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白色恐怖

    父亲突然被捕

    1950年初，我们才从台中搬到台北不久。有一天半夜正在熟睡，突然有军警多人敲门闯入，他们铐了父亲的双手，把他押走，给母亲和我们孩子留下了一片惊惶。父亲出事那天，大弟康成不满四岁，我尚未满六岁，小弟观圻才一岁零八个月大。父亲被捕后不久，警方又来家里拿走很多东西，包括现钞以及父亲全部的衣物、书籍等。母亲当时才28岁，在台北举目无亲，遭此突变，她唯有垂泪。幸好趁混乱之机，她把一些金子藏在小弟的尿布中。此后不久，她就带着三个小孩乘火车南下，一直逃到高雄县一个叫做港嘴的乡下，暂时投靠在我大姨家。其后好长一段时间，父亲几如失踪。家里收不到他的任何消息，母亲开始以为他有遇害的可能，甚或像“二二八”事变时许多人被打死在南港桥下那样……

    但六个月之后，母亲终于收到了父亲从台北新店军人监狱寄来的一封信，说已被判刑十年。信中并没说为何被判刑，仅说一切尚好，勿虑。母亲知道父亲受了别人的连累，但在当时台湾那种动乱的情况下，她也无可奈何。

    得知父亲还在世，母亲不再像以前那么悲观，鼓起了生存的勇气。这以后不久，母亲就开始在林园小镇开裁缝补习班，赖此维生。

    那时母亲一心一意只望我求学上进，不许我因家庭的负担而受拖累。她说：“我宁可牺牲儿子的教育，也要成全女儿。男孩子长大了在社会上出路很广，女孩只有好好上学才会更有出息……”

    总之，母亲自己再苦也尽量不要她的儿女受苦。在那个年头，母亲等于是我们的温室。

    母亲说，我很小就颇为勇敢。当年保密局的谷先生来抓我父亲，本来连我妈妈也要一起抓去。但我一看情况不对，立刻拿起一根很长的棍子朝着他猛打过去。据说谷先生因被我这么一个六岁孩子的孝心感动而作罢，否则我们姐弟三人可真要成了孤儿了。多年后母亲还一再强调，是我的那双强壮的小手营救了大家。

    当父亲不在家的那十年间，尽管政治迫害不断给我们带来许多生活上的困境，但自小我的心里却是乐观而平静的。我以为自己虽然活在不幸的时代里，却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我想这是因为母亲不断给我们一种爱的启蒙的缘故吧。

    首先，母亲很爱父亲。她天天自己省吃省穿，全为了我们姐弟三人，但若遇到父亲喜欢的东西，哪怕再贵的价格也要把它买下来寄给远方的他——虽然母亲知道，东西一旦寄到监狱里，父亲不一定能自己全部享用到。此外，母亲也经常为父亲制作新的内衣和被褥，总是边缝边落泪。遇到这种时刻，我最深的感触就是爱，心想母亲虽然孤独寂寞，但她的内心十分充实，因为她对父亲的爱是无条件的。她是为了爱才生存下去的。

    探监途中

    1953年，我九岁，那一年父亲从台湾东岸的绿岛(通称火烧岛)集中营转至台北新店军人监狱继续服刑。此后每年寒暑假，母亲必带我们姐弟三人去监狱探望父亲。我们家住在高雄乡下，每次去探监的往返行程都十分辛苦。出发的当天，母亲一大早就带我们从林园乡下乘汽车到凤山，再由凤山搭“高雄客运”往高雄市，到了高雄之后，又得转乘市内汽车到高雄火车站。在挤满了旅客的火车站匆匆买了票，又得长时间地等车，而好容易上了车，每一次车厢内都是爆满。那些抢先上车的，急着占位子的，全都横冲直撞，母亲只得护住两个弟弟，一只手拉一个，边走还要边回顾落在后边的我，而我身背大书包，想赶上去却总是走不快。等赶上车，浑身无力地往车上一坐，在火车摇晃中一歪头就靠在椅背上入睡。到达台北，总要拖到次日清晨。这时候母亲又要招呼我们这些喊饿的孩子吃了早点，再搭汽车前往新店。

    从新店往军人监狱，要乘三轮车，那段路最令我难忘。那是一条漫长的路，沿途十分荒凉。我们四人总是同坐一辆车，母亲和我坐在座位上，两个弟弟蹲在我们的脚边。听说我们去军人监狱探监，三轮车夫的脸上多流露出同情的表情，都不愿多收我们的钱。记得有一回，一个三轮车夫边踩车边说道：

