动吗？难道孩子能不打球吗?可见美国人的体育习惯是多么根深蒂固。
这方面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不久前退休的美联储的第二号人物唐纳德·科恩。他的退休在金融界颇有些震动。唐纳德·科恩在1970年研究生毕业进入美联储时，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还是个高中生。前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如今已是“大佬”了。但格老当年也公开承认，唐纳德·科恩是他在美联储的第一个老师。唐纳德·科恩目睹美联储40年的沧桑，可谓老马识途，被称为是美联储的“机构记忆”。伯南克在金融危机中，也事事求助于他。可见他是掌控世界金融神经系统的“财神”。
除了金融界的大佬资格外，他的另一佳话就是骑自行车上班。《纽约时报》在报道他退休的消息时登了两张照片，一张是传统的头像，一张则是他在美联储专有的停车位：两辆轿车之间宽敞的车位上，摆放着一辆孤零零的自行车。
唐纳德·科恩是位低调人士，不作秀、不声张。他坚持从郊区骑车上班，究竟是为了环保，还是为了锻炼?大家不得而知。因为他从来不以此说事。媒体除了照张照片外，实在也找不到采访的线索。不过，仅他骑车上班本身，就让国际金融界吃惊不小。要知道，金融界的工作压力不仅大，而且穿着十分讲究。天天西装革履不说，干某行系什么领带都有一定传统，不能错乱。过去有报道说一些CEO骑车上班，并号召员工也这么做。但困难在于，企业界一向衣装整齐。骑车上班，刚到办公室就已经一身臭汗，有些人需要淋浴更衣才能工作，实在非常麻烦。唐纳德·科恩如何做，我们不得而知。从报道上看，他总是把两条西装裤角绑紧，以防被车挂住。这一奇闻逸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方发达国家的“自行车复兴”。
应该说，美国是个汽车之国，开车上班乃生活之必需，骑车则主要作锻炼休闲之用，公路上很少见。另外，公路上自行车少，开车人也不会意识到自行车的存在，你要反潮流骑车的话，反而非常危险。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美国街头骑车，竟还有开车人向我吆喝，大概觉得我行为异常吧。可是，这几年，眼瞧着骑车的人越来越多。
2004年的调查显示，80％的城市准备建新自行车道，甚至有一个拼比哪个城市对自行车最友好的竞赛，有160个城市参加。对骑车人的态度好坏，已经成为城市形象问题。参议院还在审议法案，要用税收优惠，鼓励雇主给骑车上班的雇员每月40～lOO美元的补贴。我现在住在波士顿地区，亲眼见有人推自行车乘地铁。有的人从郊区的家里骑将近五公里到地铁站，然后推车上地铁，出地铁后，再在城里骑将近五公里到办公室。公路上纷纷划出专门的自行车道。西装革履、裤脚绑紧、顶着个头盔的骑车怪物，也见怪不怪了。除了波士顿外，在首都华盛顿、博尔德等城市，自行车早可以搭乘地铁甚至公共汽车(公共汽车设装载自行车的架子)。最热闹的纽约，自在曼哈顿西侧修了2.7公里的自行车道后，从2000年至今，骑车人数增加了50％，达到日12万人次。芝加哥的自行车俱乐部，开办第三年，会员增至500人。
骑车的人多了，不仅有助于“减排”、缓解交通压力，而且能够增进人们的健康。中国本是自行车王国，是个很适合骑车的地方，但“自行车复兴”之说，似乎闻所未闻。这里的一大原因，大概就是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缺乏发达国家精英阶层的文化品位和社会责任感。人类学家早就说过，精英的生活习性经常被全社会不自觉地模仿。唐纳德·科恩这样的人多了，人们哪怕多麻烦也要骑车秀一秀。在中国，精英们把骑车看作是贫困的标记，哪里会以此来炫耀自己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更何况，在这么一个媚富的时代和社会，精英不骑车，城市交通的设计就越来越欺负骑车人。