    “孩子还这么小，爸爸就被抓去关了监狱，真可怜啊!你这位太太也真不容易呀，是远道来的吧?唉，我知道那里头关的不少人都是冤枉的……”他一边说着，向监狱的方向指了一下。

    妈妈只是唉声叹气，答不上话来。一时间，我思绪起伏，悲从中来，就在一边抽泣起来。泪眼中只见三轮车的车轮在石子路上慢慢滚动，那一条荒凉的路似乎越走越远。我听见母亲慢慢地对那三轮车夫说：

    “你真是好心人，我们是从高雄乡下赶来的，坐了一天的火车才到呢。我丈夫已在牢里关了三年，还有七年刑期才满。到时候，会不会出来，还说不定呢……”

    “唉!你的命真苦……”车夫只顾叹气，口中不断在说：“命啊，命啊，这都是命啊。”

    终于我们抵达监狱墙外。远望阴森森的，到处有宪兵站岗。母亲向车夫说：

    “多少钱?让我先付这一趟的钱给你。”

    “不用，不用，我在门口等你们，等回去时再付钱吧。”

    “也好，那就多谢你了。”母亲笑脸向他致谢，脸上却掩盖不住深重的忧虑。

    我们进了监狱，母亲和管门的人说了几句话，就带着我们站在面会室里等候。所谓“面会”就是徒然地面面相对，谁也不得逾越冷酷的界线。狱卒领着我爸爸从玻璃的那头走来了。他满脸憔悴，浑身消瘦，穿着没系腰带的囚服，我一下愣住了，不住望着母亲说：“爸爸来了……”

    面会开始了，母亲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只是把小弟大弟高高抱起，好让爸爸看个清楚。我则努力踮起脚尖，在一旁观望。旁边一直有人站着监视，面无表情，一面在计时，一面似乎还在录音。最后父亲先开口：

    “我一切很好，你们不要担心……”

    “你看，三个孩子都长大了。快叫爸爸……”记得那天的对话大约如此：“我给你寄来的药都收到了吗?还需要我寄什么东西?”“不需要了。你太忙，不必每封信都回。”“这学期孩子的功课都很好，小红还是考第一，康成第二名，观圻明年就要上小学了，我会继续寄他们的相片给你。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呀……”

    这时管门的人早已在催促了，因为每次面会时间不能超过十分钟。但听说那次狱卒特别同情我们，看见我们母子四人好不容易从老远的高雄跑来面会，破例给我们延长了五分钟。

    走出监狱，我们都忍不住流泪了。在极短的时间之内，我仿佛长大了许多。远远地，我看见监狱的墙外空荡荡的，只有那个三轮车夫很耐心地在那儿等候我们。

    在回程中，三轮车夫一直安慰我母亲，说：“你们还算幸运的，这年头能保一条命已经不错了……”走了几十分钟，我们又回到了新店的汽车站。

    三轮车刚要停下来，母亲已伸手掏出钱来。下了车，母亲一面向车夫道谢，一面要把钱递过去。谁料，车夫一下子竟跳上车去，向我们摆摆手，喊了一声：“我不能要你们的钱呐……”母亲还没来得及开口，那车夫头也不回，飞奔而去。

    在中午的太阳下，母亲站在那里，无奈地望着车夫的背影，半晌怅然无语。

    几十年来，我一直忘不了那个好心的三轮车夫。我常常想，那个人现在还活着吗?还在新店踩车吗?但我知道，台湾的三轮车早已被出租汽车取代，可以说已全部自然淘汰掉了。

    2000年8月在北京游圆明园，我赫然看见一辆辆人力车在路边候客。有一位身材特别矮小的青年，向我笑着走来，问我要不要乘他的车，说从圆明园的这一头拉到另一头，只要人民币三块钱。我说：“我给你三十块……”他睁大眼睛直说：“不好，不好，怕我们老板知道了要处罚的。”但很快他就让我上了车。

    那青年以一种缓慢的节奏拉着车子，脸上慢慢渗出了汗珠。圆明园内，一抹斜阳，凉风轻吹，望着那湖上的景色，我神思怅惘，了无观赏的心情。眼前这美丽的情景正与50年前坐三轮车探监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思前想后，我都不敢仔细回顾我们是怎样一步步走过那段坎坷路途的。

    最后，下了车，我还是把30块人民币塞给车夫，什么也没说转身就走了。

    父亲的故事

    有关父亲1950年在台北被捕的详细情况，我一直到半世纪之后(即2002年的夏天)才偶尔从父亲自己的口中得知片段。那个隐藏多年的政治迫害景象才慢慢在我的眼前又一次展开了。

    原来我父亲坐牢十年乃是受我大舅陈本江先生的连累。因为保密局的人抓不到陈本江本人，故把目标转向陈的亲戚和朋友们。由于我父亲当时的身份和地位较为显著，而且又是陈的妹夫，还是大舅留学日本时期的同学，所以就不幸成了代罪羔羊。

    在我幼时的印象中，好像有一天夜里父亲突然被人强迫带走，以后就没回来了……

    但后来我才知道，那记忆并不全对。事实上，保密局的人前后一共抓了父亲两次。1950年1月23日深夜父亲第一次被逮捕，但父亲被捕一个月左右，突然被释放。那时家中的东西已全遭没收，且被迫搬进另一间被没收的民宅中，整天都有特务在家里监视。日间则有保密局的人带父亲到各个城市，他们要他说出某某亲友现在躲在哪儿等等(当时有亲友参加了民主革命联盟)，但父亲却丝毫说不出什么，态度也不合作，故5月5日那天又被抓。

    第二次父亲被捕那天，大弟康成正在发高烧。故上了军车后，父亲一直心如刀割。首先，他被关在保密局另一个临时看守所里，所内地板尚未干，整天不得盐吃，身体浮肿，几乎支撑不住，且时时活在黑暗中。每天早晨，倒马桶是唯一得见天日的机会，但后面总有刺刀和冲锋枪跟着，十分恐怖。当时，父亲天天被施加各种各样的体刑。

    数月之后，父亲被移送至军法处看守所。在那儿很久都没判刑，只得到一个号码。刚进去时，半夜经常听见有人陆续叫喊某某号、某某人，接着只见一个个年轻人被推出去枪毙，他们大多是优秀的台湾青年，几乎全是台大学生。

    那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不久父亲就被判刑十年，随即关入军人监狱。每天那儿的政治犯等于睡在“水上”，因为被褥底下都渗透着来自浴室和厕所的水。但这时总算准许犯人给家人写信了。通信后，母亲带着两岁的小弟观圻，飞快地赶往台北的监狱看望父亲。那回父亲隔着窗，只见母亲抱着观圻，观圻拿着半根香蕉在嘴上啃，夫妻两人，一时泪眼相对无言。

    但母亲第二次去时，父亲已被送到绿岛劳动营去了。

    据父亲回忆，在那段强迫劳役的日子里，他常常想起托尔斯泰小说《复活》中所描写的集中营的情景。当时他觉得苦不堪言，生不如死，加上早已在监牢里得了肺病，这一下就更严重了。父亲从来不会游泳，有一次看见绿岛有一个很深的池塘，他故意跳下去，心想一定会立刻就死了。没想到他的身体竟浮在水上，沉不下去。那次父亲虽幸运地活了下来，但他的一些朋友却死在绿岛了。

    大约两年后，父亲终于被押运回台，关入新店军人监狱。在那里几年之间，父亲看见难友们死的死，疯的疯。同时，他仍照常受罚，每日戴着脚镣出去做工。后来身体不支，就开始吐血，心想此生是绝对无法生还了。但终究还是写信通知了母亲，让她寄药到监里。

    坐牢的经验使得父亲渐渐看透了人性，从此勤读《圣经》。他发现，《圣经》乃是反映人性的一面镜子。在经历过诸种人生境遇之后，父亲终于找到了他的信仰。在坐牢的最后三年间，父亲似乎能静下心了。他不但自愿在牢里教英文，也从事各种翻译工作。例如，他译自日文的《论科学的思考》一文曾发表于《科学教育》第三卷第三期(原著者为汤川秀树)。后来父亲把他那篇译文从牢里寄来，献给我妈，作为他们结婚第十四周年纪念。母亲深受感动，因为没有什么礼物比那篇文章更珍贵的了。

    母亲的固守

    我的母亲有一种固守的性情，凡事都能心志坚定，不受外在的诱惑。这种性格也使她在患难中变得十分坚强，成为一个刚烈的女人。

    父亲被保密局逮捕的那一年，母亲才二十多岁，但她在受苦的十年间自始至终都很独立自强，即使遇到了经济上的困境，也从不接受亲友们的资助，只是自己昼夜不停地做工，勉强糊口。在那些日子里，她有喝不尽的苦杯，流不完的眼泪，泪水经常湿透枕边。同时她还得了重病，但仍然不顾一切拼命做苦工。因此，在林园的小城中，她很早就赢得了“贤德妇女”的名声。后来，父亲出狱时，各处亲友纷纷来慰问，知道母亲所经历的事，无不称赞她的美德懿行。