中国的经济发展在过去30年有片面追求GDP的倾向，有时到了不计环境代价、不计社会代价的程度。这一发展模式影响到了个人的价值观念。中国的白领对成功的界定太狭隘，动不动就要攀比年收入。美国的白领则相对比较重视生活方式。比如，许多成功的白领女性辞职在家教育孩子，有不少人放弃高管的位置以便更多地和家人待在一起。
几年前我曾经介绍过，香港的空气污染太严重，导致跨国公司难以找到高管到香港就任。一位银行家放弃了香港的职位，理由是他作为业余马拉松选手，在香港的气候和空气污染中很难训练。
另外，中国的社会生活中陋习太多。比如，做生意一定要吃喝。白领这方面机会太多，每周要到宴会上应酬，又缺乏运动，自然会染上“三高”这种富贵病。最近中国成为世界第一汽车市场，私家车的流行，将进一步减低本来已经非常少的肢体活动。我有位朋友，刚当教授就买了辆车。后来他承认，开车几年，屁股越来越大，最终盖住了整个驾驶席。
在我的生活圈子里，我的这些朋友们，虽然全是中国人，和我一样全是博士，但居住在美国的和居住在中国的在业余喜好上越来越不相同。
有位在北大当教授的朋友，可以说在本领域是顶尖了。最近电话交流，他抱怨自己年纪大了(其实比我还小两岁)，身体越来越不好。他把一切归结于中国成功者典型的生活习惯：应酬多，大场合多，一席一席地吃，一杯一杯地喝。出行足不沾地，总坐在车里……我接触的国内同类型的朋友，大致也都如此。
另外一个在美国的中国朋友，最近则刚刚完成一次长距离自行车比赛，距离超过二百公里，在夏日里奋斗十小时以上。我听罢吃惊不小，过去可从来没有听说她有体育的嗜好，如今怎么变得这么“极端”?听她说，她还在比赛中碰到另一位中国女性，跑了马拉松，成绩3个半小时。哇，你在国内见过几个马拉松能跑3个半小时的三十多岁的女性?
这就是我所生活的“精英城市”的前卫文化氛围。
以我的观察，美国的新经济技术含量高、竞争性强，需要年轻人的精力和开创性。我在《培养精英》一书中曾介绍过，在硅谷，极端体育是一大时尚。一位凌晨4点起床苦练长距离游泳的女士讲，在这里，四十多岁就显得老了。所以，过了四十岁的人，要不停地证明自己。你在马拉松式的竞争中击败了二十多岁的毛小子，别人就对你另眼相看了。总之，成功意味着奋斗，意味着“过程”。你的整个生活格调，都应该体现出你正在这种奋斗过程中，这才叫“酷”。这也难怪，最近美国的生活趋势是：骑车渐成了中高阶层的时尚，高尔夫则开始在劳动阶层大为流行。
在中国则是另外一回事。成功更意味着“果实”，成功者仿佛都进入了既得利益集团，所以，成功者的文化，以享受为上。比如到宴会上“吃香的喝辣的”，去捏捏脚，或者打打不需要太大体力的高尔夫，觉得自己很“上流”，甚至一些豪华的会议都提供这种服务。骑车则是很土的生活方式。
城市环境和市民的生活方式是互相塑造的。非汽车城市的环境，往往给运动留下诸多便利，鼓励人们从事体育锻炼。
因为大家都喜欢户外运动，因而更珍惜环境，愿意把一切地方都维护成这样。有了环境，则又刺激人们参与户外运动，使更多的人关心环境，这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如果大家把开车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特别是精英阶层整天汽车出行，普通人也梦想着有朝一日开上车，谁还在乎自行车和跑步的环境?没了环境，想运动的人也不会出来，大家对环境就更加漠不关心，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中国从制造业到创新社会的转型，不仅是个经济转型，也是个文化转型。城市的风格要变，生活方式也要变。我们每个人的行为，对这样的转型都会产生影响。
（摘自《薛涌看中国：一个公民的社会观察笔记》，凤凰出版社2012年6月版，定价：35.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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