    记得我们刚搬进炼油厂教员宿舍不久，有一天，一位父亲的老朋友远道来访，听了妈妈的故事，又感叹又赞美，临走向我父亲说：“这是现代的王宝钏啊。”因为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许多人出狱之后，就会发现自己面临着两种困境：其一是就业问题；其二就是家庭破碎，自己的妻子早已离去。当然，那是残酷的政治现实所造成的悲剧，是人人都能体谅的。

    当时许多政治犯一旦被判刑，知道自己出狱无期(即使被判有期徒刑，也不一定能按期出狱)，就劝他们的妻子再婚，主要怕她们耽误了青春，也怕她们和孩子们无法生存下去。我记得，妈妈刚开始在林园乡下开办洋裁班时，有一天忽收到爸爸寄来的这么一封信，信中提到既然他已被判十年刑期，生还无望，要妈妈赶快改嫁云云。

    妈妈读完了信，气冲牛斗，嘟囔着说：“胡说些什么呀……”说着，立刻买火车票，出发北上。那次妈妈一个人匆匆赶去台北，我完全不知道爸妈是如何进行对话的。只知道从此之后，爸爸再也不敢提这事了。

    妈妈天生丽质，她的美貌，在家乡是出名的。后来她在东京读书的时候，有一次在开往京都的快车上，一位绅士模样的人上下打量她半天，过来打招呼，称赞她的美丽，弄得妈妈莫名其妙，还以为遇到了坏人，紧张万分，事后才知道原来那是个日本制片厂的导演，想罗织人才当电影明星的。多年后，我们住在林园乡下，母亲偶尔会到学校来开家长会，学校里的同学们也都会问：“那个穿旗袍的漂亮妈妈是谁?”她上街买菜，也经常引人注目，加上她待人诚恳谦和，所以乡里的人都特别喜欢她。

    每次有人在我面前称赞我妈妈，说她很美，我总是感到很骄傲。但我认为母亲的美是她的内在美的真情流露，她那种凡事固守的性情使她特别有魅力。对我来说，母亲的美是一种人格美，珍贵有如玉石。

    我记得，爸爸不在家的那段期间，妈妈最发愁的就是我们的经济问题。每当我们快要交学费的时候，她就不得不想尽各种办法筹钱。有一天，一位与妈妈娘家有世交的朋友忽然来信，说他近来发了大财，想带妈妈到凤山去做一笔很好赚的投资生意，说只需几个钟头的时间就能把事情办好。母亲听了很高兴，于是就约好某天早上一同去凤山。出发的当天，那位朋友还特地请了专车来接，也算彬彬有礼了。

    当车子驶到半途中时，妈妈开始起了疑心。似乎车愈来愈近郊外，不像去城里的样子，而且已快到海边了。这时妈妈才猛然发觉自己受骗了，于是神色惊惶起来。那朋友知道难以再隐瞒了，就温和地向妈妈一五一十据实说了：原来那天不是出来谈生意，而是想找个机会向妈妈求婚，希望妈妈能嫁他做妾!妈妈一听，大吃一惊，又气又怕，立刻就喝令司机停车，自己开了车门，飞快地往海边跑去，好像要去投水自杀的样子。车里连司机带那个朋友吓得赶紧追上去，费了好大一番功夫才把我妈带回车里。一路上，那位老朋友面红耳赤，连连向妈妈赔罪不止。就这样，妈妈才得脱险。

    这件事是事后我们房东太太告诉我的。那年我虽然才十一岁，但已开始懂得这种事的严重性。我后来问妈妈，但她说不要紧：“小孩子不要乱想。”但从那时起，我开始特别注意妈妈的安全，很怕有人随时会来害她。

    自从那次的事以后，乡里的人对母亲更加尊敬了，佩服她一个年轻女子有节有胆，很不平常。有人告诉我，我妈是个标准的“贞妇”，她的行事风格很传统，也很“中国”。但其实对妈妈来说，贞节是她人性尊严的一部分，也可以说，就是她对我爸无条件的爱的表现。

    然而，有些亲戚不太了解我妈，以为她太好强，因而对她有所批评。但我认为那是他们不了解母亲那种固守的情操的缘故。至于我，我最佩服我妈了，我佩服她凡事不顾一切、勇往直前的精神。若不是有她那种坚持的性情，我们一家人不知要如何度过那一段苦难的日子。

    （摘自《走出白色恐怖》，三联书店2012年4月版，定价：24.00元）